影视基金“游击”

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以影视业为主投方向的基金有18支之多，但这支不算小的资本力量实际投放却雷声大雨点小

不久前，乐视星云影视文化基金和火烈鸟影视基金相继宣告成立，并计划推出多个电影项目计划；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国影基金宣布将斥资2亿美元投资制作10部合拍片；几乎同时，红利影视基金也宣告成立；今年初，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则宣布与好莱坞梦工厂合作建立“东方梦工厂”计划。纵观近两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这支新生力量格外耀眼。不断涌现的影视基金和投资项目如汹涌波涛，倒映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电影市场的诱惑力。大量资本的介入将对中国电影业格局产生深层影响。

政府搭台，资本唱戏

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以影视业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达18支之多。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多样，但采取的组织方式大多是合伙制私募基金。在这种结构中，由负责管理基金的机构或投资家充当普通合伙人，他们的出资比例往往只占基金很少部分或以劳务出资，对该基金承担无限责任，负责基金实际运作。而主要出资者则是有限合伙人，他们投入绝大部分资金，但对基金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并不负责事务执行。通过这种结构实现“富人+能人”的结合。

仔细分析这些基金信息，可以发现它们大多在2007年之后才浮出水面。2007年6月，我国开始实行修订版《合伙企业法》，赋予合伙私募基金合法存在的地位，获得“准生证”的合伙私募基金又靠其投资机制上的优势获得了投资者青睐。首先，其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有效避免了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可能造成的双重征税问题。其次，私募基金的募集采用“承诺资金制”。合伙基金的投资者通常在基金发售期先承诺认购一定量的份额，但实际上仅按一定比例支付认购份额，其余资金在基金进行实际投资时再按照认购的比例分批注入。比如一壹影视投资基金，据一壹影视投资基金总裁罗万里介绍，一壹基金的首期仅需缴纳10%的资金。通过承诺资金制，投资者可根据基金的管理状况和项目的进展，决定是否提供后续的资金投入，更具灵活性。每一次资金投入，实际上也构成了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的一次评估。此外，合伙基金在利润分配和管理机制上相较于企业制往往也更简单。

除了机制上的优势，2008年以来不景气的股市，以及各地为吸引投资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亦促成了私募基金的繁荣。如在天津，根据《天津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办法的通知》，“凡天津市注册并经备案的基金管理机构和股权投资基金均可享受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两年全免、后三年减半，房产税免征，新购办公房补贴每平米1000元，高管人员所得税减免，递延收益所得税全免等六项优惠措施。”在如此大力度的政策优惠推动下，天津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地——至2012年1月底，天津累计注册中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2413户，占全国的60%以上；注册（认缴）资本4609亿元，占全国注册总资本的一半以上。一壹影视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国影基金、星空大地、中国影视出版产业投资基金、汇力星影等众多基金均选择在天津注册。

除了私募基金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外，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基金还能受到国家额外的扶持，在《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文化产业淘金。

雷声大，雨点小

相较于近年来从矿业、房地产业、股市等领域释出的热钱对电影业的直接投资，私募影视基金的投资有一定的优势。前者的投资者往往非电影专业人士，只是跟风出于为私人需求投资电影，例如捧某个演员或导演等，投资者的盲目或别有用心致使电影项目缺乏有效的制片管理，使中国电影陷入了粗制滥造的怪圈。而私募影视基金则强调依靠专业人士的智慧，并往往与影视机构有战略性合作。如运作的较为成功的一壹影视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就与中国电影基金会有密切的联系，一壹影视董事长王一洋也担任着中国电影基金会的副会长，深厚的业界人脉使一壹基金成功参投中国电影集团的多个项目。

在另一只影视基金国影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则囊括了杨步亭、李前宽、王国伟等多位电影业内资深人士，并与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建立密切联系，从而成功介入多部合拍片项目。此外，影视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也会强调通过科学的调研手段评估项目潜力、制定组合式的投资方案，以管控风险。

专业智慧的注入使行业外资本对电影业的投资更加理性，规范化，有助于提升中国电影的质量，前景值得期待。但遗憾的是，目前大多影视私募基金的投资仍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

众多私募影视基金声言募集的资金都至少高达数亿元，18支基金声称募集资金的规模累计超过200亿元人民币，但至目前推出的有影响力的投资项目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私募影视基金所声称的筹资额可能与实际有出入，存在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有意夸大的现象。而基金所实行的“承诺投资制”也限制了其投资能力。据一壹影视投资基金的总裁罗万里介绍，影视基金的首期到位资金往往只占目标筹资额度的10%，但首期投资者是否愿意在后续项目中跟投则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业自身的市场环境和制片机制不够完善，影视基金投资存在极大风险。国内电影市场近年来虽然经历了高速发展，2002年以来的年均票房增长速度高达35%，但总体盈利水平仍然弱小，票房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80%以上，其他收入渠道没有得到充分开拓，真正实现盈利的电影项目很少，影视基金的投资不得不慎之又慎。

电影制作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即便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业，在全球性盈利渠道得到充分开拓的情况下，能取得盈利的电影项目也不过占比20%-30%。因此保持长期稳定经营的电影公司往往都是能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公司，靠少数成功影片来填补其他影片的亏空。同理，为了降低风险，影视基金在向好莱坞投资时往往采取 “打包”方式，选择某些有潜力的电影公司，整体投资其开发的一系列项目，而很少投向单一项目。

曾有学者跟踪研究了2004年-2008年间美国私募基金在好莱坞的投资项目，发现能获得基金青睐的项目几乎都来自好莱坞的六大制片厂，而投资项目中“打包”的电影数量平均在22部左右，投资期限在2年—5年间，以达到风险分摊的目的。但在中国，能在2年—5年间达到生产20部以上电影的影视公司数量很少，难以达到影视基金的避险要求。

完片担保制度：成败的关键

除了中国电影业和影视基金各自在规模上的问题外，一系列制度的缺失也使电影项目与影视基金投资难以实现对接。曾参与组建中美合资的铁池电影基金却遭遇失败的天使之翼影视投资公司总裁戢二卫表示：“按好莱坞投资电影的流程投资中国电影完全不可行。因为电影投资中的很多必要环节和基础设施，在国内是缺失的。”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完片担保”制度。

在好莱坞，私募基金在向电影项目投资时，一定会要求这些项目取得完片担保。提供完片担保的公司需保证电影项目能被完成和递交发行，如影片超过预算，需提供超支资金；如制片方中途无法或不愿继续项目，由完片担保方接手；而在最糟情况下，当完片担保方决定放弃完成电影项目，其要向影片投资方赔偿已经投入的资金。

完片担保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投资者介入电影项目的风险，提高了他们的投资信心。而完片担保方为了降低自身风险，又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以尽可能地使电影能按照规定时间和预算完成。

具体来说，完片担保方在影片前期准备时，便会派出专业人士对电影剧本、拍摄日程和预算方案进行细致评估，其中一些容易超支的元素，如外景拍摄、特效场景等的成本更会被严密测算。当他们认为制片方所制定的预算难以完成这些场景，会要求他们修改预算。接下来，完片担保方会与制片人及其制作团队（包括导演、摄影、监制、外景制片、主要演员和财务会计）会面。团队成员的过往记录会得到仔细考察，例如摄影师以往是不是在每个镜头的布光上花费太长时间？导演是不是不提前准备分镜头，以致每个场景间会有时间延误？明星过往是否准时出现在片场？主演是不是跟导演是情侣关系？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要求制片方提供解决方案，降低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制片过程中，完片担保方更会进行严密监控。他们会要求审核制片支出，支票必须经他们签署才能兑现；拍摄时在现场查看；观看所有的素材；参与所有的制作会议；并要求制作方定期递交制作报告等。通过这些方式，完片担保方能及时了解影片的开支情况，纠正潜在的超支因素。当出现麻烦时，完片担保方更可行使权利接管影片，例如开除某个不履行合约的主创人员。此外，完片担保方还会要求制片方为一些风险较大的因素投放专门的保险，如剧组人员的人身安全、道具、布景和服装保险等，以期分担自身风险。

通过引入第三方的完片担保机构，投资者实际上为制片方设定了一套严格的制片管理制度。制片人也扮演着管理角色，但由于制片人往往与导演、主创人员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在管理过程中常常出于维护关系的考虑未必能严格按制度办事。相形之下，完片担保方则没有维护关系方面的顾虑，因此能真正保证制片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将资金的流向清晰地呈现在投资方面前，使投资方能够放心地将资金交予制片方使用。遗憾的是，在完片担保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方面，中国电影业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缺失大大削弱了私募基金对影视项目投资的信心。

但长远看，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繁荣和国家对文化产业投资的扶持政策，将继续激发各路资本对电影投资的兴趣，新的影视产业基金仍将不断涌现。但要使这些基金摆脱“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真正在电影业发展中找到用武之地，还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和监管，有赖于电影业自身市场的开拓和持续繁荣，也更有赖于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立，以使资本和电影项目间真正实现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