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实行改革开放的先声

摘 要：我国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具有其独特性，这些重要思想的先声早由在半个世纪前提出，他领导中国革命队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平稳务实的工作作风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以实事求是、统筹全局、自力更生的精神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步伐迈出了第一步，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关键词：；经济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63-02

一直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他率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一个向全国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他超凡的智慧、举世仰慕的雄才、务实的工作作风，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借鉴这些重要思想理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率先提出和论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

一直认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早在1954年9月，就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1]133。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132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号召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深知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遭受外强欺凌，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和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落后。新中国在实行新的社会制度后，还必须经济发达，国家富强。党和政府工作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途之所在，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围绕经济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障经济建设顺利、健康地进行。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1]221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所决定的，而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强调：“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的表现。我们应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1]190

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而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1]350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关系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向。曾经列举1953年和1956年初，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中不顾条件允许，盲目冒进到处铺摊以及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与有关方面脱节的两种偏向的事例，告诫大家：“在制订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以平稳务实的作风组织领导了经济工作

1.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曾经多次出现急躁冒进倾向。而则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要求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领导行政决策中，坚持群众路线，立足调查研究，坚持民主集中程序，使政府决策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速度方面实事求是。建国初，依据当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指出“如不估计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面对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就想一步登天，盲目图快，他针对1953年和1955年两次忽视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冒进倾向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事实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在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实事求是。面对20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经济发展战略设想。表现得沉着冷静，他及时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1]343

在制定经济计划和预算方面，仍要实事求是。由于急躁冒进倾向的出现和农业远景计划中高指标的影响，加之，又受到“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于是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立即引起连锁反应，纷纷要求把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远景目标规定的3年至12年的任务，提前到3年至5年内完成。面对严峻的事实，在冷静的理性思考与周密的科学计算中，敏锐地觉察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提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384由于的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报告写上了急躁冒进是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并被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所接受。这以后，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纠正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二五”计划和1957年计划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从1956年下半年起逐渐由冒进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效地保证了“二五”计划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五年计划，并且使1957年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然而，由于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