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利体制的特征研究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日本作为亚洲典型的发达国家，其经济水平和社会体制在二战后得到较快发展，被公认为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很多文献研究将日本的福利体制看作西方福利国家的“例外”。日本的福利制度虽然融入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理念，与西方存在一些潜在的联系，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根本性的不同，本文通过对比欧洲国家福利制度与日本福利制度，旨在论述日本福利国家体制的特点，以期对我国的福利体制建设有所借鉴。

关键词：福利国家 福利体制 剩余型福利模式 责任主体

近代日本福利体制概述

近代日本福利体制发端于二战后国家的重建。二战后，日本的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着社会巨变的挑战，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在社会中的保障功能减弱。为了解决日本战败后的普遍贫困以及残疾军人和战争遗属的问题，政府通过各项社会保障立法，来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以及劳动权，同时也规定了国家在福利制度中的责任。1961年国民养老金制度的诞生标志着全民皆年金、皆保险的日本的福利体制的基本建立。

在福利体制的发展和扩充阶段，日本政府为了提高保障的水平，建立了儿童补贴制度和老年医疗免费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养老、全民皆医疗，增强了民众对福利理念的认识，因此，日本政府将1973年标志为“福祉元年”。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衰退，政府意识到应缩减福利开支，1981年推行的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中央财政在福利供给中所占的份额，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福利供给责任中义务的分配。1990年以来日本树立“全民社保，全民支持”的新理念，使福利制度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制度体系。

日本福利体制的特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福利体制现在已经满足了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群体间的人民的保障的需要。与此同时，基于日本的国情，日本的福利体制的发展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有其独特的特征。

（一）后发型福利国家特征

与欧洲福利体制发展的经济阶段特征相比，日本福利体制发展具有典型的滞后特征。二战后，英国和瑞典先后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制度，这基本上与战后经济的重建同时起步。以瑞典为例，从图1数据中可以发现，1960年瑞典的人均GDP为11360.41美元，在这一时期，瑞典开始全面推行公共福利服务制度，福利水平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步发展。由于受到二战后经济重建的影响，战后日本的人均GDP战后低于瑞典的水平。在战后初期，日本奉行的是优先发展经济，低福利水平的政策取向。与瑞典1960年人均GDP为11360.41美元相比，日本在1965年已经超过了这一水平，但是却没有发展全民公共福利。日本政府将1973年标志为“福祉元年”，开始提出全民福利的理念，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9712.75美元，远远高于瑞典1960年的水平。与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程度相比，日本对福利的改善的关注度较低。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常被称为后发福利国家。

（二）职业关联型特征

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是建立在确定公民权利，赋予每个公民享受国家福利的资格，以普遍性的福利制度来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损失的风险。日本对于公民权利的确定也不断发展，从战后早期重点保障公民的生存权转变为在保障生存权的基础上关注公民的发展权。但是，日本的保险福利制度仍是与职业劳动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不同工作的群体之间的保障存在着差别。例如，在大公司的固定工人的福利津贴要高于小公司的工人或者季节性兼职工人的津贴。福利安排以保险为中心，与就业息息相关，只有正规就业的人群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福利保障。以日本养老保险为例，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87年到2008年，日本的总养老保险构成中，职工养老保险所占比例较大，并且逐年递增。因此，与福利国家基于公民权利的保险相比，日本的保险福利大多是针对社会中“精英”成员所提供的，而对社会成员中的“弱者”却鲜有保护。

（三）家庭互助型特征

欧洲福利国家通过国家设置的福利制度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家庭照顾的职能，使欧洲传统的家庭的功能减弱。日本还是一个根据性别来划分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较强，由丈夫负责在外工作，由妻子承担着照顾家庭中老人、儿童的责任。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与欧美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型福利社会论”的理论，其亮点就是突出了在福利政策中家庭的重要作用。在养老金待遇给付中，也极大的体现了社会互助的特征。从图2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养老金待遇发放的构成中，家庭互助即互助协会的影响仍旧占总养老金发放10%左右的比重。家庭责任为主的福利模式，把家庭作为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者，对家庭具有强烈的依赖使日本家庭的福利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于国家福利的部分需要。

（四）剩余型福利体制特征

福利体制模式通常可以分为制度利模式和剩余利模式。制度型福利模式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福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首先强调由政府的福利计划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体现的是以政府为主的责任模式。瑞典采用的是制度型福利模式，福利是国家积极主动的一种政策选择。日本的很多福利保障项目都体现了带有剩余型的福利制度模式的特征，体现的是以其他主体为主的责任模式。福利首先由其他主体（诸如市场、就业，家庭、社区等）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些方式都无法满足时，才由政府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解决。因此，剩余型福利模式是在出现问题的驱动下，政府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前提下所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图3中近年来日本政府社会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低于瑞典以及英国的同期水平。日本的财政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少，这是由于日本福利政策为了解决特定群体，体现政府的部分责任。

（五）主体多元化特征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日本始终如一推行多元福利供给主体的模式。在欧洲福利国家建立之时，政府承担了福利国家的全部责任，这种国家责任主体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暴露出弊端，市场福利以及第三部门福利供给规模的增大开始打破完全由政府主导福利的格局，这并不意味着福利供给总量的减少，只是福利的供给主体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

在日本的福利模式中，通过提供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民间团体参与到社会福利事业中来。国家、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及公民都是福利供给的主体。以儿童福利为例，国家的责任主要表现在指导和监督咨询的层面，由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团体等负责供给的业务。大大减少了政府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负担，与此同时，也满足了不同层次群体的不同的福利需求。

日本福利体制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福利体制模式的特征面临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外部挑战，另一方面是内部挑战。日本福利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来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内部的挑战主要源于日本社会内部，具体表现为：一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经济低速的增长，失业人数的上升使人们对福利的需求增加，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减缓，削弱了财政保障能力。二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来出现了较快的上升，由此造成的家庭福利保障的缺失使公民对于社会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大。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老龄化问题加重了日本的福利负担。四是福利政策中的绝大部分是与劳动者就业紧密联系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劳动者有了更高的福利诉求。五是随着临时雇佣方式的增加，使日本企业的雇佣形式对保障制度影响面临更多的挑战。

对我国福利体制的思考

日本福利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的福利体制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日本的近代的福利制度的发展起步较晚，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福利保障的基金充裕。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的经济仍在发展过程中，用于福利保障的资金有限，但是，日本全民皆年金、皆保险的福利宗旨是我国福利体制建设努力的目标。我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上有着相似的联系，同根植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家庭保障功能在福利制度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功能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国目前的福利保障模式中的核心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建立也是与职工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的，虽然近年来农村社会保险、居民医疗保险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建立和完善，已经使社会保险的建立从基于劳动关系向基于居民进行了转变，然而仍然没有改变职工社会保险的主体地位。

因此，通过对日本的福利体制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福利体制中隐含着中国福利体制的特征。而日本福利体制所面临的的挑战也是制约我国福利体制发展的困境，这些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启示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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