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综述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创新具有保障与激励作用。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与知识产权对价论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创新绩效、创新投入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三个角度对相关实证文章进行文献回顾与述评，并提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企业创新；保障激励机制

一、 引言

在当今市场，产品推陈出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消费者追潮斗新的态势愈演愈烈。自主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加举足轻重。但与此同时，与创新几乎如影随形的模仿与剽窃，使创新者的市场收益难以保障，甚至是创新成本都得不到补偿，严重挫伤了企业开展持续创新的积极性。对此矛盾问题，知识产权制度能否发挥产权保护的作用？能否形成制度激励效应？在中国“山寨”横行，知识产权保护公认不力的现状下，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形同虚设？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制度制定者与企业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文献也对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讨论。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与知识产权对价论的理论分析，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对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保障与激励作用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

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产权交易实现对创新者的补偿，因而内部化创新知识的外部性，避免效率损失的结果。依据这一理论思路，大量文献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知识产权对价论进行了深入地阐述。

二、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只能导致创新不充分的结果，而知识产权制度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维护生产性努力所创造的财富而激励企业开展持续的创新活动。

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在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每个人事先就能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会做出的反应，就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North，1990；汪丁丁，1993）。知识产权制度是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构成。知识产权界定了创新者的权利和对侵权者的惩罚，界定了在知识扩散、知识溢出中的利益分配，因此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由于创新者事先就能得知创新成果的受保护程度、模仿者受制于“预期惩罚”的“信号桩”作用而受到约束、创新成果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即收益分配的明确性、侵权纠纷处理的及时合理性大大降低，从而促使企业家们积极的开展创新活动，从而知识产权制度发挥了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关于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也能体现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创新激励的重要作用。一个社会若想促进财富的持续增长，就必须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分配性努力。这种效应的实现取决于生产性努力创造的财富量的度量及对其的维护与保证。盛洪（2002）认为如果创新的成果全部体现为企业的产品和资源，那么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得到市场制度的度量，企业家的利益也就受到了市场的较为准确的界定；但某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的结果往往是一种想法（知识），是无形的、不能由于批量生产而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的、同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容易被抄袭模仿，因此市场制度无法准确度量，而专利法对创新的机制做出某种简单的制度上的规定，是弥补市场对这类创新成果的度量。在正当利益的维护和保护方面，"自由进入"促进市场充分竞争，重复交易增多，欺诈行为等分配性努力就会随着这种欺诈难度的增加而减少，生产性努力则增加；商标和商誉的维护得益于商标法这种法律公共产品的规模效应而使得维护费用大幅度降低，使维护商标商誉成为可能，重复交易得以保障，因此侵权等分配性努力得到抑制，企业投入资源提高质量和服务的生产性努力也得到激励。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制度弥补了市场的缺陷，减少了模仿欺诈的分配性努力，激励了自主创新的生产性努力。

三、 基于知识产权对价论的分析

知识产权对价论从创新的让渡与补偿角度阐述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Trebilicock和Howse（1995）认为模仿者的“搭便车”行为是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除非发明或创造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补偿，从事发明或创造就是次优的激励措施，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徐（2003，2009）对知识产权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诠释，同时论证了知识产权制度是对知识活动的激励机制，并揭示了该激励机制运行的条件。

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对象是智慧信息，而智慧信息只有经由人表达才具有外部性，才能被使用、传播，才被纳入到受保护的范围。而“表达自由”则一项基本人权，（知识产权制度）的责任和目标在于，“促进表达”。但这种目标同时具有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双重特性，即既要保护个人的特定的智慧表达，激励个人的创造，将创造的智慧表达出来并加以使用，又要体现智慧信息的共享性，促进知识的积累，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信息与机会，实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繁荣。运行这种激励机制的条件就在于“对价”，即表达自由让渡和补偿的衡平点，承认先占人（智慧信息的先表达人）的财产权，同时允许其让渡表达自由权和经济机会给他人，他人以各方允诺的条件补偿给让渡人，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知识活动主体间自由的“对价”和衡平条件，实现了表达自由的帕累托改进，使自由和自由的交易能够持续地发生，从而实现知识公域和知识私域的双重目标。

就企业这一主体来说，创新的成果，无论是发明、实用新型、著作、商业秘密、还是企业的商标、识别性标记等，其表达出来就成为创新成果的先占人，具有法律所承认的财产权，他人不可无偿侵占，同时其可以从让渡成果中获得“对价”的补偿，从而激励企业持续地进行创造、积极表达（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技术使用等）、成果让渡（特许经营、技术转让等），从而实现企业的财产增值，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而整个社会也从让渡中，从强制许可制度、有限期限制度所规范的智慧信息、创新成果的破除垄断的共享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机会，实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繁荣。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发挥。

四、 相关实证研究

理论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保障创新绩效的实现，激励创新投入的持续发生，那么在实践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对企业R&D投资绩效与R&D投入的影响如何？具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怎样设计才能更有利于企业R&D活动开展？大量实证文献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R&D投资绩效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创新收益的保障是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证文献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创新绩效。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衡量，主要是沿用或改进Park和Ginarte（1997）所创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指数（GP index），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覆盖范围，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保护期限五个方面来评价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创新绩效的衡量则主要分为研发投入的市场价值指标和以专利为基础的指标两类。

（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影响。Greenhalgh和Rogers（2006）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即竞争程度低，存在一定垄断的市场中，R&D收益较高、专利资产的收益较高。Arora，Ceccagnoli和Cohen（2007）分析了专利保护产生了正的专利溢价（企业的发明由于专利化而获得的增值部分，尤其在医药、生化和医疗器械行业；并且也刺激了所有制造行业的R&D支出，但也随行业与规模而变。Alka和Raffaele（2010）实证分析了在印度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印度企业研发支出的市场价值比同期的美国与欧洲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

（2）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专利被认为是创新产出的最佳代表，不少文献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专利申请量、专利授予量的影响，结果基本为积极影响。Chen和Puttitanun（2004）实证研究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GP index）对专利申请量的积极影响。Gaetan和Bruno（2009）分析了研发效率和专利倾向，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创新产出（专利申请数）正相关。

在中国，类似的研究结论则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李平，崔喜军，刘建（2007）运用1984年~2004年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研发投入的投入产出关系。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从国际FDI外溢中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与国内专利申请数产生消极影响，即抑制了研发绩效；但进口和国外专利申请的外溢资本投入的产出则得到了促进。HU和Jeffson（2008）探讨了中国的专利爆炸（专利申请量剧增）背后的因素，知识产权法修订只是是较小的影响因素之一。Yueh（2009）调查得到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不同区域的专利申请量存在较大差别，但专利授予率差别不大。

2.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自Park和Ginarte于1997年创立了衡量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指标之后，围绕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大量出现。（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励了本国企业的R&D投入。Park和Ginarte（1997）基于6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一国的物质资产投资、R&D投资有正的作用并进而提高了增长率。Kanwar（2007）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GP index）对创新投入（R&D支出占GDP）的积极影响。（2）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本国企业R&D投入的方向和模式。Kumar（2006）的研究表明，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FDI中R&D的投入方向，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FDI倾向于投入创新性或与新产品相关的R&D。Zhao（2006）分析了在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水平的国家，跨国企业仍大量进行R&D投资，但多为内部关联度高、互补型的R&D。（3）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改变市场结构影响企业R&D投入。Schumpeter（1942）肯定了专利制度的必要性，因为专利有利于企业占据垄断地位，获得短暂的垄断租金，进而提高其研发倾向，起到创新的激励作用。Gilbert和Newbery（1982）认为如果存在完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则会形成寡占性的市场结构，此时寡占企业常常抢先取得技术创新；但潜在进入者也可能由于创新一举成功成为新的寡占者而具备高的创新动力。

中国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在改进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衡量基础上，得到了类似的结论。Lin，Lin和Song（2009）利用中国不同城市的企业问卷数据，在控制了政府的“帮助之手效应与掠夺之手效应”、产权性质之后，验证了产权保护的制度质量（契约签订、法律支持）对企业R&D的参与、R&D强度的积极影响。韩玉雄,李怀祖（2005）、沈国兵和刘佳（2009）通过加入“执法力度”（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对GP index进行了修正，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实际。张亚斌，易先忠，刘智勇（2007）运用韩玉雄、李怀祖（2005）改进的GP index实证验证了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了以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解维敏、唐清泉（2008）对2003年~200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水平（樊纲，王小鲁，2006，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能够激励企业开展R&D。

3. 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专利制度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大量文献集中于讨论专利制度的具体设计如专利保护期限和范围、对侵权的定义、专利申请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bolar条款”等，以此来分析其对创新的影响。Green和Scotchmer（1995）、Denicolo（1996）认为无论从专利的保护期限和保护范围来讲，拓宽专利权力对R&D支出，创新率产生积极影响。Mariko和Lee（2001）分析了1988年日本的专利改革。认为改革拓宽了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但是并未对企业的R&D投资和创新产出产生积极影响。Chu（2009）认为专利宽度通过领先宽度和滞后宽度来保护领先发明者的利润，提供了R&D动机，相应抑制了后续发明者的R&D动机。Chu（2010）理论分析了专利保护期限在给定的专利价值折旧率下对企业R&D的影响。缩短保护年限（20年）会使企业R&D投资显著下降，但延长保护年限，对企业R&D的增长并不显著。

也有学者研究其他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影响。Penin（2005）认为专利的保护作用有限，商业秘密、领先时间、有效服务等其他机制对收益占用的作用更大。Bulut和 Moschini（2006）认为商业秘密保护在专利制度之外能够提供额外的创新激励，从而使得企业的R&D项目投资更趋向于社会最优水平；但这种效应因反向工程的难易而因行业而异。Erner和Zhu（2007）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美国“Lotus vs Borland decision”之后，著作权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程度下降，企业趋向于使用专利来进行保护，并且这种转变也增加了企业R&D支出与销售收入。Aija和 Justin（2009）分析了小企业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除非与大学或科研机构有合作研发，它们往往采用市场领先、商业秘密等非专利保护策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更无相关实证文献。

五、 小结

本文对制度变迁理论、知识产权对价论中，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知识产权予以保护，从而内部化知识的外部性，激励企业R&D投资，提高创新绩效的理论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阐述其作用机制的发挥；并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创新绩效、创新投入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三个角度对相关实证文章进行文献回顾与述评。国外的相关的研究结论基本支持了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绩效的保护作用有限，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原因开展深入探讨：分析与检验中国照搬国外的笼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与效率低下疏漏的执法现状，是否限制了知识产权制度应有的作用发挥；以往的国内文献大多基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分析，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在不同的行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行业层面的进一步研究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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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茜，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2-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