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失业保险制的实施评述

作者：高和荣 廖小航 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情况分析

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程度与失业保险运行效果息息相关。为此，我们构建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程度参数，以评估这个条例实施后劳动者参保情况。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是指“报告期末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及地方政府规定应该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数量”[8]920。图1显示，在《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前的1994—1998年，全国每年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仅在7968万与7927万之间。由于没有强制性的制度，一些用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不积极，从而使得下岗及失业人员无法普遍地得到帮助。从1999年开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的政策。当年1月，国务院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劳动者必须依法参保，从而使参保人数普遍提升，2000年突破了1亿，三年增长率达30.6%。2001年后，由于大部分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进入到平稳期，从2002年的10181万到2005年的10647万，三年仅增长4.58%。2005年以后，参保人数又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09年达到12715.5万人，4年增长了19.42%。标志着失业保险制度的功效得到发挥。当然，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的多寡并不表明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程度高低，也不能反映从业人员参保情况。因此，需要分析《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前后就业人数与参保人员的变化趋势。图1表明，与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增速情况不同，全国就业人数每年几乎都是以1%左右的速度平缓上升，并没有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而呈现出大幅上升态势。这是由于劳动力“旧退新进”的结果：青年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老年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由于全国就业人数与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为此，我们通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与就业总人数的比值（失业保险程度值）来衡量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情况。失业保险程度值低说明应保未保人员多在1998年以前，由于失业保险法律法规缺失，全国城镇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程度值较低，1994年到1996年的程度值仅为0.43左右。1996年以后，中央实施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政策①，一些企业更是无力给本单位职工缴纳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该值从1996年的0.421降低到1998年的0.383。随着《失业保险条例》的实施，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程度值由1998年末的0.383快速恢复至1999年末的0.469，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旋即得到了体现。然而，2002—2004年，城镇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程度值又在徘徊。从“寻租”理论角度看，作为受约束的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会利用诸如“转换工作岗位接续不明”、“个人缴费记录不透明”等“非正规生产性”漏洞②，不参加失业保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2004年以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建立失业保险个人缴费记录的通知》、《关于对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人员原有缴费时间的处理意见》等制度。这些制度促使失业保险程度值走出了以前的“微调期”，每年以约0.005的速率稳步上升。到2009年，全国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程度值达到了0.409。《失业保险条例》在保护下岗失业者方面发挥了积极功能。

失业者领取保险金程度分析

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反映着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情况，它由每年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与全国失业人数比值构成。通过分析全国每年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及其变化情况可以说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推进的层次与深度。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是衡量失业保险制度执行效果指标之一。下图3显示，1994年到2009年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呈现出M型变化，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96年以及2004年。1996年之所以出现第一个峰值，主要因为中央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战略重组，使得下岗人数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不断增加。1996年以后，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遏止失业人口上升，1997、1998年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逐渐从330.8万下降到158.1万。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的实施，解决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自然就成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随着参保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例如，1998—1999年图像斜率k1=（271.4-158.1）/1=113.3，1999年至2000年图像斜率k2=（329.7-271.4）/1=58.3，k1＞k2＞0。也就是说，1999年的反弹斜率远高于2000年。2004年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是该《条例》供给的“滞后性”造成的[9]。当时，甘肃、河北、湖南、天津等地依据《失业保险条例》制定了《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一些过去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劳动者当年得到了及时补领，由此形成了第二峰值。2005年以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逐年下降，至2009年底，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降至483.9万。虽然全国失业人数尚未有准确数据，但可通过经济活动人口数与就业人员数的差来衡量。经济活动人口数指“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其中就业人员指“16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8]147。图4可知，我国城镇失业人数、全国总失业人数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基本呈同步上升态势。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享受失业保险程度，我们绘制了城镇、城乡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图（图5）。理论上的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应该等于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除以全国失业人数，但是由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参保对象主要是城镇从业人员，因此，我们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用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全国城镇从业人数之比来加以衡量。如果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越高，失业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越明显。1994年到1996年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逐年上升，并于1996年达到第一个峰值点0.598。这主要由于1993年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制度发挥了作用，城镇企业职工失业后得到了及时救济。1997、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值连续下降，达到历史最低点0.277。这主要由于大量非公经济组织吸引了众多劳动力前来就业，这些非公经济组织用人机制比较灵活，职工流动性较强，从而出现了失业人数值上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减少①。同时，这些经济组织不受《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约束，他们不愿主动为员工缴纳失业保险金，劳动者失业时自然得不到及时救济。1999年以后，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值回升到2003年的0.927；之后再度逐年降到2009年的0.525。在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时候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反而下降，这说明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假设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a，城镇从业人数为A，城镇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程度变量为x=a/A；又假设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b，城镇失业人数为B，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程度变量为y=b/B；再假设全国城镇应就业人数为C，分析这些参数的取值范围：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只能小于或等于从业人数，故0＜a≤A，0＜x≤1；由于失业保险制度只在城镇推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只能小于或等于城镇失业人数，故0＜b≤B，0＜y≤1；城镇从业人数与失业人数应小于全国城镇应该就业人数，故0＜A≤C，0＜B≤C。在这些参数中，A+B=C，而A=a/x，B=b/y，所以可建立等式方程：（a/x）+（b/y）=C。其中a、b为自变量，引起变量x、y的变化。于是，以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程度x与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程度y为基础，建立起数学模型，寻找变量的最优点，以实现失业保险制度效用的最大化。其函数图像如图6。理想状态下，全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应尽可能趋近于全国城镇从业人数，即a=A；全国领取失业保险人数应尽可能趋近于城镇失业人数，即b=B，同时使失业人数B趋于0。通过自变量a、b的变化带动变量x、y趋向于函数最优值，即实现劳动者失业保障最大值。从函数（a/x）+（b/y）=C趋势图可以发现①，只有当自变量a=A、b=B，以及A=C、B=C等情况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失业保险机制最优点变量x≤1、y≤1，由此找到自变量最优点a=A并趋近于C，b=B并趋向于0。也就是说，当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程度值x与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程度值y均为1时，失业保险机制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结合这个模型，我们发现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失业保险覆盖面不够普遍。失业保险覆盖面可以由x值来衡量。图2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参保比例总体偏低，即使1999年的最高值也只是0.469，一直没有超过0.5，如果跟全国总从业人数相比，最高点的2009年只有0.163，更不用说达到1这个最优状态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最初只规定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才能参加，而“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则“不缴纳失业保险费”②，这就导致每年有2亿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不能普遍地参加失业保险制度③。另一方面，大量非公经济组织有意采取“寻租行为”不为本单位员工缴纳失业保险金。从而导致失业保险覆盖面较低。当然，这种“寻租行为”主要是企业行为，表现为“雇主性寻租”。同时，劳动者由于也不需要缴纳自己应缴的部分，从而产生了“避租”行为。于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一个破坏失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完整链条。第二，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金普遍不足。图5表明，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程度值y一直在1.0以下，即使在2004年也只有0.927。尤其将分母改为全国总失业人数，比值最高也就是2004年的0.464，可见劳动者享受失业保险的水平较低。由于全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a远远小于从业数A，且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90%以上，因而这部分人员失业时自然就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值b也就更小了。同时，全国失业人数B逐步升高，在b总体持平情况下B却不断变大，使得失业者领取保险程度y值总体趋于下降。加上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企业不缴纳失业保险金采取“不告不究”策略也助长了a、b两个值的降低，阻碍了y值的升高，制约了整个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第三，失业保险条例预防功能不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是《失业保险条例》实施的宗旨。可是，结合数学模型（a/x）+（b/y）=C全国失业人数曲线呈整体上扬趋势①，最高时候甚至突破2000万。这说明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及其相关政策未能有效阻止失业人员的增多，也没有起到预防失业作用。当然，失业人数的增大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买方垄断市场、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就业比例失调、就业培训体系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不畅”等[6]，其中，失业保险制度本身的功能不全以及执行不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失业保险制度的普遍整合

虽然目前x值处于较低水平，但2005年以来，x曲线以约0.004的斜率k1几乎呈线性上升之势。按这个态势，N年内城镇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程度x值为0.39+0.004N，“十二五末期”的2014年将恢复到0.426左右，接近现有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另外，在1994年至2009年中，全国城乡失业人数趋势线和城镇失业人数趋势线都表现为一次线性函数②，每年全国城镇失业人数将以（921-476）/15=29.67的速率值上升，在2014年达到1069.33万人；同时全国城乡失业人数将以（1817-680）/15=75.8的速率值上升，2014年达到2196万人左右。若不对制度加以改进，y将延续2004年后的下降趋势，其降低趋势不会像1997—1998年快速；而是趋于平稳匀速，平均速率约为（0.911-0.525）/5=0.077。预计到2014年城镇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程度值将降至0.139，创1994年来的最低值。从模型上看，为了提高x值，就必须使A变小或a增大；如果A变小，根据A+B=C，则将使得B增大，这就使得y值变小，不符合模型与实际要求，故不予考虑。只有设法将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扩大到每个劳动者，让x=1，才能实现全体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金，即y=1。这就要保证a的增幅高于A的增速，增加领取失业保险人数b，降低失业人数B，努力做到应保尽保。根据这个模型，我们认为应进行如下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提高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的普遍性，将所有劳动者都整合到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中来，做到应保尽保，从而发挥这个制度的普遍整合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尽快修改现行《失业保险条例》，以“从业人员”或“劳动者”概念取代现有“企业职工”概念，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普遍性地参加失业保险，成为失业保险的受益对象[5]。也就是说，修订后的《失业保险条例》要能够解决所有劳动者的参保问题，尤其要解决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参保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失业保险参加范围，提高x值。第二，提高失业保险金供给普遍性，增加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从而让更多的群体参加失业保险制度。为此，要对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等群体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适当放宽。例如，可以规定这些群体连续参保半年一旦失业后就可以领取到某种比例的失业保险金。同时，要从紧执行“停止享受失业保险金”范围。建议将《失业保险条例》45条第2款“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扩大到“因各种原因中断就业”的都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劳动者迫于单位压力而主动辞职，这样就不符合第2款的规定而无法享受失业保险救济。实际上，他们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缴纳了失业保险金，失业后也需要社会救济，理应享有失业保险金。第三，缩小失业总人口，降低失业总人数。降低失业保险人数与优化失业保险机制是辩证统一的。失业人员减少，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压力自然就会下降，从而实现失业保险金支付的最优化；反之，则会造成失业保险金支付压力过大，社会负担过重。为此，政府要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扶持便于就业的第三产业，运用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鼓励支持自主创业，最大限度地促进劳动者顺利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