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与“情趣”:梁启超朱光潜人生美学精神比较

摘要：梁启超的“趣味”范畴及其“生活的艺术化”理想与朱光潜的“情趣”范畴及其“人生的艺术化”命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趣味”精神的核心是“不有之为”；“情趣”精神的核心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前者的要旨是生命的创化及其“迸合”之美；后者的要旨是生命的观审及其“玩索”之美。前者重提情为趣，后者重化情为趣。两种人生美学精神有同有异，有传承有发展，既共同构筑凸显了中国现代美学远功利而入世的人生美学精神的民族特质，又以各自不同的侧面丰富谱写了中国现代美学人生美学精神的个性华章。

关键词：趣味；情趣；迸合；玩索；人生美学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后期梁启超与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趣味”与“情趣”，是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人生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两者围绕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核心美学命题，追求有为与无为、出世与入世、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创造与欣赏诸关系的张力统一，通过生命的“迸合”或“玩索”实现“人生（生活）的艺术化”。但梁启超的“趣味”范畴重提情为趣，突出了“为”与“不有”的关系，更具生命的诗性实践精神；朱光潜的“情趣”范畴重化情为趣，突出了“为”与“无为”的关系，更著生命的诗意观照精神。

一

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学界一般以1949年建国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①朱光潜的前期美学思想以“情趣”范畴为核心，②建构了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为核心精神的“人生的艺术化”的重要命题③。

1924年，朱光潜发表了第一篇公认的美学论文《无言之美》。④他通过对以美术和文学为代表的艺术审美特征的分析，提出艺术之美就在于意在言外的无言之美，它给不同的欣赏者提供了欣赏的无穷趣味；而人类生活的无言之美，就在于不断奋斗的活动过程及其种种“可能而未能的状况”给予我们的“奥妙”感受，从而初步呈现出将审美、艺术、人生相联系的致思路径。1929年，朱光潜在成名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描摹了理想人生的大略图景。一、理想人生的关键词是“活动”、“创造”、“生活”、“趣味”、“领略”。二、生活就是理想人生的全部目的。而他给生活下的定义是：“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⑤三、在理想人生中，情胜于理。朱光潜提出了“情感的生活”与“理智的生活”、“问心的道德”和“问理的道德”的区别，认为“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在他看来，理智的生活是“片面的”、“狭隘的”、“冷酷的”。而“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生行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谴”，“有了情感，这个世界便是另一个世界”。他强调“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坚持“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但要能够‘知’（know），我们更要能够‘感’（feel）。”⑥四，理想人生以创造为目标，但要取则必要懂得舍。舍要能够“摆脱得开”，只有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才能“认定一个目标，专心致志的向那里走”，这样才能摆脱畏首畏尾、徘徊歧路的心灵痛苦和烦恼，享受生活的乐趣。⑦五，理想人生以活动为本然形态，人生的乐趣得自于对活动的感受与领略。“所谓‘感受’是被动的，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⑧朱光潜主张人生宜动，心界宜静，这样方能以心界之空灵而领略人生之至乐。在收为附录二的《悼夏孟刚》中，朱光潜细分了应对人生痛苦的几种态度。一是绝世而兼绝我。其典型就是自杀。二是绝世而不绝我。具体有以玩世为绝世和以逃世为绝世两种。三是绝我而不绝世。他推崇的是第三种人生态度，主张“绝我”非为“绝世”而为“淑世”，其关键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虽不是严格的美学专著，但其以理想人生建设为核心，把理想人生的欣赏领略视为生命之至境，具有内在的美学意味和较为明确的人生论取向。

1932年出版的《谈美》被称为“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代表文本之一，也是其以“情趣”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命题为核心的人生美学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初步提出的带有审美意味的人生命题，在这部著作中有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拓展。在此著中，朱光潜提出艺术是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的意象活动和美感活动，其态度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应把这种艺术态度推衍到整个人生中，贯彻“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之精神，从而建构自由创造的理想人生，欣赏领略生命活动之情趣。《谈美》将艺术“情趣”与人生“理想”并提，认为这是把美感态度推到人生世相，打造艺术化人生的关键。

何谓“情趣”？朱光潜说，情趣“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⑩物我交感共鸣亦即“物理”与“人情”的融合，它的关键是主客的会通与和谐。在朱光潜看来，生命单纯的自然情感是真率的，但还不构成“趣”，“情趣”是一种主客会通后的美的情感。朱关潜非常重视艺术与审美活动在情趣涵育中的突出意义。他认为，一方面，“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另一方面，艺术情感并不是原生的“切身的情感”，而“是情感的返照”。这种返照是把切身的情感“放到一种距离以外”，经过“反省”和“理想”化，借有机的“意象”呈现出来，由此完成主客的会通，成为可以欣赏的美的艺术的情感。美情即“情趣”，既是生活中物理与人情的融合，也是艺术中内容和形式的融合，是真善美的贯通。《谈美》最后一章，朱光潜强调了“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主张“慢慢走，欣赏啊”，强调在生活与艺术、创造与欣赏、看戏与演戏、入世与出世之间建立合宜的张力维度，从而最终成就“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人生”，成就“人生的艺术化”。

在朱光潜这里，“情趣”和“艺术”两词，都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艺术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音乐、美术、雕塑、文学等；广义的艺术则是指一切富有艺术性质（创造和欣赏）的人生活动。狭义的情趣专指艺术情趣；广义的情趣则是指艺术化的生命情趣。可以说，朱光潜是从对狭义的情趣和狭义的艺术性质的探讨入手，引领我们步入广义的艺术和广义的情趣天地。美情是朱光潜对“情趣”范畴的重要拓进，也是朱光潜“情趣”理论的重要特色。朱光潜认为，情感只有经过艺术化：距离——客观——反省——理想，才能由真诚的升华为情趣的。其中，生命之永动，物我之交感，是真情之本源；由真情到美情，还必须借助于意象之营构，需要欣赏与领略。由此，才成就为艺术之情趣。而艺术之情趣还要通至人生之情趣，即成就“人生的艺术化”，这才是情感的最高升华。因此，情趣或者说美情，在本质上也是真善美的统一。朱光潜把人生活动分为实用活动、科学活动和美感活动三种，认为三者虽有分别却并不冲突，对于和谐完整的人生而言，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其中美感活动又是关键。他指出，科学活动和实用活动都“受环境需要限制”，是“有所为而为”的活动。在这类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而“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美感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的活动，“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因此，美感活动既“与实用活动无关”，也“不带占有欲”，“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事物“能孤立绝缘”，“能在本身现出价值”。朱光潜说，老子说的“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可以说是美感态度的定义”，其实质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谈美》中，朱光潜强调了“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而“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正是人生“唯一自由的活动”，是“最上的理想”，也是至高的真善美的统一，即情趣的实现。当作为“情趣的活动”时，艺术和人生是可以贯通的。“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情趣”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命题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鲜明标识。人生艺术化或曰情趣人生的朱氏范式具有以下基本内涵。一是充满生机。朱光潜把生机、活力、创造视为情趣人生的首要基础。他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他赞同柏格森的观点，认为“‘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时时在变化中即时时在创造中”。因此，理想的人生应该顺应“生命的造化”，体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情趣。而无情趣的生命就是“生命的干枯”，即柏格森所说的“生命的机械化”。这种生命状态“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其非创造而是滥调，其非真诚而是虚伪。因此，这种人生当然也无美可言。而将生生不息的生命情趣“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二是充溢情感。朱光潜说：“情感是心感于物所起的激动”，“是心理中极原始的一种要素”，也“是理智的驱遣者”，对于人类活动和精神修养而言，情感比理智更重要。理智只重共性，情感则既“有许多人所共同的成分，也有某个人特有的成分”，“一方面有群性，一方面也有个性”。情趣作为“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是“我的个性”和“物的个性”的交融及其“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由此我们才可以在生生不息的情趣中见出生命的造化与微妙。而作为情趣的核心内涵，情感需要艺术化即美化。在朱光潜看来，美的情感有三个具体特点。其一是“至性深情”。美情是真生命的深沉流露，不俗不伪。其二是“生生不息”。美情乃体物入微，因景生情，变动不居，充满生气。其三是自由脱俗。美情不是原生态的日常情感，而是经过“客观化”和“反省”的，是情感主体将真实的情感放到一定的“距离”以外，使自己变为情感的观赏者，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精神去观照与重构情感，从而将情感提升为艺术化的美的情感。三是至真至善。真善美的关系是朱光潜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虽然主张美的本质是无利害关系的玩索，但他从不否定审美与道德与科学的联系。朱光潜提出，“就狭义论，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住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这就是善与美的区别。但朱光潜又指出，“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的欣赏与嫌恶”。他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善分为一般的善和至高的善两种，认为至高的善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即审美与艺术的精神。因此，在朱光潜这里，“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而“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所以科学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艺术化的人生由此也成为真善美“相互和谐的整体”。四是取舍自如。取舍自如即法度了然于心。朱光潜在《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一文中提出，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序”。他认为“从来欧洲人谈人生幸福，多偏重‘自由’一个观念，其实与其说自由，不如说和谐，因为彼此自由可互相冲突，而和谐是化除冲突后的自由”；“‘和’是个人修养和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朱光潜强调“世间决没有一个无‘序’而能‘和’的现象”；“‘序’是‘和’的条件”；“乐是内涵，礼是外现”。礼乐兼备，即因序达和是人生的理想，也是事物的标准。朱光潜认为相对于一般人，艺术家更懂得“序”与“和”对于艺术的意义。艺术家在判断时，总是以对象“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比如“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取舍恰到好处是以艺术创作呕心呕肝决不苟且为前提的。朱光潜指出“一般人常认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就如王安石改诗一个字就要改十几次。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既是艺术的也是道德的。而善于生活者也是如此，不论大节小节，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赞叹吴季札心中已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于是吴季札就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因此，“艺术家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执着，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朱光潜强调：“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而“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五是本色自然。艺术的至美就是至性真情，其至境就是自然和谐之呈现。不虚伪，不俗滥，不敷衍。因此，艺术的态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的真诚的。朱光潜说：“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丧失了自己的本真，生命已趋干枯。而伪君子则不仅“俗”，还“虚伪”。前者是缺乏本色，后者则遮盖本色。两者都已丧失了生活的源头活水，是生活中的苟且者，缺乏艺术创造所应有的良心。“惟大英雄能本色”。他不迎合俗众，不敷衍面子。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无所缚赖，惟心是从。这就是最高的美。六是和谐完整。朱光潜说：“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部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加。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朱光潜举了陶渊明和苏格拉底为例。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苏格拉底下狱不肯脱逃，临刑还嘱咐还邻居一只鸡的债，这就是陶渊明和苏格拉底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艺术通过情感的潜率将散漫零乱的材料综合成谐和整一的意象；而在生命中，就是人之真情的本色流露，使其言行风采谐和完整。和谐完整的艺术品就是杰作，和谐完整的生命境界也就是艺术的生活。朱光潜慨叹：“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

朱光潜的“情趣”范畴及其“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突出了对生命的艺术化育及其欣赏观照。他的“人生的艺术化”或曰“人生的情趣化”，是由艺术情趣化衍到人生情趣，聚焦为“慢慢走，欣赏啊！”的“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的人生审美精神。这种人生审美精神和由其达成的诗性生命境界在朱光潜看来乃是最理想而近于人性的境界，即“人情化”与“理想化”的境界。朱光潜强调，真正的人生艺术家是在生命创造和生命欣赏的完美统一中，将自己的生活涵泳为艺术化的美的情趣人生的。

二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梁启超说：“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以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在梁启超这里，“趣味”、“无所为而为”、“生活的艺术化”等范畴与术语所阐发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种不执成败、不计得失的生命自由创化，即不有之为。不有之为不是不“为”，而是纯粹之“为”，不是“无我”，而是“化我”，也即个体生命在实践践履中的大化化我，是个体生命创化与众生宇宙运化相契之“迸合”。梁启超说，“迸合”有三个层面，即自然万物生命和人类个体生命的“迸合”，人类个体生命和个体生命的“迸合”，人类个体生命与众生宇宙的“迸合”。“迸合”建立在生命的诗性之上，是一个富有审美意味的概念。在梁启超这里，“迸合”实现的基础是情感的美化，“迸合”实现的关键是趣味的涵育。梁启超把人的生命区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界，认为物质界属于“幺匿体”（即Unite的音译，笔者注），个人自私之，体现的是人的生物属性；非物质界属于“拓都体”（即Total的音译，笔者注），人人共有之，体现的是人的类属性。他强调人虽然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生活。相对于物质生命，梁启超把精神生命视为人更内在更本质的东西，并且认为只有超越物质界而进入“拓都”界，人才能实现生命之“迸合”。“迸合”是让“小我”融汇进“大我”，因此既是“无我”，又是“真我”，是个体生命的诗性涵成与审美生成。在这种审美生成中，“小我”的牺牲或化衍“迸合”成“大我”的壮美。若从“小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成长，也可能是一种毁灭，是奉献中毁灭中成就的新生与涅槃。而每一个生命个体，从宇宙整体运化而言，就是这样的前行中的阶梯，既不可缺少，又必然被超越。若执着于现实的成败与得失，那么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若放眼于理想与信仰，那么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又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与意义。梁启超说：“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终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它路。”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也是趣味践履的关键。因为，只有情感才能把生命实践的“知”的理性态度和“好”的伦理态度转化为“乐”的纯粹目的，才能由外在理性规范和道德规范转换为内在的生命欲求。但是，原生的自然情感，在梁启超看来，既有善的美的，也有恶的丑的，“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坏得可怕”。因此，梁启超也主张“美情”。但与朱光潜的“美情”重在艺术情韵的构建不同，梁启超的“美情”重在情感品质的提升，即提情为趣，“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梁启超的“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是将以美情为基础和动力的不有之为的生命精神贯彻到生命践履中，倡导一种现实生存与诗性超越相统一的融大化化小我的“迸合”美。

“生活的艺术化”概念，最早由19世纪欧洲“唯美主义”思潮提出。唯美主义的“生活的艺术化”主张纯艺术和艺术至上，实质上关注的是艺术的形式美感，追求审美的感官享乐。唯美主义的“生活的艺术化”注重生活环境、日用器皿、人体等的美化，是其反抗平庸现实和超脱生活痛苦的一种方式。在梁启超之前，1919年，田汉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已提及“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这个术语，20年代初，宗白华也提及“艺术式人生”、“艺术的人生态度”、“艺术的生活”等概念，并将“唯美主义，或艺术的人生观”并提。田汉强调艺术“忘现实生活的痛苦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悦浑然一致之境”的功能，宗白华主张艺术对于生活的消极积极两方面的功能，即超脱痛苦与提升人格兼备。但他们的这些论述主要来源于唯美主义的传统，也缺乏翔实丰满的论证。“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核心精神奠基于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不仅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口号，还将其与趣味主义相联系，对其不有之为的核心精神作出了深刻阐发。梁启超的“生活的艺术化”理想，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人格人生理想出发的，也吸纳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情感生命哲学等，确立了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人生艺术化精神的基本品格，洋溢着乐观而超越的生命情韵。“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成型于朱光潜。20世纪30年代初，在《谈美》中，朱光潜明确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理论表述，并对其内涵作出了更为具体系统的阐发。这一表述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20世纪30至40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都有这方面的阐发论述，从不同的侧面予以了丰富发展。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命题，主要从梁启超一脉而下，承续了梁启超的核心精神旨趣，主张生命的创造与欣赏、入与出、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但也重点发挥了欣赏之维在生命审美建构中的意义。

朱光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这一点他自己多有表述：“我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颇有些热爱新事物的热望”；“我读到《饮冰室文集》。这部书对于我启示一个新天地，我开始向往‘新学’，我开始为《意大利三杰传》的情绪所感动。作者那一种酣畅淋漓的文章对于那时的青年人真有极大的魔力，此后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有一次报纸误传他在上海被难，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他伤心痛哭了一场。也就从饮冰室的启示，我开始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在其成名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潜具体评价了梁启超关于静趣的见解：“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里有一篇谈‘烟士披里纯’，詹姆斯的《与教员学生谈话》（James：Talk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里面有三篇谈人生观，关于静趣都说得很透辟。”动与静、出与入、演戏与看戏、创造与欣赏等诸关系，是朱光潜美学思想探讨的重要问题。关于梁启超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朱光潜先生的嫡孙宛小平教授曾专门作了研究，他认为：“朱光潜虽然在年龄上相差梁启超整整一代，但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对中土文化的挑战和回应是大致相同的。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朱梁两先生在美学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可以说，梁启超与朱光潜之间，既有明显的关联与承续，又有复杂的传承与推进。

三

对比后期梁启超与前期朱光潜的论著，朱氏大量使用了“趣味”、“兴味”、“创造”、“生命”、“生活”等梁氏非常喜欢使用的术语，同时，也以“情趣”、“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人生的艺术化”等概念命题区别于梁启超的“趣味”、“无所为而为”（不有之为）、“生活的艺术化”等。这里，不仅是字面上的细微变化，也是在共同的人生美学精神基质上的审美情致的某种差异。这种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在梁启超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多个重要方面见出。

第一，在美与人的关联及价值意义上，梁启超朱光潜都肯定美对人的完善具有根本意义，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和最高的追求。梁启超讲“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须“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朱光潜讲“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要素，并强调三者的和谐，是西方康德美学的基本立场。康德第一次赋予情以独立的地位和在知意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而为现代美学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根基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立场。可以说，梁启超朱光潜在这个问题上都接受了康德的基本观念。他们也都把爱美视为人类的天性及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并从生命本体切入审美，重视审美对于人性提升的重要意义；肯定美的追求是人类最高的追求。梁启超指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吾侪确信‘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朱光潜强调：“爱美是人类天性”，“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梁启超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朱光潜则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在对美的价值的认识上，梁启超朱光潜均有审美至上主义的倾向，给予美以至高的地位。

第二，在情感与审美的关系上，梁启超朱光潜均吸纳了康德将审美与情感相联系的基本立场，又突出强调了美情在审美人生建构中的关键意义。梁启超把情感视为生命最内在最本真的东西，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是趣味实现的主体心理基础和必要前提。但在梁启超看来，情感本身有“有善的美的方面”，也有“恶的丑的方面”，要达成趣味的境界，实现并体味个体与众生宇宙“迸合”的“春意”，就既需要情感的发动，也需要情感的美化，从而确保情感的目标向着趣味的境界提升。与梁启超相较，朱光潜同样肯定了情感对人的本源与动力意义。他说：“情感是心理中极原始的一种要素。人在理智未发达之前先已有情感；在理智既发达之后，情感仍然是理智的驱遣者”；“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谴”。“情趣”孕萌中，物理和人情的和谐，物是基础，情是枢纽。自然情感虽“至性深情”而“生生不息”，但还需经过“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的艺术态度的观照与重构，才能升华为美的情感。在这里，梁启超的美情是针对恶的丑的情感的，侧重于以善美情；而朱光潜的美情是呼应于自然情感的艺术构建，所以侧重于艺术形式的中介意义。前者重在美善关联，后者重在美对于真善的桥梁作用。但在知意情相贯通而成就审美人生上，两人的立场又是一致的。作为主情派，他们都充分肯定了情感的动力意义、美学价值及其提升空间，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重礼抑情的基本倾向相异趣。但是他们又不是纯感性论者，而是倡导涵情美情，把情感美化视为美的艺术和审美人生建构的必要前提与中介环节，从而又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直觉冲动区别开来。

第三，在审美人生的基本特征上，梁启超朱光潜都赞同审美人生应该充满生机，以动为本。在美与人生的关联上，梁启超朱光潜都明显接受了康德、柏格森的影响，提倡生命、情感、创造、活力、活动、生机、发展等，崇尚在生命本身的创造与欣赏中去享受体味生命的快乐与至美，从而体现出对生命对人生积极乐观的精神姿态。同时，他们对生命的生机及其审美本质的体认，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乐生”精神的滋养，以“生生不息”为生命之源泉与根本。梁启超的“趣味”精神本质上就是探讨倡导个体生命纯粹的运动、创化与奉献，认为这是生命本然的价值与意义。由此，“趣味”人生可以坦承生命创化的一切忧喜成败。朱光潜也提出：“‘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但与梁启超式的生命创造与欣赏的直接同一有所区别，朱光潜认为理想人生既应顺应“生命的造化”而“生生不息”，又须在“领略”和“玩索”中创化体味“情趣”，因此，朱光潜是主张创造与欣赏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情趣的实现是通过艺术或曰美的手段与形式，对创造的欣赏。在生命活动中，创造与欣赏的对立与统一，才能达到自由的“玩索”，成就情趣的人生。因此，在对中西文化传统的吸纳中，朱光潜也明显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和美学思想包括“距离说”、“直觉说”等的复杂影响。

第四，在审美人生的核心旨趣上，梁启超朱光潜都把超功利的艺术精神视为美的内核和审美人生创化的准则。无论是梁启超的“趣味”范畴和“生活的艺术化”理想，还是朱光潜的“情趣”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理想，其根本都在于确立无功利的艺术审美精神和超功利的人生审美态度，追求超俗、去俗、脱俗，都强调审美艺术人生的统一和真善美的贯通，追求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涵养人格与心灵，把人生的至美建立在生命的自由创化与诗意升华中，崇尚现实生存与诗性创化相统一的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审美人生精神。但在审美人生建构所必然面对的有为与无为、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出世与入世、有限与无限、创造与欣赏等诸对关系中，梁启超的“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聚焦为生命的“迸合”美，主张以生命创造为审美之本，主张无功利的艺术精神与超功利的生活态度的直接合一，主张生命直面苦难与痛苦，在现实践履中涅槃与升华，在毁灭与刺痛中成就更高的美。朱光潜的“情趣”和“人生的艺术化”则聚焦为生命的“玩索”美，重视生命观审在审美生成中的意义，主张生命创造需借助艺术审美的距离和客观化等手段实现审美生成，即由无功利的创造姿态转化为超功利的玩索境界。因此，可以说在审美与人生的贯通上，梁启超更重精神要素；朱光潜则既重精神，又兼顾形式和手段的中介作用。梁启超更重审美人生的伦理品格，强调提情为趣；朱光潜更重审美人生的艺术情致，重视化情为趣。梁启超的“趣味”精神更具崇高之美质，朱光潜的“情趣”精神更著静柔之旷逸。

在梁启超，不有之为的创造活动本身即美的实现，而不管活动的结果如何。因为趣味的性质就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趣味主义者“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这种倡导彻底超越成败得失的美学旨趣以鲜明的崇高意向，给长期以来偏于和谐柔美的中国美学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新风，也使得梁启超的美学理想呈现出某种大气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而朱光潜，也主张美来自无功利的生命活动与创造，但他又主张生命活动只有创造与欣赏的和谐与统一才是美的最高实现。尽管朱光潜主张看戏与演戏各有各的美，但他最终还是从情趣到意象、以知悟看戏之美为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把“穷到究竟”的科学活动和“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视为“一种艺术的活动”；并提出“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朱光潜通过“情趣”范畴的构建，从欣赏与观照的角度丰富了梁启超的“趣味”精神。“趣味”和“情趣”，都主张创造与欣赏的统一，都肯定情感对于生命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审美建构的核心作用，强调美情之必要。但在梁启超那里，创造即欣赏，或者说发自趣味的创造与欣赏本来就是同一的。而在朱光潜那里，是需要经过转换的，即由对创造的观照而进入欣赏。相比之下，前者以个体与众生宇宙的“迸合”极尽情之率性淋漓之美，后者以“慢慢走，欣赏啊”为情感的审美引入了意象与距离。“趣味”无庸置疑地肯定了个体生命实践及其每个瞬间的意义，“情趣”则让每个匆匆绽放流逝的生命瞬间变得悠然而富有韵味。“趣味”与“情趣”既确立了审美生命创化体味的共同立场，也确立了审美生命创化体味的差异路径。或者说，在共同主张审美与人生统一的基本立场上，梁启超更倾心于让美的精神为人生服务，朱光潜更倾心于在人生中领略艺术之美。朱光潜将“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确立为“人生的艺术化”精神的核心，从而拓展了创造与欣赏、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动与静、入与出、有为与无为诸关系中的后一维度。梁启超则以不有之为的“迸合”来实现对上述诸对矛盾的超越，主张扬弃小有来达成大化。朱光潜的“玩索”和梁启超的“迸合”，都是追求人生美的创化，是人格精神升华和人生境界美化的艺术化方法和路径。朱光潜的“情趣”和“人生的艺术化”是接着梁启超的“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往下说。在转化西方的无功利为中国式的无所为而为的基本精神旨趣的基础上，梁启超是把“无为”转化为不有的“迸合”，朱光潜是把“无为”转化为去俗的“玩索”。

20世纪40年代，朱光潜写了《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对自己的人生哲学及其审美理想作了一个总结。朱光潜说，人生的舞台上，“能入与能出，‘得其圜中’与‘超以象外’，是势难兼顾的”。古今中外许多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大艺术家都想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非有三：一是看戏；二是演戏；三是试图同时看戏和演戏。以中国古代大哲言，儒家孔子虽能作阿波罗式观照，但人生的最终目的在行，知是行的准备，因此属演戏一派；道家老庄对于宇宙始终持着一个看戏人的态度，强调“抱朴守一”和“心斋”，自然是看戏一派。朱光潜认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家大半以为人生最高目的在观照”，柏拉图的“绝对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是理解的活动”都在此列。而近代德国哲学中，看戏的人生观也占了很重要的分量，叔本华把意志痛苦的解脱放射为意象，尼采的“从形象得解脱（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均执此论。若按照朱光潜自己的结论，那么，他的“情趣”范畴和“生活的艺术化”命题更接近于叔本华和尼采的视角，主要是持艺术化的观照。朱光潜并不反对“看和演都可以成为人生的归宿”。但他以为若拿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和声名盖世的亚历山大帝相比，后者还是胜前者一筹。因为前者对慕名来访的后者说：“请你站开些，不要挡着太阳光。”后者回去却对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朱光潜的结论是，身为亚历山大而能见出第欧根尼的好处，就是因为他拥有观赏之情趣。对于看和演，朱光潜主张就其为人生理想而言，并无高低之分。关键是，不管是看还是演，都要有静出之境界。因此，在人生的审美建构上，朱光潜归根结底还是更倾心或者说更关注于欣赏、观照与玩索的。

与王国维的悲观主义相映照，无论是梁启超的“趣味”范畴和“生活的艺术化”理想，还是朱光潜的“情趣”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理想，确实“都大致以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给予了人生以解答”。但梁朱相较而言，梁启超更具从艺术走向人生的实践精神，朱光潜更突出了以艺术观照人生的省思姿态。前者更重生命动入之美，后者更重生命静出之韵。当然，他们的思想理论无疑有着浓郁的审美救世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动荡的时世和苦难的现实中，既是理想的也是“乌托邦”的；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视技术追求实效的时代，对于人性的完善、人格的涵养、生命意义的确立、生命价值的追寻等，均有其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①劳承万《朱光潜美学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均持此论。

②劳承万《朱光潜美学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持此论，将“情趣”视为朱光潜美学理论体系的聚焦点。

③朱自清把“人生的艺术化”称作“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见《〈谈美〉序》，《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此文1924年11月发表于《春晖》第35期。1929年《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结集出版时将其收为附录。

⑤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升学与选课》，《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⑥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情与理》，《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⑦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摆脱》，《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⑧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静》，《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⑨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附录二》，《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⑩朱光潜《谈美·“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朱光潜《谈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朱光潜《谈美·“从心所欲，不逾矩”——创造与格律》，《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同⑩。

朱光潜《谈美·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朱光潜《谈美·情人眼底出西施》，《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同⑩。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动》，《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同。

朱光潜《谈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同⑩。

同。

同⑩。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同⑩。

同⑩。

同⑩。

同⑩。

同⑩。

同⑩。

参见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二章第一节。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同。

“不有之为”是我个人对梁启超所阐发的趣味主义人生审美精神的一种概括，主要是为了与中国现代其他美学家所使用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特质区别开来。一般所说的“无所为而为”主要关注的是为与用的关系，其核心是审美的用与非用的问题。梁启超也用了“无所为而为”，但其实质不是不用，而是不有，主要关注的是为与有的关系，突出了审美主体的品格，是在超越小有的基础上达成大有也即大用，并由此将重心由对审美活动无利害性的关注引向对审美活动人生价值的探讨。相关内容详参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