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舆论场中法院的立场与策略

摘 要：新媒体的勃兴，深刻影响且改变了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的司法策略及行为模式。能够触发公众好奇心、易于感知理解且契合社会基本价值诉求的个案极易经由新媒体的发酵而转化为热点案例，冲击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地位。言论自由优位保护、司法最低限度主义以及司法民主是法院接受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但法院适当规制“低值”言论，保障公平审判与接受舆论监督并不相悖。新媒体舆论场中的法院应改变相对消极和封闭的保守主义立场，主导信息公开和舆论公开，完善司法独立的程序保障机制，构建与时俱进的自我约束机制，努力寻求司法与公共舆论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监督;热点案件;信息公开;法院立场;法院策略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102-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法院的功能厘定与管理创新研究”（2013SJB820015）;2014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刑事审判的新媒体公开机制研究”（SFH2014D13）。

作者简介：徐骏（1978-），男，江苏金坛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司法制度;赵岩（1980-），男，北京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办公室助理审判员，研究方向：法制宣传实务。

引言

司法理应独立，却不能不受制约。制约既来自于权力体系的内在制衡，也来自于权力的终极渊源――人民的外部监督。民众意志往往通过媒体的专业化中介集合为公共舆论，深度影响着法院的立场与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意识在中国的快速觉醒，放大了公共舆论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尤其是新媒体的勃兴，使诉讼过程中固有的、相对封闭的法院――原告――被告之三维关系，复杂化为不确定的、开放性的六维关系，甚至是十二维关系（如果存在针锋相对的相左舆论）。足够强势的舆论必然会影响诉讼参与人的策略和行为模式，增加博弈的复杂性。新媒体的介入，使原有在法律框架内的博弈行为延伸到虚拟化的公共空间。因此，法院不得不正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织形成的舆论场对司法的挑战，反思和探索司法理念与模式的革新和重构。中西方虽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司法体制与法治基础，但新媒体舆论场的衍变却出现高度的同质化，法院的司法理念与应对策略因此逐渐趋同。本文拟以中美两国近年来发生的两起典型个案为例，探析法院在新媒体舆论场中应有的立场和策略。

一、新媒体舆论场中的热点案件

（一）凯西案与李某某案

凯西案。2008年12月，美国警方在凯西父母家附近发现凯西2岁女儿凯莉的尸体，死亡时间在6个月以上。凯西作为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因不断编造谎言，引发了公众的质疑，被舆论认定为真凶。但因为缺少直接证据，凯西于2011年7月5日被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郡法院的陪审团宣告无罪。该案是美国近年来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最大的案件，适逢新媒体时代，因此被称为“社交媒体世纪审判”。

李某某案。2013年2月19日晚，杨女士向北京海淀警方报警称，自己于2月17日凌晨被以李某某为首的五名男子。9月26日，海淀区法院判决李某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1月27日，北京市一中院对李某某等五人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关注范围、影响力和持续时间来看，李某某案超越了之前的诸多热点案件，堪称中国新媒体时代第一大案。

（二）新媒体在热点案件中的角色

新媒体在凯西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早公开提及此案的是凯西母亲2008年7月3日在MySpace上发的一条信息，早于其7月15日向警方报凯莉失踪案。各种纪念凯莉的Facebook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好友，而以“凯西混蛋”和“支持凯西”为主题的Twitter每天都会增加数百粉丝。案件审理中，凯西层出不穷的谎言及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冷漠无情彻底激怒了公众，Facebook和Twitter上的怒骂和谴责足以湮没被告。陪审团裁决公布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质疑裁决的评论如洪水般袭来，不少人公开表达“凯西去死”的愿望，而支持裁决的声音极其微弱，二者的比例为64：1。[1]另一方面，检方和法院也借助新媒体公开案件信息。检方专门注册了一个网站，公众可以随时进入浏览控方提交的证据。有些人甚至仔细研读了控方在网站上提交的所有的25000条证据，并把自己的分析结论发表在博客上。控方还收到了大量电邮，不少法学专业人士也参与了讨论。[2]297-298第九巡回法院的官方Twitter（@NinthCircuitFL）则在庭审过程中提供了最为及时和可靠的信息。

在李某某案中，新媒体更是掀起了一场舆论狂欢。在李某某被警方抓获的次日，新浪微博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丰-SCMP对本案进行了爆料，各大门户网站和传统媒体迅速跟进，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小道消息，连带牵扯出李某某过往的“斑斑劣迹”。舆论的矛头随即指向了李某某的名人父母，直指他们利用权势，威逼受害人及年龄造假。从此案被曝光到2月26日的短短4天里，有关李某某案的新闻报道约4280条，网络言论达745万多条，为李家辩护的仅占7%。6月28日，某媒体在报道中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的表述，引发了新一轮舆论高潮，当日在百度上搜索该词就有680万个结果，新浪微博有70多万条讨论。[3]这波舆论高潮随着李某某母亲申请公开审理、控告酒吧、杨女士入院、双方律师论战、法院宣判等跌宕起伏的情节，几乎天天占据着舆论头条。面对几乎失控的网络舆论，北京法院于6月26日开通新浪微博@京法网事，在开通次日就提及李某某案。7月8日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后，@京法网事共了88条案件信息，及时公开案件的受理进程，回应不实传言，解读法律程序，并分别于8月29日直播庭审情况及新闻通报会、9月26日直播宣判及新闻通报会、11月19日直播二审流程、11月27日直播二审宣判。在9月26日宣判后，@京法网事更是开创性地用一个小时让主审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在线与网友互动，回答了具有代表性的13个提问。

（三）新媒体舆论场的形成与影响

1.热点案件舆论场的形成要件。欧美国家的传媒业已高度发达，媒体把司法报道作为商品出售，且媒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因此它们希望报道是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在选择新闻来源时也将此作为重要的标准。媒体在司法报道中，总是以简要而完整的句子以及平实的语言来传达信息，避免使用虽然精确却充斥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的法律表达。[4]涉及到名人、性和离奇情节的刑案报道，尤其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激发公众的好奇心。凯西案之所以进入舆论场，除上述原因外，其女性身份及行为的反伦理性也是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和权力结构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增强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度和敏感性，一起案件如能折射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就会引发公众强烈的心理共鸣，从而无限放大为公共事件。以权作恶或为富不仁，且触犯刑律的案件总是挑战着公众的底线，因此该类案件最易为公共舆论所关注;法律关系的相对简单与案件本身的新闻性或争议性，则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催化剂。对近年来舆论关注的大案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大多数热点案件都隐含着对道德现实、官员作风、富人行为、司法不公等不满的社会情绪。[5]李某某案几乎具备了当下热点案件的所有要件，性、名人和扑朔迷离的案情激发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尽管公众没有明确表达，甚至没有意识到。

需要指出的是，触发公众好奇心、易于感知理解与契合社会基本价值诉求是热点案件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以中国为例，每年法院受理的一千万件案件中，能成为热点案件的占比甚微。

2.热点案件的新媒体介入及影响。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对形塑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已形成信息共享与强化、舆论互动与竞争的态势。新媒体成为传统媒体重要的新闻线索来源，而传统媒体专业的调查能力与法定的职业特权丰富与完善了个案信息;新媒体在信息相对充分的前提下进行识别、辩论、提出质疑、发表见解，传统媒体则通过话语优势呈现、放大、引导公众舆论。当下诸多热点案件都是沿着新媒体爆料―引发关注―传统媒体跟进―强化议题的路径发酵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共享和观点竞争的局面初步呈现。

热点案件中新媒体的深度介入，改变了公共舆论的形成和影响机理。新媒体使人们倾向于通过点击网页获得二手信息，大量可选的信息使人们更多地在网页间切换浏览而不愿充分消化和有效批判。长此以往就固化为基于情感、假设和思维定势，而不是理性来作出决定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大脑由情感支配来获取信息，且更多地倾向于负面信息。新媒体恰恰就是利用情感激发原理，通过情感控制的方式推出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信息和故事。[6]高度竞争的新媒体倾向于给当事人贴上族群、性别或阶层的标签，从而使案件脱离本身应有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抽象为社会多样性矛盾的典型或注脚。还有一些案件成为公众因道德评判多元化和道德水准降低导致的困惑、焦灼和失落情绪的宣泄口。热点案件正是因为蕴含了政治、伦理等因素，折射出特定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被公众高度关注;而个案一旦成为公共事件，就难以在纯粹的法治场域内消解。新闻机构更愿意报道人们感兴趣的案件，而不去考虑案件的重要性或意义。出于商业化的需求，媒体需要通过报道的戏剧性吸引受众，因此他们会有很强烈的选择性和偏见，倾向于报道让人们产生不满的裁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任。[7]新媒体具有快速消费的传播特质，偏好聚焦和放大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强化公众对被告有罪的心理预期，按照预设结论筛选证据，只注重下结论而不解释逻辑推导的过程。因此在法官面对热点案件时，难免会通过公共舆论揣摩公众情绪，预判裁决可能的反响，进行额外的政治和伦理考量。

二、新媒体舆论场中的法院立场

（一）舆论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

在理想状态下，言论自由与司法正义并非彼此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8]

在美国，司法报道被认为有益于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并震慑任何企图干预司法的异常行为。此外，司法报道对警方、检方及法院的权威施加了外部监督，有利于防范他们对法律的滥用，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民主。这一结论得到了两个基本理论的支撑：其一，言论自由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内含促进民主的价值，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尼尔诉明尼苏达州（1931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1937年）等判例，确立了言论自由优位保护原则。任何干预媒体介入、报道和评论正在审判案件的行为，都可以推定为违宪，法院自然也受上述判例的约束。其二，非民选的法官面临着“反多数困境”。整个国家都必须遵守法官基于宪法确定的规则，除非法院先例，或极少出现的修正宪法，否则法院确立的规则就无可撼动。[9]5当最高法院宣布立法违宪时，它背离了议会所代表的此时此刻人民的真实意愿。在此情况下，司法并不代表多数人，而恰恰是反对他们。正是因为司法缺少民主基础，因此它必须恪守司法最低限度主义，[10]对言论自由的容忍和保障理应是法院的基本义务。概言之，上述理论是由民主性的元理论派生而来，二者彼此呼应，逻辑圆融。

在中国，法院应接受媒体监督的逻辑似乎更为简洁清晰，直接源自于人民理论，无需言论自由抑或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中介。司法应对公共舆论的立场被赋予了政治正确的重要内涵，司法民主被认为是政治民主的重要部分和基本保障。[11]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司法民主化、大众化与职业化有着诸多争论。司法政策也多次反复：最高院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的“基本原则”章节放弃了前两个五年纲要中均旗帜鲜明提出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表述，代之以“三个至上”、统筹协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原则，强调了“司法为民”“人民司法”“司法民主”等指导思想。不过，自任首法官以来，在强调司法为民的同时，多次明确提出“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机制”，表明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司法独立并行不悖的立场。事实上，大众司法与司法民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众司法的起源恰恰是不民主的;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也不是矛盾的，相反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12]法院接受舆论的监督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职业化司法应履行的基本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