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历史局限

摘要：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欠缺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要想准确地把握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就必需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呈现出手段与目的的悖反局限，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立足于助君治世，因而其政治传播是畸形的。

关键词：先秦诸子；政治传播；历史局限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48-02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先秦诸子对传播致效的认知，虽然没有当代的术语表达，但是其所指涉的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与当代政治传播研究多有吻合之处，研究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是探讨华夏政治传播源流的基础。关照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局限性，其实质是以当代学术角度去比照古今政治传播观念的变迁，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历时性地把握这一观念的本质。

一、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欠缺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仅是微观层面上的论述，本文是基于现代政治传播学研究方法从宏观上系统地观照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将先秦诸子视为一个群体进行整体考察，是将这个整体所论述的政治传播观念比附于现代政治传播学的系统架构，是以现代人的视角、方法论来观照历史定时期特定群体的特定观念，因而展现了一种系统化的存在表象。事实上，就材料本身而言，先秦诸子关于政治传播观念的论说，呈现出的是散乱的吉光片羽；具体到个体而言，更是各家自论其说。

诸子百家各家有各家的政治观、价值观与政治期待，各有其哲学观与具体学术专长；因此，虽然都是在关注政治现象、都是为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而提出方案，但是，各家有各家的侧重，儒家侧重主体的自我规范，法家侧重政治制度的外在规范，体现在操作层面上，对政治传播工具性的认知就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价值取向而言，老子、吕子、关尹子、鬼谷子、孟子、荀子对天道有专门论说，孔子、庄子则是以承认天道价值观取向为前提而提出各自的主体规范。而关于天的主体性，则仅有墨子提出“天鬼”之说，[1]韩非与荀子虽也论及天力，但并没有涉及其主体性，仅是作为人力的映衬。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社会诉求而言，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吕子、韩非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诉求，其余诸子则极少专门论及，多是泛泛言之。其中，孔子、孟子对主体行为规范关注尤其多，管子与韩非则侧重于法规建设。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引导观而言，关注心理因素的主要是荀子与吕子，关注主体行为因素的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和老子，关注政治环境因素的主要是孔子、孟子和管子。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宣传观而言，关注语言学符号学层面上的名实之辩的，主要是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和管子。论述书籍媒介的主要是孔子、孟子和墨子。在对政治传播主体规范的认知上，荀子侧重政治素质，韩非和管子则侧重法制，而且韩非与管子对政治传播中的控制技巧论说尤其多。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传播致效观而言，荀子、管子、鬼谷子侧重于把握信息与内容的本质联系，管子和韩非侧重于良好政治环境的建设。就政治传播的社会化功能而言，孔子的政治教化观与孟子的、老子的区别就很明显。从现代政治传播学视角看，老子仅关注了政治环境与人的主体行为关系，孔子除这一关系之外，还特别关注了政治传播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尽管先秦诸子的论说多建立在对人性的洞悉之上，然而如孟子、荀子对人性的那种致力于寻根问底的哲学关注，却再无他人。

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内涵与价值，就必需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任何舍弃这些观念得以存在的历史语境而孤立地进行考察的行为，都必定失之于偏颇。

二、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呈现出手段与目的的悖反局限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错误地认为传播致效的主导因素是人主，并在此基础上错误地将一切致效手段依附于人主一人的认知和素质。总体而言，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是基于对人性趋利避害认知，将一切理想寄于人主个人的觉悟，如同西周时认可并尊从天的决定。但是，当西周之时的政治传播制度是在天力决定人类之生、并将人之求生欲望投射于天的基础之上，而当时人力作用尚未引起重视。而诸子时代，人力逐欲已是普遍的现实。

先秦诸子对政治传播观念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认知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当提出针对这两种环境的政治传播观念时，又受到传统的以“卑感”为特征的文化心理机制的影响，而当时这种文化心理机制仍受制于东周之前的社会实践，这就导致了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即使其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知。这样就形成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理想与规范层面的内容明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设；其手段与操作层面的内容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其理想目标，即手段与目的在逻辑层面已出现悖反。

先秦诸子认识到各种“力”对“生”的影响，却仅提以外力限臣民之私欲，认为应以法律制度规范人主之下的众人，即以人力使其守共生之本分，以“力”保“共生”。先秦诸子却没有根据这一认识而提出以法规范人主的主张，他们提出的规范人主的唯一手段是晓之以共生之义，使其认识到只有共生才能保其个体之生，即只有国富才能君尊，只有生民才能君天下。这仍是基于人欲，以私人利害为终极动力，寄希望于其好自为知，以大欲代小欲，没有借助强制之力。因此，从老子、孔子开始，就首倡在位者、尤其人主修身自律；虽然墨子提出天鬼观念，但天鬼的暗示能否产生效果，仍是要取决人主对其的态度，而人主的态度当然又基于其自觉。孟子提出贼仁之君天下可诛，联系其出此语的具体情况，其实质仍是通过警语而诉诸人君的觉悟。

先秦诸子没有提出借外力以限制人主之欲，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先秦诸子很可能“受西周时思想观念的影响”而没能认识到借外力限制人主的必要。西周会计国情以限制个人之私时，明确不会计人君之其家人；当然，西周时也对人主之欲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即用其身边司“欲”之人进行正面引导，但是，即使是天官冢宰，对人主仍只有示范性影响，没有强制性能力。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受西周之时形成的文化心理机制的支配，其依靠人主之力来规范整个政治传播系统的认知基础是：臣民之所以敢矫令就利，就是因为人主不威，致其矫令代价小于矫令所得。这种文化心理机制要求通过强化人主之尊而达良好共生状态；因此先秦诸子提出人主治世帅以正、明法严刑、兼听天下。

先秦诸子的卑感文化观念制约了其对人主政治权力的反思。先秦诸子认可人主的政治权势，认可人主作为拥有主宰其他“人”生死之力的主体对政治传播的主动性影响，同时将自己所在阵营列于卑势之位，这是以政治权力格局为本位，自觉地视政治传播为附庸，是以政治学的视野看待政治传播现象，将本来在政治传播系统中自己与人主的对等角色自觉掉了。韩非的“说难”观念，认为说者有可能是为了自保而不提假外力以限人主之权，以便不激怒人主。[2]墨子将限制人主的权力归于天鬼，意即人主的权力仅在天人关系中才可能受到本质限制。

尽管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中对人力反思不足，但是，先秦诸子对主体“自律”的有限性一直保持着清醒认知，认为必须采取外界限制措施，提出了赏罚观念。赏罚，于天人之势中，是天人互动的表现；于君臣之势中，是君臣互动的表现，总之，是尊卑之间互动和力与生矛盾的表现。

这样，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就表现出一种单向度约束，一种依附于政治权力关系的而不是依从于政治传播规律的约束。只提对人臣及时赏罚之必要，只提到人臣觉悟的缺陷。仅提到君对臣赏罚及时且得当，则力得以保生，则势得以维持，则天人共生。对臣及时赏罚、得当，才能保证其守本分。其在实践操作层面也必然会出现目的与手段的悖反。

虽然从总体上看，下对上言，上对下做出相应赏罚，是一种互动；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来看，却只有上对下的主动且有强制效果的有益于真实信息传播的反应，没有下对上的主动且有强制效果的反应，这就造成了传播者与受众双方的影响失衡，必然导致传播过程的单向控制与协调失效。先秦诸子认识到君臣之间，有效的政治传播对实现有效赏罚的必要性，却仅提出君对臣民的赏罚。同时仅将对君的限制寄于个人自觉，而且这种自觉必须达到相当高的境界才会生效。比如，要自觉到天之凄风苦雨是对其不守本分的惩罚，事实上，若人主能达到这种高度的自觉，则无需再有天的暗示，其自能守天道而行事；若人主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自觉，即使有天的暗示，人主也无以正确解读，即使有臣冒死告知，人主也无以做出正确反应。客观上讲，人主拥有举天下之力，主宰天下生计，若其不能及时且高度自觉，则天下苍生虽死而天对人主之惩尚未至其身。其实仍是人主之欲无有外力及时之限。

反观西周时期，虽无外力及时之宰，但人力尚未强大，其自觉方向是将人欲托于天；而诸子时代，人力已足以抗天力而独致私欲，因此存在蔽于人力而观察不到天力与人性之一体共存关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仍寄规范人主之力于自觉，则已不当。而诸子仍囿于此。囿于此的原因，正是卑感文化的心理机制。诸子虽然已自觉到这种机制的存在，并且加以利用；但却无法摆脱这种机制对自身的影响。也可以说，其利用这一机制，也是在因而就之的情势之下的利用。

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是立足于助君治世，限于当时的君尊臣卑的历史现实，没有论说对人君的限制，因而其政治传播是畸形的，也就是说，因其蔽于用而没能将政治传播置于正确的位置，因而忽视了政治传播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些关键要求，也就是说，诸子欲正确使用政治传播，却失政治传播本身之道而就人主之势，其结果，可能在一些具体事件中能发挥效果，但是，一旦涉及人主之欲与政治传播正常运行之需的冲突，政治传播的价值即被牺牲。

参考文献：

[1] 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