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的左翼运动

2005年9月公布的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约为0.38％，这是全日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们良知的胜利，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

9月24日，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率领原住民代表，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日本总领事馆外示威，抗议日本奴役、屠杀台湾原住民的罪行，要求日方尽早归还“扣留”在靖国神社内的台湾原住民的灵位。这一举动，反映了台湾华人中的一部分受伤害者并未因为当局对于抗战历史的刻意淡漠而袖手旁观，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仍在努力诉说历史的真相，讨还被蔑视的公道。而笔者想提出的是，在日本普通国民和公民组织中，其实也存在不少热爱和平、真诚反省、主张中日友好的健康力量。

守卫和平宪法的“九条会”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著名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随同日本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对中国人民怀有真诚、美好的情感。现在，大江健三郎的名字已不仅仅属于文学领域，而且也和反战、和平联系在一起。

2004年，大江健三郎与剧作家井上厦、哲学家梅原猛、著名作家和市民反战运动家小田实、著名法律专家奥平康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泽地久枝、大众文化研究家鹤见俊辅、著名社会活动家已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夫人三木睦子，以及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等9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平均年龄为76岁)超越政治歧见，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九条会”(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放弃战争权、不保有军队)，围绕着如何认识日本宪法并使它发挥作用，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运动。

2005年“九条会”展开了在全日本的巡回演讲。当时，东京的演讲会门票1000张顷刻售罄，大阪、京都、仙台、札幌以及冲绳那霸会场的出席人数分别在2000到4500人之间。“九条会”成员通过一系列亲力亲为的活动，呼吁日本人民共同维护和平宪法。2005年1月22日和23日，日本最大的公营电视台NHK进行了两天关于宪法问题的报道，反对修宪的大江健三郎和加藤周一出场发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中同意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各占一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原先赞同修宪者超过大半的危险势头。

2005年7月30日，在日本有明市举行的“九条会”大型演讲会出席人数达到9500人。大会引起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关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报纸以及日本的NHK、TBS和英国的BBC等媒体均做了报道。“九条会”采用的战术是“语言的运动”，即召开大规模集会，让媒体关注和广泛报道，利用媒体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听众，促使他们进行思考和判断。他们的行动改变了以往在主流媒体中群众运动声音微弱的局面。

“九条会”的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年来，不同地域、行业各个层次的“九条会”已经达到了3026家，如“女性九条会”、“日中友好九条会”、“诗人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电影人九条会”、“冈山九条会”等。2005年3月加藤周一和“九条会”的积极分子、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访问北京，与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大学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加藤周一表达了要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同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的右翼势力战斗到最后的决心。

家永三郎状告日本政府

日本学术界有不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学者，他们为了探明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与肆意篡改历史的右翼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家永三郎就是这样一位为了捍卫历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而竭尽毕生精力的杰出知识分子。

家永三郎的名字和著名的教科书诉讼案联系在一起，在他80多年的人生中有32年是围绕着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而度过的。自1955年起，他编写的教科书受到文部省的审查，教科书中有216处诸如记载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客观历史的记述被审定为不合格，需要作者修改，目的是为了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掩盖、否认与粉饰。1963年他不得不作了稍许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没有得到文部省的认可。1964年3月，文部省才审定家永三郎的教科书为“有条件的合格”，但审查官提出的口头问题仍有293处。家永三郎终于忍无可忍，在1965年6月勇敢地向国家提出，要求国家赔偿在审定中对作者造成的损失。1967年6月，他又对文部大臣提出诉讼，以文部省的审定违反了宪法保障的学术自由为由，要求取消对自己教科书的审定处分。1984年1月，他再次向国家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这一诉讼案旷日持久，先后经历3次和日本地方、高等及最高法院的10次判决，成为日本史无前例的个人向国家提出的3次诉讼案。他曾多次说过：“对于我们这些有过战争经验的人来说，把历史的真实传给后代，是不能推卸的责任。”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对这一诉讼案作出了最后判决，原告家永三郎胜诉。

这一著名教科书诉讼案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家永三郎一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家永教科书案的漫长诉讼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得到了日本许多教师、学者、律师、社会活动家以及民间团体的支持。在诉讼过程中各地成立了多家支持家永三郎的民间团体，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作出了极大努力。

以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等历史学家、作家为骨干组成了“南京大屠杀调查研究会”，曾征集声援家永三郎的百万人签名。“731部队研究会”开展了有关“731”细菌部队的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为教科书的诉讼证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由一批在历史学领域颇有建树的进步学者组成，如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中央大学吉见义明等。1993年该中心创办了《战争责任研究》季刊，发表了大量论文，内容包括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强掳奴役劳动等侵略暴行，以及日本教科书问题等。这些民间团体为支援家永三郎诉讼案挖掘了大量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在从学术角度澄清日本的历史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为研究日本侵略战争所犯罪行，多次到中国进行考察和对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进行访谈，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证据。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教授野田正彰从战争加害者的心理意识出发，通过对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心理考察，揭示日军在战争中所犯罪行。他的著作《战争与罪责》已在中国翻译出版。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举行多年来深入云南滇西保山地区的山区，考察1942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在该地区杀害平民，强征“慰安妇”，

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战争暴行，撰写了《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该书也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

义文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日本友人，他是“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以下简称“网络21世纪”)团体的事务局长，也是中日韩三国合编教科书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今年三国合作编辑的东亚历史教科书分别在中、日、韩出版，在三国都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他们进行这一工作主要靠自费和少量捐助，参与者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与义文先生相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会议，我的电子信箱里每天都能收到几封他的会员网络转发来的电子邮件，是各地会员为阻止扶桑版教科书而进行抗议、游行、召开演讲会的信息。2003年秋，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去过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简陋的大办公室，墙角、桌面堆满了各类资料、宣传品。墙上张贴着即将召开的大型演讲会的宣传布告，以及他在日本各地巡回讲演的日程表。

义文创办的“网络21世纪”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事件而创立的民间团体。在日本采用教科书的程序，有政府(文部省)审查和各地教育委员会自行决定自己管辖的学校是否采用这两种情况。从战后到现在，已经出现了4次教科书事件。第一次是1955～1956年，由日本政府首次公然限制进步教科书而引发；第二次是1982～1986年，由日本政府篡改送审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而引发，因受到中国、韩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严厉抗议，日本政府被迫修改。第三次是2001年，文部科学省宣布送审的8部小学及初中历史教科书全部合格，其中包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引起了日本国内有良知人士的强烈反对和亚洲邻国的愤怒抗议。2005年4月5日，这个“编撰会”再次推出《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并发行。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韩国殖民地正当化，对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肯定和美化，主张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是“伪造”的。

针对这股篡改历史的风潮，日本的一些民间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像“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平之船”、“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教育协议会”、“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全国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民间团体自觉担负起正确教授战争历史观的重任，特别是“网络21世纪”始终站在斗争最前沿，做了大量工作。为了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的教科书，这些团体联合起来采取了一致行动，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共同发起了两轮“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

2001年6月20日，针对《新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21家日本民间团体发表共同声明，反对这样有着严重问题的教科书对下一代的误导。为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教科书，以“网络21世纪”为代表的进步团体在日本巡回召开了1500次左右的集会、演讲会，在这些演讲会上，经常会出现义文和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身影。在日本有识之士的感召和强大的社会运动推动下，2001年扶桑社教科书在全国的采用率仅为0.039％。

2005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扶桑版教科书再次通过文部科学省审定。3月24日，“网络21世纪”等市民团体在东京现代田公会堂召开大规模集会，掀起了新一轮“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计划在全日本范围同时召开多种集会、演讲会2000次，呼吁各地教育委员会、国会议员拒绝扶桑社教科书。

在全国各地反对采用右翼教科书的市民、教师、学者、律师、劳动者、学生等的共同努力下，在韩国和中国民间团体的声援下，经过与右翼势力长达数月的较量，拒绝运动最终宣告胜利。2005年9月，“网络21世纪”等16家市民团体发表共同声明，公布了他们调查的教科书采用情况：全日本共有583个地区需要选择明年春天采用的教科书，现在已有552个地区明确了采用的版本，其中只有两个地区决定采用右翼教科书。确定明年春天使用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和私立中学不到50所，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约为0.38％，远远低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10％的目标。这16家市民团体宣称，这套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教科书采用率如此之低，是全日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们良知的胜利、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

本泽二郎与他的中国情结

63岁的本泽二郎先生担任过20年的政治记者，对日本的政治和政界内幕有着深刻的了解与研究。在日本众多的政治评论家中，他以言辞犀利、敢于揭露内幕、批评权贵而独树一帜。他首次来华是1979年作为随行记者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访问中国，至今来中国已有75次之多了。

1995年，他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阻力，组织50人的访华团，身穿印有“永不再战”等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内容的衣服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2004年4月16日，他率日本铁路工会代表团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了中日友好樱花植树活动，种下了友谊之树。还有无数次，他自费来中国参加研讨会、到大学演讲。他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访华的时候可以学习过去的历史，而与我同岁的小泉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去中国。我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访问中国100次，我将为此而努力。”

本泽二郎目前最为忧虑的是日本的右翼、财阀和美国的右翼政权结成同盟，推动反和平政策的出台。作为一名站在体制之外批判政府的知识分子，他长期被日本主流媒体封杀，在媒体发表文章的机会很少。但他表示：“作为一名言论人我不屈服于权力，这也是我引以为荣的地方。”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稿费，生活并不宽裕。2003年冬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应邀到他在千叶的家中作客。他开的是一辆非常破旧的白色小汽车，车原来是他姐姐的，因交通事故而损坏，他修理后就一直开着。他有个儿子多年前因为一起事故成了植物人，至今还躺在医院里，他们夫妻每天要轮流到医院看护。他在生活上非常节俭，来中国时经常吃方便面或几元钱一碗的面条，但他对中国人民却非常慷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他捐出了100万日元在河北省兴隆县见才沟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他说自己能力有限，但希望作为一个中日友好的证明，让日本人对过去的负债有所减轻，同时也是为了刺激日本那些大企业和大财团。今年，他在战争结束60周年的时候，带着文具第三次访问了那个小村庄。

本泽二郎常常提及令他感动的一件事，那就是“清华大学能容纳300人的教室挤进来350名学生。他们站在过道上，席地坐在座位前方，对我的讲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让我十分感动。我的没有任何隐瞒的对日本现状的真实分析得到了学生们的理解”。

正是这些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人让我对日本的未来和中日关系抱有信心。就在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我收到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人的信，他已经连续6年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召开中日青年论坛。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要担心中日两国现在的关系，如果黑夜不来，朝霞也不会到来；如果冬天不来，春天也不会来临。中日两国2000年友好交流的历史证明，友好比战争的时代要长久得多。”我想，以他的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应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