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价值：基本常识、真理与谬误

——兼答孙宗伟先生

内容提要：劳动有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有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其他问题也都无法得到解决。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是具有价值的；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

关 键 词：劳动的价值 同义反复 基本常识 真理 谬误

我曾在《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发表《从局部所有制出发不可能说明分配问题》一文，其中谈到了劳动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按劳分配等问题。对此，孙宗伟先生却不以为然，他在《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发表《质疑“市场经济是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与关柏春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劳动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并向我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那么，劳动到底有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过程中很多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使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这个讨论搁浅了。现在看来，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其他问题也都无法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就探讨这些问题并回答孙宗伟先生提出的疑问，同时期望和学术界同仁共同探讨。

一、说明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为了质疑劳动价值的说法而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他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①他引证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同义反复。孙宗伟先生模仿了马克思，他的用意和马克思的用意也有点相似，但是实际上他却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或者说他对问题的理解还相当肤浅。在这里我们提出三个问题：（一）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的二重性，他说明个人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矛盾性。很显然，孙宗伟先生这里所引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指的是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而“12个劳动小时”指的则是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者通过直接观察就能知道，后者则是无法观察得到的。②这里的问题是，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你怎么能够肯定就是12小时呢？（二）那么，现实生活中能否有这样的情况呢，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恰好就是“12个劳动小时”，分秒不差，“12” 和“十二”恰好相等，这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这样的事情仅仅在逻辑的可能上才是存在的，现实世界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三）即使象孙宗伟先生“假定”的那样，“有一个劳动者”，“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由他的12小时劳动决定”，“这难道不是同义反复吗？”我们的回答是，这也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同义反复问题的实质是由劳动本身说明它自己的价值，自己说明自己。但是，在现实中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这说明个人劳动已经和社会发生了交换关系），已经取得了价值形式，即个人劳动=货币工资，这时候决定价值的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不是它自己），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资，而是“第三种东西”。③ 看看吧，当我们通过价值形式的分析从而科学地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将会逐一做出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我们都知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④ 很显然，这是一个社会平均数，是由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又会随时变动，总之这是一个动态数据。而作为每个个别的劳动者，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占有的生产条件，他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强度都具有某种特殊性，他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的个人劳动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含量或者高于社会平均数，或者低于社会平均数，你说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恰好就是12小时，分秒不差，恰好相等，那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世间哪有这样巧合的例子呢？一般的劳动者，他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会多一些，或者会少一些，恰好等于12小时的情况是找不到的。比如我的小弟，现在是学徒工，他刚上岗不久，手艺还不娴熟，甚至有些笨拙，他每个工作日生产的工件有限，有时不仅不能生产出成品，甚至还会生产出费品，结果不仅不能创造价值，甚至还会造成损失浪费。他的八小时工作日（现在我们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了，所以我们就以八个劳动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吧）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我的二弟算是出徒了，但是手艺也不算太精湛，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7小时、6小时或更少。我比我的两个弟弟或许要强一些，毕竟多熬了几年嘛，但也强不了多少，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接近于8小时，或者说相当接近于8小时，如果做一点乐观的估计也许还能比8小时略微多出一点点。但是，孙宗伟先生就不同了，他是知识分子，是复杂劳动者，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一些。当然，还有比孙宗伟先生更强的，比如袁隆平先生，那就大不相同了，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为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64小时、128小时或更多，他可能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成百上千倍（在这里，我们采用了简单化的叙述方法，是从劳动的复杂程度或熟练程度这些单项指标出发说明问题的。实际上，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些还是少些，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简便才这样做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叙述的要复杂得多）。总之，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多于8小时，或者少于8小时，分秒不差，恰好等于8小时的情况也可能有，但那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它仅仅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是存在的，而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上面表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些数据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际上究竟是多少是无法直接知道的，甚至连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而创立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都说不知道了，你孙宗伟先生怎么能够肯定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呢，难道你比马克思还高明？你是掐算出来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当然，孙宗伟先生说了，“我们假定有一个劳动者恰好使用的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具有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那么这个劳动者的劳动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呢？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由他的12小时劳动决定吗？这难道不是同义反复吗？”（应当指出，我们对于“12”这个时间一直是用两种文字表示的，有时用中文，即“十二”，有时用阿拉伯文，即“12”，《资本论》（中文版）原文就是这样叙述的。用不同种文字表示这相同的数量，这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但是，孙宗伟先生却是用同一种文字——阿拉伯文字表示的，他在照抄《资本论》原文时还能遵照原文，使用两种文字，但是一旦他自己说明问题时就用一种文字了。我现在想问他一句，你知不知道这种区别的含义？）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某一劳动者劳动的生产条件、熟练程度和强度恰好相当于社会的平均数，说明它的价值也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们是“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的，⑤ 个人劳动=货币工资，在这里决定价值的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作，而是“第三种东西”！这里的关键在于个人劳动已经采取了价值形式，这说明它已经和社会发生了交换关系，这时候个人劳动的价值就不是由它自己说明的了。同义反复问题的要害是自己说明自己，但是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

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决定某一劳动者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不过，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某一劳动者而言，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一些；也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一些。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是因人、因条件而异的，有的劳动者占有的生产条件好一些，劳动的复杂程度高一些，劳动的强度大一些，那么他的单位时间内的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多一些，反之就会少一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于8小时或小于8小时的数量。那么，决定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有没有可能恰好就是8个劳动小时呢？有，从逻辑上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分秒不差，恰好就是8小时，但这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这种情况只有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是存在的，而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我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恰好就是8小时的例子是没有的，你孙宗伟先生说有，那也只是一种“假定”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你能找出一个这样的例子吗？

二、同义反复的问题并非提问者的意思

但是，孙宗伟先生接下来就会问我们了，马克思不是提出了同义反复的责难吗？是的，马克思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试想一下，提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把无说成有，马克思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吗？我们相信，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事出有因的。那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是怎么提出来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就象谜一样，极具诱惑力，对于偏爱科学的人们来说都想揭穿它。但是，你要知道，同义反复问题是在1820—1830年间经济学界展开的那场著名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庸俗经济学家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做出回答，从此以后古典经济学就陷入危机了，经济学就开始庸俗化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没有人做过透彻的研究，甚至都没有人怀疑过。它今天又被重新提起了，而且使那么多人着迷，这使它具有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可以想象，解决这样的问题肯定富有挑战性，但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是必须解决的。我感到，这是一个谜，揭开谜底的过程就象险峰探秘一样，必然会有艰难险阻，但也会有愉悦快乐，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孙宗伟先生为了否证劳动的价值的说法而引证了马克思的那段话，现在我们暂时不管那段话到底是谁说的，也不管它是谁的意思，也不管它成立不成立，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吗？这里的问题是，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是12小时吗，能够直接知道吗？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指的是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12个劳动小时”指的则是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曾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直观所见的都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时间也能直接知道，但是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直接知道，也就是说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是无法直接知道的。既然是这样，马克思怎么能够肯定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呢？很显然，马克思是不能肯定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的，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马克思的本意。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最初是由赛•贝利提出来的，马克思不过是模仿了他而已。

同义反复的问题最初是由庸俗经济学家赛•贝利提出来的。⑥ 那么，赛•贝利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基本命题。应当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两个命题当中，前一个是正确的，即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命题是正确的，但还不是科学的，因为他们仅仅知道劳动创造价值，但却不知道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后一个则是错误的，即劳动是商品的命题是错误的， 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有些庸俗经济学家是反对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命题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命题当中包含着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革命性结论，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一切具有价值的财富都理应为劳动者所有。⑦ 所以，他们就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比如赛•贝利就说:“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 ⑧ 应当肯定，赛•贝利提出责难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的，所以他的责难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但是，他提出责难时所使用的前提却不是他所要坚持的。他采用的是归谬反驳法，即从论敌的前提出发推论出荒谬的结论，从而批驳论敌的前提或结论。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他进行推论时使用的前提和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的论敌的意思。但是，对于这一点，孙宗伟先生却完全给理解反了。归谬反驳法本来是很普通的反驳方法，其中的含义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对于孙宗伟先生来说似乎还需要做一点说明。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吧。很早以前，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他先夸耀他的盾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一个东西刺得破啊。”之后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没有一个东西刺不破啊。”有人反问道：“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如何呢？”那个人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什么都刺不破的盾和什么东西都刺得破的矛恰好相矛盾，不可能同时存在。那么，“我的盾坚固无比”和“我的矛锋利无比”是谁的意思？到底是“卖矛和盾”的人的意思，还是那个“反问”的人的意思呢？很显然，它是“卖矛和盾”的人的意思，而不是“反问”的人的意思。但是，在孙宗伟先生那里，那个意思却被说成“反问”的人的意思了，他把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说成马克思的意思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

应当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命题当中，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则是错误的。然而，赛•贝利提出责难反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确的命题，而不是错误的命题，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赛•贝利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如果坚持劳动价值论就会得出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革命性结论。所以，他就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同义反复这个责难。但是，他提出责难不过是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而已，他只是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才从他们的逻辑前提出发的，他使用的那个前提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从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前提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难免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这绝非赛•贝利的本意。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义反复的问题不是赛•贝利的本意，但也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提出同义反复的问题不过是模仿了赛•贝利而已。

但是，孙宗伟先生就会反问我们了，马克思不也提出过同义反复的责难吗？是的，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责难。但是，马克思提出这个责难之后紧接着就在页下做了一个注释，说明前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责难，说明他是从庸俗经济学家赛•贝利那里引用过来的。⑨但是，孙宗伟先生还会问我们，既然同义反复这个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的意思，尤其那是庸俗经济学家的说法，他怎么还能引用呢？这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问题了。上面我们已经说明，同义反复的问题最初是由庸俗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问题所要批判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确观点，但是对于批判错误的观点也是有效的（两个命题自相矛盾，可能一个命题有问题，也可能两个命题都有问题）。因此，马克思就引证了这段话。马克思做这样一个注释只是要说明前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有效地批驳了论敌的论点，对于自己批驳论敌的论点也是有用的，至于这个问题是否成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马克思的这种引证方法，恩格斯曾经一再做过说明。他说道，“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 ⑩只要前人曾经提出过，而且能够批判错误的观点，马克思就会拿来引用，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做的。

需要指出，马克思提出责难反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的命题，而不是正确的命题，这与赛•贝利提出的责难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三、同义反复的问题是存在的，它的意思是古典经济学家的

这个问题的本意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赛•贝利的，那会是谁的呢？这个意思是古典经济学家的。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基本命题。需要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两个命题当中，劳动是商品的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命题是正确的，但还不是科学的——他们仅仅知道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但却不知道由什么劳动决定，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在他们那里，决定价值的劳动和作为交换对象的劳动是同一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和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是同一的， 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要导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由劳动本身来决定它自己的价值，这显然是同义反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非科学的，按照他们的逻辑说明劳动的价值是难免要导致同义反复问题的，或者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理论当中无法避免同义反复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矛盾，赛•贝利就是从这两个命题出发来提出责难的，马克思基本上模仿了赛•贝利的责难，他们的责难都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对于他们的责难，古典经济学家当然是无法做出回答的。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错误的，而在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非科学的，从这种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是难免要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的。同义反复的意思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赛•贝利的，而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所以提出同义反复的责难只有在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时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是用劳动二重性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的，这里已经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那么孙宗伟先生反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四、综合上述两点：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

上述分析说明，赛•贝利和马克思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责难都是有道理的，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确实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所以，简单地否定同义反复问题是不正确的）；同时，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是具有价值的，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金银盾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古代有个武士手持盾牌给两个将军看， 右面的将军说这是一个金盾，左面的将军说这是一个银盾。双方各持已见，争持不下。 当持盾者把盾牌翻转过来给两个人看时，双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盾牌的两面不同，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 于是都悔恨自己只看到一面就下结论，结果造成片面执拗的笑话。现在看来，同义反复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个方面出发说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或者从另一方面出发说不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两个方面出发说明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才算获得了全面的认识。

五、看看马克思将会做出怎样的说明吧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价值的说法提出了责难，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他还会提出这样的责难吗？不能。我们相信，如果马克思仍然健在的话，他不仅不会提出责难，而且还会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现实对劳动的价值做出合乎逻辑的说明。那么，马克思将会做出怎样的说明呢？我们遵循他的理论逻辑，对于劳动的价值做出下面的说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企业支付货币工资，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这说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在这里，作为交换对象的是个人劳动，作为交换媒介的是货币工资。所以，劳动的价值形式是：个人劳动＝货币工资。在生产过程中，各个劳动者付出的个人劳动都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劳动，比如在建筑行业，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就是木匠的劳动、瓦匠的劳动、技术员的劳动、总工程师的劳动，等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即每个劳动者每天的劳动时间都是八小时。但是，因为各个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表现为货币工资时也是互不相同的。比如说，赵木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6元钱，钱瓦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6元钱，孙技术员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8元钱，李总工程师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12元钱（尽管现实中的工资差别与劳动差别还远不成比例，但是差别还是有的），等等，某个劳动者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x元钱。他们的劳动的具体形式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它们却都能够同货币工资相交换，这说明它们当中包含了某种等同的东西，货币工资不过是这种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那么，它们当中包含的那种等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抛开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木匠的劳动，就不再是瓦匠的劳动，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就都消失了，从而就化为等同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正因为它们都包含了抽象劳动， 所以它们才会具有等同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具有这样的性质：从一方面看，个人劳动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因而各个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劳动是互不相同的；从另一方面看，个人劳动都包含了没有差别的抽象劳动，因而各个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又具有等同性。简要地说，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就说劳动是具有价值的。如果个人劳动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那它就没有价值；如果是无偿提供给他人的，那它也没有价值。我们是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这种社会现实出发才得出劳动具有价值这种结论的。这里的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就是价值，劳动的价值！

那么，个人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个人劳动的价值与其中的具体劳动无关，个人劳动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抽象劳动决定的。抽象劳动包含在个人劳动当中，但它是不同于个人劳动的另一种东西。赵木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和6元钱相等，这表示它们二者包含了某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⑾ 在这里，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着抽象劳动，货币（工资）则代表了一定量抽象劳动。

所以，它们就具有了等同性。这里的一定量的货币工资只是价值符号，是外在的价值尺度，它并不决定价值。价值当中不包含具体劳动的因子，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个人劳动则具有二重性，所以它也不能决定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由个人劳动来决定它本身的价值也不是价值决定关系。决定价值的是货币工资所代表的和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这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资，而是“第三种东西”。

某个劳动者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和x元钱相等，这表示个人劳动取得了价值形式。但是，“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⑿ 价值形式只是相对地表现了个人劳动的价值。个人劳动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社会平均数，而各个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则各不相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强度也各不相同；各种劳动在交换过程中都要按照不同的比例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均劳动，而“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⒀ 所以，就某一劳动者而言，他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这是无法直接知道的。实际上，某个劳动者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等等，也可能恰好就是8小时，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他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取决于该劳动者付出的劳动的复杂程度（简单化的说法），劳动的复杂程度高，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多，反之就少。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数量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同的，“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⒁

看看吧，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

六、关于劳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相矛盾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向我提出质疑，他的意思是说劳动的价值的说法与剩余价值范畴相矛盾，劳动有价值意味着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如果是这样剩余价值将从何产生呢？或者说，如果承认劳动有价值，那将如何解释剩余价值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提出来的，⒂ 孙宗伟先生不过是模仿了马克思而已。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道理的，你孙宗伟先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这样提出问题有什么道理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仅仅得到了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他没有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一方面得到了货币工资，一方面又以主人的身份占有了社会“扣除”的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清楚的说明，这里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其中就包含了社会做一部分“扣除”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扣除”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当作矛盾来看待， 恰好相反，他所说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就是以社会做一部分“扣除”为前提的。⒃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的说法与剩余价值范畴相矛盾，如果说劳动有价值就等于说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因而就无法解释剩余价值了，所以主张劳动没有价值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范畴已经不覆存在了，这时候还说劳动没有价值有什么道理呢？

在孙宗伟先生看来，因为有了剩余价值，劳动者就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所以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也就没有价值，但是他却没有想一想，如果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从而剩余价值不覆存在了，这时候劳动还不能作为商品，还不能有价值吗？

孙宗伟先生认为，私营和三资企业存在剥削，存在剩余价值，所以说劳动是商品，劳动有价值是不正确的。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三资企业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和三资企业没有剥削。当然，说明这一点是很复杂的，对于这一点笔者曾在《关于“剥削问题的理性思考”的几点思考》一文当中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⒄ 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七、不要冤枉了斯密

孙宗伟先生说，“认为劳动具有价值的观点，不是关先生的发明，斯密早就提出来了。”孙宗伟先生的说法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他还没有搞清楚：一、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二、斯密虽然提出了劳动具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因为他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所以即使劳动已经作为商品了他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而我对劳动价值的观点则做出了科学的证明。孙宗伟先生说，斯密早就提出了劳动价值的观点，劳动价值的观点不是关先生发明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对劳动价值的科学证明就理解不了了；他知道斯密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是错误的，斯密的观点还有正确的一面，他却一无所知。这样的认识该是何等的浅薄啊？这样岂不要冤枉了斯密吗？

前面我们说明，斯密关于劳动商品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那是简单化的说法，下面我们将要说明斯密的观点还有正确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⒅ 他认为劳动是商品，它说明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雇工和业主之间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相对还是和谐的，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者说明劳动是商品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应当肯定，他的经济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说到这里，孙宗伟先生可能会提出疑问，马克思不是批判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并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吗？是的，马克思批判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并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但那是经历了某种历史性变革之后的事了。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场手工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资本主义还未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义还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还隐藏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成为那个社会阶段的主流，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还远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那个社会阶段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都是有利的。后来，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就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爆发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突现出来了，马克思就是在这个社会阶段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的，它客观地反映了这个社会阶段的实际。斯密提出了劳动商品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针对不同社会阶段的实际而提出来的，对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而言相对都是正确的，所以它们又是统一的。

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当时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当然，斯密后来意识到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工场手工业当中，特别在手工作坊当中还是符合实际的，而在“资本集中和土地私有” ⒆ 以后劳动者就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了。⒇ 这时候，斯密仍然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有问题了，尤其他的后继者，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在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斯密的观点顺应了当时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他的观点就与现实相矛盾了。现在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原则上还是符合实际的；而在资本主义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在原则上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了。

应当指出，任何理论观点的正确性都在于适时地反映了现实，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斯密是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劳动交换关系，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主张劳动商品的观点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对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相反，如果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结果就会助长封建主义的力量，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反倒会阻碍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时间比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91年）。那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恰好反映了现实，也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如果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斯密和马克思分别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都相对客观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社会阶段的实际，他们不愧都是时代的优秀代表，分别都满足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要求。反映社会的现实和时代的要求，这是判定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都是正确的， 离开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的。现在流行的教科书都说马克思是正确的，而斯密是错误的，这是不公正的。孙宗伟先生坚持流行教科书的观点岂不要冤枉了斯密吗？

八、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还专门谈到了研究方法的问题，指出我很多所谓的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

孙宗伟先生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但是他却没有看一看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以为现实就是这样并反问起我来了，这是很可笑的。你要说明问题首先得看一看现实中存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啊！实事求是，这应当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得从事实出发呀！“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现实中有这样的事实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一检验不就清楚地知道是非曲直了吗？实事求是，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离开了实事求是还谈什么研究方法呀？

孙宗伟先生引证《资本论》的话反驳我的观点，看样子他是读过《资本论》了。但是，读书的关键在于读懂，否则，误读了《资本论》，那可不是好玩的。当然，如果读书纯属个人兴趣，读错了也就罢了，不会影响他人的。但是，你孙宗伟先生就不同了，你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这样读书怎么能行呢？那些天真的学子们坐在你面前，眼巴巴地瞅着你，还想从你那里学点真知呢，如果你读错了然后再讲给大家听，那不是要误人子弟吗？那些想求一点真知的学子们该是多么的可怜哪！读书的关键在于读懂，象你孙宗伟先生现在这个样子，连所引那段话的是非真假都没有搞清楚，连是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懵懵懂懂地就引用过来，甚至反问起我来了，这可真是无知者无畏呀！自己没有搞清楚基本事实，没有弄清楚基本道理，竟然和我讨论起研究方法来了，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

九、关于基本常识、真理与谬误

孙宗伟先生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本身没有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但在关先生看来，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在当代社会，劳动本身成为了商品而具有价值。”在孙宗伟先生看来，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没有价值，这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永远都是正确的，象我们这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就离经叛道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没有价值，马克思当年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孙宗伟先生今天仍然这样说就是不正确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价值是商品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并没有作为商品，既然没有作为商品，它怎么会有价值呢？马克思关于劳动没有价值的结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而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只有在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因而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无条件地把它运用到其它场合就是不正确的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则应当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已经现实地表现出来了，这时候再说劳动没有价值就是不正确的了。

斯密认为劳动有价值，但是劳动价值的说法与资本主义现实相矛盾。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没有作为商品，因而也就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发现，这是一个真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宣传，今天已经妇孺皆知了，成了普通常识了。但是，真理是有条件的，如果超越了它的适用条件，它就会变成谬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范围内，就一定的客观对象而言，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是不容混淆的。但是，真理和谬误又是统一的，二者相互比较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互相转化。真理向谬误的转化表现在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有它的适用条件，如果超出了这个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21)

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却没有价值，这是一个悖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就是如此， 它用交换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它是人剥削人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这里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里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说劳动本身没有价值是正确的，但是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正确的了。对于这一点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提出来的，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曾经做了如下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欧洲几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帝国主义了，社会矛盾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就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成功的机会。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应当怎么办？某些教条主义者抱住马克思的多国胜利论不放，而反对俄国单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则相反，他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俄国特殊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策略，领导革命人民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并夺取了政权，创造了无产阶级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列宁的做法是正确的，相反，那些反对俄国革命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呢？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展开的，那时的教条主义者模仿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但是屡屡遭受了失败，中国革命遭遇了空前的困难，很多人对革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产生了悲观情绪。那么，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是否应该抱住俄国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不放呢？在那样的危难时刻，在那样的抉择关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缔造了人民军队并开创了农村根据地，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列宁和都没有死抱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而是根据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劳动没有价值的结论，对于这一结论我们今天应当重新看待，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做出新的概括，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相反，象孙宗伟先生那样，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死抱前人的结论不放，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⑥在赛•贝利之前就有一个匿名作者提出过这样的责难，赛•贝利基本上是抄袭了这位匿名作者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5、157和117页］

⑦参见约翰•加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英文版）第22页。

⑧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586页的页下注释。

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586页的页下注释。

⑩恩格斯：《〈资本论〉序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35页。

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页。

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

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

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6页。

⒃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页。

⒄参见《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5期。

⒅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6页。

⒆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4页。

⒇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9页。

(2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1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