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圣山(五)诰封

明代以前，庐山已经家喻户晓，在中国人心目中，那里是活动的画境，现世的桃源，外边的一切纷扰、杀戮、离乱都被隔绝在松涛之外。

当中国北方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反复拉锯战中成为主战场时，包括庐山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却成为狼烟中的桃源乐土。

元代无名氏的《朝天子・庐山》，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座神仙山的神往：

早霞、晚霞装点庐山画。

仙翁何处炼丹砂？

一缕白云下。

客去斋馀，人来茶罢，叹浮生指落花。

楚家、汉家做了渔樵话。

公元1275年，身处大都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前线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座长江南岸的山岳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

元朝社会的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作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在异族统治者眼中，他们与牛马无异。南人每20家被编为一甲，身为甲长的蒙古人，拥有对他们生命、财物、妻女肉体的绝对支配权。

在庐山余脉的黄岩鼓子寨，残存着600年前的营垒遗迹。元末，邢万户、张野鸡两名庐山山民率众扯起反旗，啸聚于此。

当时的中国，揭竿而起者此起彼伏，经过数年征战，庐山脚下的九江成为两支农民武装争夺的焦点。

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江淮地区的朱元璋，渐成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经过一系列拉锯战，朱陈两大势力在九江对峙。

公元1363年初秋，两军开始在庐山脚下江边古城会战，平静安闲的江城即将迎来一场决定谁是王侯谁是草寇的屠戮。

如今的鄱阳湖大桥下面，是长江和鄱阳湖交汇处，1363年7月初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在此拉开序幕，朱陈双方投入约80万兵力，经过37天鏖战，人数占劣势的朱元璋水军，利用古老的火攻战术，彻底歼灭了陈友谅主力部队，清除了权力顶峰途中最大的障碍。

公元1392年，鄱阳湖和庐山又恢复了平静，这时统一的多民族明帝国已经建立了24年。按照太祖朱元璋要像爱护幼鸟、小树一样爱护民生的理念，经历多年战乱的黎民终于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

然而，随着一道敕令的传达，庐山方圆几百里的静谧顿时被打乱，人们无法预料到，他们的命运即将被卷入一项浩大持久的皇家工程，而他们的家园――庐山的历史也即将被改写。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少有耳闻的仙人。

这个虚无缥缈，云遮雾罩的神仙是一名叫作周癫的游方僧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故事，但远在金陵的洪武皇帝，坚称周癫在庐山修行期间，大施神迹，帮助自己打赢了和陈友谅的生死之战。

为怀念这位倾力相助的神人，洪武26年，皇帝决定为他造像，并在高入云端的庐山之巅树立御碑。

为表彰这位子虚乌有的神人，在遥远的金陵，用优质大理石打造的石碑上，著名书法家詹希源手书皇帝两千余字的《周癫仙人传》，由当时最优秀的工匠镌刻在石碑上。

为了将巨大的石碑运到庐山顶，负责整个工程的内务府决定，用附近州府的民夫，从山脚下的赛阳修筑一条能到达山顶锦绣峰的小路。这在庐山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建成的这条险峻道路，有一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名字――九十九道道。当年，它是进出庐山的第一条人工道路。今天，行走其间，视线不时被葱郁的灌木遮挡，不过，即便走过600个年头，当年留下的许多印记依然向我们提示着那段艰苦的开路岁月。（图2）

路边的大石上，明显可以看到打钎的痕迹，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当年筑路民夫弃用的铺路石。

在九十九道道顶端，一块岩石上镌刻着“内府潘四修路”的字样。（图3）

历史学家基本认定，身为明朝内务府官员的潘四，是当年修路工程的主要监督人。

在艰苦的工程即将告竣之际，受命监督的内务总管潘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他理应和这青山古道一起，被后世铭记。

在所有官方典籍和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当年修路人的记载和描述，那些被役使的民夫们，是不是也在大山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呢？

带着这个疑问，庐山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从1982年开始，仔细考察了九十九道道沿线，经过近30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6处和当年修路人有关的明代石刻。那些被风霜磨砺的刻字，是关于那些卑微生命的唯一记忆：驿传道冯修路；九江府邹修路；南康徐捐金十两。（图4-1、2）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的突击劳作，御道建成，而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庞大的御碑如何上山？诸多史料中，并无关于运送御碑方式的详尽记录，然而，后世的历史工作者，却基本认定，庞大的御碑主要是由人力驮运到山巅的。

对于习惯负重踏遍青山的当地男丁来说，这样极具挑战的任务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

第一步，要在林莽中仔细挑选一棵质地紧密、强韧的大树，作为驮运御碑的负重主干，被当地人称为大龙的这根原木，是整个系统的中枢和集中承重部分。

运送御碑的负重系统，包括一根“大龙”，两根“大牛”，和八根“小牛”，上路之前，经验丰富的山民用绳索将所有部件紧密连接，绳索的分布实际上起到了分配重量的作用，而架龙高手们，自然知道怎样让驮运的同伴们更加轻省和高效。

1393年的一天清晨，4米高，1.3米宽，0.3米厚的御碑上路了，根据历史学家估计，当时整个庐山山麓的壮年男丁都被发动起来，轮流驮运这重达数吨的巨碑。

在苍莽群山中，驮运的队伍如蝼蚁般艰难行进。

整个工程从修路到御碑被运上锦绣峰，历时近两年。明史对此只有寥寥几笔描述，“太祖遣官祭庐山周癫仙立御制碑”，而参与这个庞大项目的民众有多少，他们的命运如何，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图5）

一块代表皇家最高威仪的纪念碑在群山之巅竖立，一个有情有义的开国明君形象也在四海之内彰显。（图6）

就在御碑落成的1393年秋天，战功卓著的凉国公蓝玉满门被诛，株连一万多人，史称蓝案。此时，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一班文臣武将，已基本被他诛杀殆尽。

几年后，为御碑书写碑文的詹希源在为南京皇宫书写匾额时犯了忌讳，被斩首示众。

这个以日月光明作为国号的帝国，却以严酷和黑暗的专制压迫著称，它独创的厂卫制度，更是让人闻风丧胆。

而与此同时，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继续向仙界施恩。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为纪念周癫，敕令扩建了巨大寺庙群，寺庙落成开光之际，皇帝亲赐乌金太子像、象皮鼓、铜钟、铁瓦4件宝贝，以示隆恩。在庐山博物馆暗淡的地下室里，存有出土于天池寺旧址的明代铁瓦，现存的文物确凿地表明，史书所言不谬。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庐山于他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他在庐山脚下转败而胜，最终称帝的缘故；又或许庐山是他心目中可与上天沟通的地方；而锦绣峰和天池寺，云蒸霞蔚，具有让他的故事更为逼真的氛围。紧接着，他又加封庐山为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最高统治者们对于山岳的敬拜和尊崇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在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中，高耸入云的山岳一向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代表。

明代的庐山，在皇室殊恩之下，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享有了同等尊荣。从此，自春秋以来便有五岳之说的中国，又多出一岳：庐岳。

朱元璋下诏，命庐山脚下的星子、南康两地官员每年都要沿着九十九盘山路登顶庐山，到天池寺躬祭。

今天的庐山，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迹已经不多，不过，少数保存至今的明代建筑内，却留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管窥当年的统治者们微妙的心理活动。

建于明代初期的天池塔，隶属于天池佛寺，不过，塔内部顶端的纹饰，却是典型的道教八卦图案。

为了让政权看起来更加顺应天道，朱明皇室抱着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皇家山岳---庐山上创造着一系列神话。

据明史记载，整个明朝，在庐山曾出现13次蛟龙腾空的景象。龙，在封建社会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庐山是否真有蛟龙，无据可考，但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这座山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无上尊崇。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新皇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承袭了先皇对于庐山的崇敬。（图7）

即位不久，他就下诏，把以庐山天池为核心，“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堂”的广大区域，辟为皇家禁地，禁止任何形式的砍伐、开垦、狩猎。从此，庐山专属朱姓一家。

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这纸禁令，庐山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宝贵的涵养机会，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葱山谷，鸟语花香，间接受益于这漫长的山禁。

因为开国君王的垂青，明朝历代皇室都对这座大山眷顾有加，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庐山黄龙寺的尊敬，她亲赐藏经画卷以及镏金佛象等稀世珍品，以示皇家的器重。

为报答皇太后的恩典，当地僧人特在黄龙寺附近的密林幽深之处，建了一座石结构的亭子。亭中立有石碑，上面刻着皇帝的圣旨和赞颂皇太后施舍佛经的文章，这便是著名的“赐经亭”。（图8）

三代皇帝的敕封，两座御碑的树立，让庐山在明代成为显赫一时的皇家山岳。明代以前，庐山更多为高僧名道、文人墨客所瞩目，明代以后，随着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高，庐山，已经开始成为华夏大地上一座政治名山。

因为皇室的重视和仰慕，在明朝，瞻仰庐岳成为文人雅士、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人们不远千里，纷至沓来。

雾绕庐山，是这里常见的景观，每到大雾降临，山中人往往不知身在何处，当明朝著名的才子唐寅走进庐山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惑，一年春天，投奔南昌宁王的唐伯虎敏锐地洞察到宁王朱辰濠造反的图谋，深谙政治规则的他为了避祸脱身，不得已，只有装疯。

金蝉脱壳的唐寅，在回归故乡苏州的途中游历了庐山，迷茫大雾中，写就了“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的诗句。在如山岳般浩大，如浓雾般迷离的皇权世界里，看清前路与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图9）

17世纪中叶，明帝国的江山社稷遭遇了一场惨烈的动荡与震撼，皇土永固的梦终于惊醒了。1644年甲申，笃信天命所归的朱洪武亲手缔造的大明朝并没有逃脱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铁律，一个曾经浩大恢弘的帝国，大厦倾倒，烟消云散。

盛衰兴亡的轮回之后，历史又走回了离乱的起点。

而庐山，依旧在秋云冬雪中俯瞰社稷兴亡，静观世间沧桑。

中国人喜欢把天地自然看做有生命的实体，他们相信，万物的运行生息，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都是天道使然。然而，一个个自命奉天承运的王朝却依次由盛及衰，灰飞烟灭，天道何在？天道又是什么？每代人都在思索和追寻。

明亡16年后，一位叫黄宗羲的思想者走进了庐山，离开庐山后，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第一章叫作《原君》，皇帝是不是真的受命于天，王朝帝国盛衰的天道究竟在哪里？在经历2000余年皇权长夜之后，黄宗羲第一次画出中国人启蒙的问号。

又是300年过去，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终于看到了黎明的到来，而这里的人们也即将走出历史怪圈，作出方向性的抉择，在这个大时代到来的前夜，一位同样钟爱庐山的伟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历经沧桑的庐山，今天已经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游客们大都淡忘了这里昔日的荣光，而不老的青山，依旧在亘古不变的云卷云舒中走过春夏秋冬，对于山来说，所有的事情，或许只是它经历的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