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编钟 第5期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说是逊帝，风光不再，但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从纳彩礼到大征、册立，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大婚典礼费银数十万两。（图1）

如此巨额花费从何而来? 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于是打起了就地取“财”的主意，致使大量珍宝被偷卖出宫，金编钟就在其中。

对宫廷器物有深入研究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史专家徐启宪说，编钟是中和韶乐的一种乐器。编钟原来是青铜器，康熙60岁生日时，铸造了一套金编钟。乾隆皇帝以康熙盛世为标准，在乾隆五十五年他80寿辰时，仿造康熙金编钟又铸造了一套金编钟。这套金编钟用一万多两黄金铸造，每一件编钟上面有名称，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识。这套金编钟反映了清朝康乾盛世国力的强盛。

经过康熙、雍正两位先皇的励精图治，公元1790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正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富兵强，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图2）

乾隆80大寿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

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乾隆决意打造一套比前朝更大的金编钟作为大寿的庆典之用。

这套皇宫御制的金编钟，瑞兽为钮，波涛云海环绕金钟，两条蟠龙跃然其间，彰显着帝王尊贵之像。更令人称奇的是，铜编钟以大小不一定音，而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靠厚薄不同来定音，当属稀世之宝。（图3-1、2）

这套金编钟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3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6岁时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图4）

徐启宪说，逊帝溥仪当时宫内有太监、宫女一千多人，加上亲属、官员，他仍以皇帝的规模花费，支出相当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叶秀云说，根据《清室优待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每年拨给逊清皇室400万元新币，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开支。但是民国政府不能如数发给逊清皇室经费，所以逊清皇室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

叶秀云说，民国13年4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40万元、金册等抵押4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紫禁城。

北京前门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一座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得到金编钟这批财宝后，立刻做帐，将这笔帐目勾销。金编钟成了银行的帐外资产。

位于北京前门内东侧的东交民巷，曾驻有许多外国领事馆和外国银行、商会。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此事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原天津史志办主任郭凤崎说，1924年4月，末代皇帝溥仪把金编钟和故宫的一些珍宝典当给盐业银行，期限一年。但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把溥仪赶出了故宫，所以他赎金编钟是不可能了。

1931年“9.18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陈亦侯负责。

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但他当时也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让他几 度险招杀身之祸。（图5）

陈亦侯之子陈骧龙说，我父亲原则性非常强，而且做事非常严谨。转移是很秘密的，我父亲用他自己的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金编钟从北京运了出来。

为了保险，陈亦侯决定把16只金编钟藏在天津赤峰道12号，就是当年法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地下库房，地下库房像迷宫一样，而且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没有熟悉情况的人领路，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即便藏得如此隐秘，陈亦侯仍非常担心。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金编钟的信息，很快就找到陈亦侯。

陈骧龙说，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礼物来看我父亲，跟我父亲交朋友搞关系。我父亲认为，跟外国人打交道要十二分警惕。金编钟的信息，一点儿也没透露。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知金编钟的去向。陈亦侯意识到，虽然日本人暂时不会在租界直接动武抢夺金编钟，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有所行动，金编钟藏在这里迟早会被找到，而凭盐业银行和自己的力量很难保住金编钟，情况十分危险。

陈骧龙说，我父亲让一个行员跟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联系。他当时是贵州省主席，而且是的文官长。他当时在重庆，如果在天津打电报跟他联络，怕暴露了信息，他们便去了西安，从西安给重庆打电报，请示金编钟怎麽处理。

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香港发往重庆，找到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让陈亦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图6）

按照电报的意思，就是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即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

陈骧龙说，我父亲见到这封电报非常生气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而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当时他就决定不能毁掉金编钟。宁愿自己承担责任和危险，也要保护金编钟。这份回电，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封电报。

陈亦侯十分清楚，日本人已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如果不及时转移，国宝将被掠走。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两国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了现实。

陈骧龙说，有一天，日军请我父亲到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袭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搜查。

狡猾的日本人还对地下库房的墙壁仔细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然而日本人却一无所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接收财产。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闻风找到陈亦侯。

陈亦侯妻子说，特务头子戴笠找到陈亦侯，跟他要16个金编钟。他说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你去找吧。

1946年2月，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的金编钟是敌产。戴笠将此信交给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陈骧龙说，李汉元对我父亲说，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我父亲拿信一看说，你知道情况啦，你说怎么办？李汉元讲，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当时他就把信烧了，他说戴笠那儿我交帐。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戴笠要陈亦侯交出金编钟一事不了了之。

陈骧龙说，为什么李汉元肯这样担责任？当初李汉元抗日，日本人到处抓他，他曾躲到我们家。我父亲为什么不肯把金编钟交给政府，因为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物品里，还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这些金册在辗转过程中，被一些人化成金条了。父亲认为，金编钟交出去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

从1924年金编钟典卖出宫到1946年3月戴笠乘飞机失事，22年的时间里，陈亦侯经历了日本人的搜查、特务的威逼和众多军阀、政客的打探，却始终没有交出金编钟。

经他转移并藏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密室里的16只金编钟到底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日军占领天津，主动结交陈亦侯时起，陈亦侯就意识到，金编钟再也不能藏在银行的密室里了，必须马上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决定去找他。

胡仲文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是同学，受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为人耿直而富有正义感。

陈骧龙说，胡仲文跟我们家在永定里时住前后院，关系很好。

陈亦侯想好的地方就是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密室。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有一扇小门，打开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是秘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胡仲文家，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当天深夜，陈亦侯和贴身司机杨兰波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车上，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早已等候在四行储蓄会的胡仲文迎接了他们。

陈骧龙说，据我父亲讲，那天晚上在四行储蓄会，藏好金编钟后，父亲拉着胡仲文的手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全歼守敌，天津城解放。

1月18日，胡仲文走进军管会大楼，向军管会金融处递交了一份清册。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4000多件，其中有2000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图7）

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