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及市民化障碍研究

摘 要：基于325份样本数据，从个体及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及市民化障碍。结果显示：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改籍意愿不强，近半数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经济状况、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男性、低年龄者、中等学历、中等收入、无专业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在市民化条件、现实困难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关政策制定应具针对性。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 改籍 市民化 障碍 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1-103-04

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农民转为市民，是亿万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梦想，这不仅是个体和家庭追求现代生活与未来发展的生活诉求，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2014年7月，新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截止目前已经有30个省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首当其冲成为市民化的“先锋队伍”，主要包括两类人群：一是流动至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这部分人口也常常被称为“农民工”；另一类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土地的“城中村”居民。在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先进一步，按理说改籍意愿也应该更强烈。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对改籍似乎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可能会延缓其市民化的进程。{1}{2}{3}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现有条件的约束下，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向往城市中的现代化生活，却又害怕失去农村的土地等财产资源，同时也担心进城后的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最终在改籍问题上举棋不定{4}{5}{6}{7}。本文基于山西人口中心2015年10月份对太原市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通过数据比较分析“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两类人群在改籍意愿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挖掘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考察市民化过程中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存在的制度障碍与现实问题，最终为推进山西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提供政策建议。

一、问卷调查及方法

1.研究的总体。本研究的总体是太原市域范围内所有已经处于市民化过程但目前尚未完成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具体包括两类人群：一是户籍不在太原市但在太原市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即“农民工”群体；二是户籍属于太原市且其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居民，即“城中村居民”群体。两个群体都是当前市民化的主体，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外来户”，除了在本地务工生活外，他们的土地及其他财产都在自己的家乡；“城中村居民”则是城市中的“本地人”，但与完全的城市居民不同的是他们持有的是农业户口，拥有的是“村民”身份，其中不少人还保有宅基地和部分耕地，其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受到村集体的约束和影响。

2.问卷内容与样本抽样。调查问卷由“个人及就业”、“家庭与生活”和“市民化意愿”三部分组成，共计31道问题，涉及个人特征及土地、宅基地、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生活支出、社会融入、改籍意愿等内容。样本的选取采用分类基础上的随机抽样方法，在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两个群体中分别随机抽取样本175份，共计350份。鉴于代表性和可得性考虑，农民工问卷主要在太原城区长风街、亲贤街、柳巷、万达广场等商业街和富士康及其周边工厂等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区域和场所填写；城中村主要选在太原市的坞城村、亲贤村、后北屯村、享堂村和东太堡村进行填写。在剔除掉不合格样本之后，最后分别得到有效样本160份和165份，共计325份，有效回收率为92.86%。

3.样本的基本情况。在总共325个调查样本中，农民工占49.2%，城中村居民占50.8%；男性占49.8%，女性占50.2%；平均年龄为39.14岁，最小年龄19岁，最大年龄83岁，年龄中位数为35岁；户口性质为农业的占38.6%，非农业的占1.9%，农业转居民的占54.3%，非农业转居民的占5.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7.2%，初中和技校的占37.5%，高中及中专的占28.9%，大专学历的占11.1%，本科学历的占5.2%；未婚的占15.1%，初婚的占80.6%，再婚的占2.2%，离婚的占0.9%，丧偶的占1.2%（见表1）。

二、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及其分布

1.改籍意愿的主观表达。问卷中有问题直接提问被访者的改籍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样本中只有13.8%的被调查者明确给出了愿意改籍的回答；而表示不愿意改籍的样本占到了46.8%，几近半数；另有6.8%的被调查者表示“还拿不定主意”，32.6%的被调查者表示“无所谓”。分不同群体来看，城中村居民表示愿意改籍的有6.7%，而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21.3%；城中村居民表示不愿意改籍的有43.6%，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50%；城中村居民表示拿不定主意和“无所谓”的比例分别是3.6%和46.1%，农民工分别为10%和18.8%。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城中村居民明确表达意愿的比例更高，可能是因为山西省尤其是太原市的城中村改造已进入大力推进阶段，导致城中村居民对于当前的选择和未来的意愿更为清晰；而农民工持“拿不定主意”态度的比例较高，可能是因为这一群体面临的客观条件更为宽松、可选择性更强，要做的决定没有那么紧迫。整体上看，愿意转户口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偏低，恰恰说明了当前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矛盾心理（见图1）。

接下来分析原因。首先来关注被调查者的主观表达。如表2所示，对样本总体而言，愿意改籍的前三项原因分别为“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在农村已经没有土地了”和“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前途”。由于群体特征不同，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在原因方面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前者选择最多的三种原因分别是“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城市中的收入比较高”。后者选择最多的三种原因分别是“在农村已经没有土地了”、“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和“在城里长大，习惯了”。可见，土地、子女教育、l展机会、收入、生活环境都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不愿意改籍的原因，不同群体的选择亦存在差异。如表3所示，农民工表示城市生活成本、住房压力和归属感是导致其不愿改籍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各种顾虑的分布表现出比较均匀的特征。而城中村居民不愿改籍的原因比较集中，主要包括“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和“转户后各项收益（优惠、补贴等）会降低”，选择率均超过40%。同时，城中村居民对于归属感和家庭照料等方面的顾虑是比较小的，这与其地理位置接近城市的实际状况相呼应。

2.改籍意愿的条件性分布。首先，看改籍意愿因性别不同的分布情况。数据分析显示，男性明确表示愿意改籍的比例（14.2%）略高于女性（13.5%），表示不愿意改籍的比例（43.2%）要低于女性（50.3%），说明男性比女性的市民化意愿更强。这与男性在家庭中的责任与分工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男性在家庭生活质量及家庭未来发展方面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导致男性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市民化的方式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

其次，改籍意愿因年龄不同亦有不同。改籍意愿分年龄段呈现以下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年龄越小，改籍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表示“无所谓”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年轻人总是怀有更多的期望，希望可以通过市民化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拓宽自我发展空间；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户口对于个体的束缚作用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强，导致个体对于户口的在意程度不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处于25～34岁年龄段的样本表示不愿意改籍的比例（58.4%）明显高于所有年龄段的平均水平（46.8%），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正值生活压力高峰期，就业与婚育压力并存，使得这一人群对于城市生活的压力感受更为深切。

第三，分文化程度来看，高中以上学历的改籍意愿明显高于低学历，说明文化程度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越高，在城市中就业的机会与经济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的愿望。但是，并不是学历越高改籍意愿越强，反而是高中学历的改籍意愿最强（19.1%），比大专（13.9%）和本科学历（17.6%）人群都要高。可能的现实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工人的竞争力日益领先，已经有超出普通大学学历的趋势。

第四，分技能水平来看，有专业技能的人只有9.9%的人愿意改籍，而无专业技能的人这一比例为15.8%；同时，有专业技能的人有49.5%的人不愿意改籍，而无专业技能的人这一比例为45.9%。也就是说，有专业技能的人其改籍意愿反而低于无专业技能的人。这似乎与一般的常识不符。一般常识认为，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更容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从而其市民化的意愿会更为强烈。事实上，随着农村非农产业比例的日益增加，农村对于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在农村不发愁工作；同时农业对简单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难在农村找到合适的工作，反而是城市中大量工厂的存在对这些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专业技能的人在农村不发愁就业，从而市民化意愿弱；而无专业技能的人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工作，从而市民化意愿强。

第五，再看改籍意愿因个人收入情况的分布状况。表示愿意改籍的样本数量随收入增长呈倒“U”型变化态势。即低收入者改籍意愿弱；随着收入的增高，改籍意愿随之增强；但到了一定程度，改籍意愿再度减弱。结合现实分析，低收入者经济压力大，市民化困难重重，因此市民化主动性弱；随着收入的增加，市民化的能力提高，意愿增强；而收入超过一定水平，虽然市民化能力在继续提高，但由于对于生活的可选择度大为增强，所以当下的市民化意愿反而减弱。另外，表示不愿意改籍的样本数量在各个收入水平上差别不大，说明个人收入多少并不是导致不愿意改籍的主要因素。

另外，改籍意愿的户口性质分布和婚姻状况分布并没有规律可循，说明这两个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有限。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

说到底，是否愿意改籍是农业转移人口基于个体及家庭现实条件及未来发展预期基础上的理性决策结果。对于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来说，二者在市民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是不完全相同的。

1.农村中的土地。在总共325名受访者当中，有158人表示自己的家庭在农村已经没有土地，有242人表示没有宅基地。分群体来看，受访的农民工家庭有19.4%的已经没有土地，有61.3%的没有宅基地；受访的城中村居民家庭有77%的没有土地，有87.3%的没有宅基地。对于有土地的受访家庭，77.7%的农民工家庭自己耕种，89.2%的城中村家庭其土地被企业购买或长期租赁；对于有宅基地的受访家庭，79.9%的农民工家庭自家居住，54.5%的城中村其宅基地被政府征用，26%的属于自家居住。对于被征用、购买或租赁的土地和宅基地，多数被访者表示对获得的补偿款或实物补偿不满意。其中农民工表示“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5.8%和18.2%，城中村居民表示“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77.6%和4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农民工拥有土地的比重比城中村居民高，但城中村居民承受着因土地而延生问题的更大冲击。

2.家庭收入。从家庭收入情况来看，有59.4%的受访者家庭年（毛）收入在5万元以下，27.7%的家庭每年收入5～10万元之间，8%的家庭年收入10～15万元之间。其中，50%的农民工家庭和59.4%的城中村居民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元。从收入构成来看，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表示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占比分别为84.4%和50%；其他收入（除劳动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集体分红、政府救助等以外的收入）和打工收入则是城中村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选择比例分别为69.7%和39.4%。可见，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并不乐观。比较2014年山西省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4069元的标准，以平均家庭户为3人计算，每个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应该超过了7万元。但是调查中却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家庭_不到这一水平，经济收入低大大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3.家庭生活。数据显示，有91.2%的受访者与配偶共同生活在本地，有77.8%的受访者与子女共同生活在本地。其中，城中村居民家庭团圆的程度又要高于农民工，他们与配偶、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别达到98.1%和97.7%，而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2.4%和60.4%。可见农民工家庭的团圆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表现比较突出。从家庭拥有城市住房的情况来看，城中村居民有33.1%的受访者属于自建房，46%的属于回迁房，自购商品房（大红本）、自购住房（小红本）、政府安置房的比例分别为1.2%、5.5%和7.4%；r民工家庭有36.5%在城市中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单从百分比来看，几乎所有的城中村居民家庭和超过六成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包括本地、外地及老家所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已经在住房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4.社会保障。数据显示，有56.6%的受访者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69.2%受访者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参加城市职工或居民养老保险以及城市职工或居民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2%和24.9%，参与农村保险的比重明显高过参与城市保险的比重。分群体看，城中村居民参加城市保险的比重略高于农民工，说明其在市民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略胜一筹。但相比较于其城市工作和生活背景，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滞后。

5.社会融入。在本地参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活动的情况可以大致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程度。数据显示，多数被访者的社会融入度偏低。99.1%的被访者表示没参加任何社会组织，81.9%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街道、社区组织的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常识认为城中村居民应该在社会融入方面比外来农民工更具优势，但数据却显示其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比例尚不及农民工群体。这可能是因为城中村居民的社会活动多集中在本村，反而限制了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水平。

6.困难与需求。从面临的主要生活压力来看，生活成本高、买不起房、子女上学难、就业困难、家庭照料依然是农业转移人口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其中，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面临的困难程度又有不同。对于城中村居民来说，生活成本高、就业困难、家庭照料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累计比例分别为63.6%、32.7%和30.3%；对于农民工来说，最为难的事情则来自于生活成本、买房压力和子女就学问题，累计比例分别为64.4%、59.4%和38.8%。从对于政府的期望来看，被访者期望政府在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给予更多的支持。其中，农民工对于住房的问题的呼声最高，累计占比61.9%；而城中村居民对于专业技能培训的呼声最高，累计占比63%。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总体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的改籍意愿不强，将近半数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2）愿意改籍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在农村已经没有土地了”和“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前途”。（3）不愿意改籍的三个主要原因是“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和“转户后各项收益（优惠、补贴等）会降低”。（4）从改籍意愿的分布来看，男性、低年龄者、中等学历、中等收入、无专业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5）不同的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现实条件和困难不同，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在土地、收入、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从根本上讲，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不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个人及家庭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满足，对于未来尚且没有看到足够多的希望、还没有建立起积极的心理预期。针对这种状况，建议从制度层面加快改革，真抓实干：第一，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改革，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壁垒，逐步统一城乡社会管理模式；第二，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利用产业布局增加就业机会，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第三，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第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培训和创业优惠，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第五，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土地和宅基地流转制度，完善拆迁补偿机制，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从操作层面来看，要充分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不同困难和诉求，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区别，做到精准帮扶。

[基金项目：2015年山西省发改委综改课题重大项目“山西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注释：

{1}佟星格，王丽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调研世界，2015（2）

{2}于雁洁.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工改籍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学习论坛，2016（1）

{3}杨天荣，杨国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行为选择研究[J].经济问题，2015（10）

{4}熊芳.家庭特征与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J].农村经济，2015（7） （下转第107页）（上接第105页）

{5}姚植夫，薛建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4（3）

{6}周建华，周倩.高房价背景下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体制改革，2014（1）

{7}张冀.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1（2）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淑娟（1980―），山西洪洞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经济；颛慧玲（1966―），山西五台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旅游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责编：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