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改革与坏的改革

面对政治改革在当下中国的踟蹰难行，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最近，吴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维，在学界和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扬者稀，无语、无意参与甚或指责者众。

应该说，吴先生的方案体现了对人心、人性的精准把握，循此而进，确实有可能解决一直困扰中国改革的动力不足问题，使政改得以启动。那么，他又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与指责呢？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它要解决的就是重建和健全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重建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以“赦免贪官”这样一种违背大多数人道德价值观的交易作为起点，这个政权还可能被视为是正当的吗？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仅仅是自说白话地“给个交代”，这样的政权能够在民选制度下拥有合法性吗？

在此过程中，吴先生以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过河拆桥等问题，也必然会发生：政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在民，如果政治开放后的民意普遍反对赦免、要求清算，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诺的政权，那时的合法性又已过时，那么，它要如何来保证承诺继续生效，而且具有高于现在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

唯一办法是，其实并不真正地开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就保证少数人（原官方贪腐人员及其相关利益的代表者等）的支配权力，使多数人的声音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吴先生强调，中国政改将是由官方主导的原因。这样一种“政改”，人们并不陌生。在东南亚、中南美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都不乏这种由少数人掌控的“民主”例子――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当然也就有能力继续掌控政治、经济等利益资源的分配。于是，相对于改革前，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掌控国家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依然是权力足以压倒社会的庞然大物；唯一有所改变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游戏规则，以及让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够有机会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

不知道这种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衷心想要的东西？但至少，它与改革者向人们描述、许诺的，有着天壤之别。吴先生的方案，可能确实能够启动改革，但同时，改革已经变质，变得不再是大多数人所希望拥有的东西。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正如资本主义有好有坏一样，改革、民主同样有好有坏。虽然对于某些“专业户”来说，只要是改革、是民主就，行I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坏的改革”、“坏的民主”绝对是不可取的，就像野蛮资本主义不可取一样。相比于今天，在已经坏的方面它未必更坏，但也好得有限，同时，它将失去已有的好，比如集中资源的效率优势，干预贫富过度分化的能力，以及对于“改革”残存的希望――民众将被剥夺得更加彻底。

在当下中国，反腐已成为民众最关切的问题。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如吴先生所说只是“凭印象谈感觉”，而是有着事实的支撑。在近几年的“两会”或年初年尾的多项网络调查中，反腐和民生都是最热烈的议题。

吴先生承认：虽然在一些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也发生过赦免，但都是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是作为妥协而不是作为激励出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在生死时刻，杀人可视为正当防卫，而为了利益杀人则是犯罪一样，作为一种内含正当性缺陷的方案，也必须有一种特殊情势赋予它特殊的正当性来作为平衡，它才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选项。否则，纵然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出现，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不伦之举。当然，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众无须说服，只须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