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的语言学基础探析

摘 要：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文本理论，本质上是研究文本的形式和意义问题，是由后解构主义学者Kristeva（1966）所创立。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因概念范围本身的宽泛性和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引起很多的误读和分歧。研究发现，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既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上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又具有巴赫金文本理论的人类社会性和交际性，有着坚实的语言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互文性 文本 能指 所指 系统

“Intertextuality”来自于拉丁语词汇“intertexto”，意思是纺织中的混合。“互文”（intertext）、“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原本是语义学、修辞学中的术语，后来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一般来说，互文性被认为是指某一文本与它的前文本（pretext）之间的关系，是指文本的意义由其他的文本所构成，即文本作者将其他的文字借用和转译到创作之中，或者读者在阅读时参照其他的文本。该术语在1966年由后结构主义学者Julia Kristeva创造以来，多次被借用和转译。因该词所包含的范围太广，难以界定，尽管有不少语言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对互文性进行过各种不同的探讨，该概念至今没有学界所公认的定义①。评论家Wiliam Irwin说：“对这个词的歧见之多，几乎和使用它的人数相当。从忠实地遵照 Kristeva的原意，到只是将它当作是‘引喻’和‘影响’的时髦说法。”[1]（P228）然而，互文性概念正日益成为语篇学、修辞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可以预期，互文语篇研究也正成为语言学科以及相关学科新的论域[2]。

互文性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包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石。现在已互文性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学界的纷争主要源自于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和理论的应用范围。一般来说，文艺和文化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基础，鉴于互文性理论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本文拟对互文性的语言学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以期对该理论进行概念上的解析。

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以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具体实体就是符号单位。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中，符号是由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两个范畴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硬币的两面。“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3]（P101）。能指和所指起初是流变的，它们一旦结合就不可分离。索绪尔指出，概念并不存在初始意义，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决定而形成的。

意义是由语言符号按照横组合和纵聚合顺序产生的，它本身并无意义。语言符号存在于系统内部，只有在与其他语言符号相区别时才产生意义，因此语言符号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系统，与其它系统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索绪尔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并以此确立了意义以及文本间的关系特性。为了找到一些语言学习的普遍原则，他认为只有抽象意义上的语言， 只有在历史上任何时刻能够构建语言的规范和规约，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缺点之一就是倾向于将单个文本看作是作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只关注文本的内部结构。即使在多个文本被作为“语料库”（一个统一的集合）来研究， 整体结构本身也易于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为了便于交际，所有个体都只能完全接受预先存在的语言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P103）。

总的来看，语言符号和语言的暗合影响了20世纪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索绪尔甚至构想出一门新学科《符号学》来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符号，并对符号和语言结构重新进行了界定。而结构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作为一种批评、哲学和文化运动，从符号系统的视角对人类文化进行了革命性的的重新描述。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曾被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思想革命理解为互文性理论的起源之一。正如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本身，互文性也可以说是源自于20世纪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也正是索氏的语言观促成了互文性概念的形成。

当然，索绪尔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共时的系统，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客观、科学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所指性直接指向了语言系统本身而不是现实世界。克里斯蒂娃反对该理论的封闭性，她认为符号系统应该是开放性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而形式主义语言学则更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语言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情景之中，语言与具体的社会价值是密切相关的。

二、巴赫金的“会话”和“复调理论”

提及互文性，巴赫金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虽然巴赫金从未使用过“互文性”这个概念，但他一直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实际研究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巴赫金作进一步的了解。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是前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他曾因政治原因被拘捕并流放，后在一所高校教书。巴赫金在《对话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一文中详细讨论了小说的对话特征，还使用了其它概念比如“复调”（polyphony）、“杂语现象”（heteroglossia）、“双重话语语篇”（double-voiced discourse）和“杂合”（hybridization）等对会话理论进行补充。对以上术语以及小说论述的关注将会扩展我们对巴赫金语的语言观及互文本质的理解[4]。

与索绪尔不同的是，巴赫金更关注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根据Bakhtin/Medvedev（1986）的观点，意义的唯一性取决于具体社会语境中个人或集体间的言语互动。虽然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不能把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只有从社会维度， 语言才能持久反映和改变阶级、机构、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因此语言体现和反映的是社会价值和地位的持久演变。任何语言都离不开先前话语以及业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模式，也会促进和寻求更多的关联。无论是简洁的话语还是复杂的科技或文学语篇都不会独立存在。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在具体语境中所选用的词语都有其“他者性”（otherness），即他们都属于具体的语类（speech genres），并带有先前话语的踪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的他者性已初显“会话理论”（dialogism）的互文本质。

在巴赫金看来， 对话性是所有语言的构成要素，即所有话语都具有对话性，其意义和逻辑取决于先前的话语内容以及他人对话语的接受方式。“会话理论”是巴赫金的极为重要概念，该术语甚至成为他以后学术思想的核心和哲学基础。即使现在，巴赫金的著作也对文艺理论、批评、语言学、政治和社会理论、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了解释互文性的合理性，巴赫金提出了“长远时间”理论。他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世纪的文化酝酿才形成的。如果只是从近期的实际利益出发，那么就不会洞悉社会现象的深层涵义。“长远时间”以文本的历时性打破了文本的共时性观念，为互文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然而，在上个世纪中页，巴赫金的著作还鲜为人知。大多数作品尚未出版，正是克里斯蒂娃率先将巴赫金及其思想引入到西方理论界，并为她在法国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她首创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对巴赫金的著作进行部分的评述，并将这种隐藏在“互文性”背后的对人类社会和交际的察力与结构主义理论表面上的严谨性和系统性结合起来。虽然索绪尔和巴赫金实际上并未使用这一术语，但克里斯蒂娃的确受其影响，将他们的思想和主要理论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

三、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是法国心理分析家、语言学教授、符号学家、小说家以及修辞学家，还是欧美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她于1964年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定居。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Poetic Language）在1984年得以出版。克里斯蒂娃从1974就在巴黎大学教授语言学课程，还常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因此她的学术生涯始于语言学，后又吸收了弗洛伊德（Freud）和拉康（Lacan）的理论，将其与后现代语境（postmodern context）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了自己特色的心理分析。其著作涉及符号学、文艺批评、心理分析、哲学、政治、神学以及半自传体小说。克里斯蒂娃曾因其对社会的学术贡献受到法国政府的奖励。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也促成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诞生。“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就是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1969）一书中提出的，后又在《小说文本：转换式言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1970），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互文性”概念的内容。她在批评了结构主义的不合理因素，将在巴赫金文本分析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方的同时，从其对话和复调理论中得到启发而发展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把互文性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可以是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外的符号系统的互换。因此，互文性强调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强调任何文本都不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即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是永无止境的。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符号和象征这两个概念的描述和辨证。她指出，主体的语言实践过程既是一个意指的过程，也是一个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她所说的“声音生产的冲动性基础”。她认为，不具有示意功能的系统只单独具有符号性或象征性其一，它们的特征就是缺少两者的共同作用。主体通常同时具有符号性（semiotic）和象征性（symbolic）。如果欠缺完整的符号性，会导致主体身份的不稳定性。主体分裂（schizophrenia）就是体现符号支配作用的例证。克里斯蒂娃将它称为发挥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vity）作用的意指（signification）过程的消解（dissolution）。她指出在由自然和文化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表达主体包含两个层面：意识主体和潜意识主体。这是她在弗洛伊德和索绪尔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也是她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克氏认为，所有能指系统都可用先前能指系统的转换来进行界定，试图打破文本是由作者来规定的传统观念。文本不只是作者的产品，也是与其它文本和语言结构相关联的产品，因此她提出，“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5]（P66）。文本都受其它阅读过的文本和读者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克里斯蒂娃用“互文性”来描述有助于理解单个文本的先前存在的语篇。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解读和反应，任何文本只有在与其他文本的关联中才能得以解读。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86）所指出的，文本不是表达简单的“神学”意义的文字…… 而是各种各样的非原始意义的文字混合和碰撞的多维空间[6]。克里斯蒂娃在其博士论文中又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概念。弗洛伊德曾经区分出在无意识中起作用的四种过程：压缩（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视象（visual images）与润饰（secondary elaboration），而克里斯蒂娃又加上了另一种过程─变换（transposition），即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过渡。在此过程中，旧的系统被解构，新的系统得以产生。新的系统可能运用相同或相异的能指材料，变化多端的诸多意义彼此交迭，巴赫金曾将其描述为“狂欢节”（carnival）。克里斯蒂娃指出，小说尤其为不同的符号系统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展现了潜势。因此，互文便成为各种不同意义重叠并共同延伸的具体类型，是指一个或多个符号系统向其他系统的转换或多种指示系统间进行转换的“领域”，而小说正为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极为恰当的空间。

克里斯蒂娃不赞同索绪尔的静态语言模式以及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强调文本的对话原则、复调结构与互文本的生成过程。认为人类语言具有对话本质，从而找到了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表达无穷意义的原因和生命力源泉。因此，她在符号学研究中反对对符号进行静态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主张对符号进行动态研究[7]。克里斯蒂娃还将巴赫金的语言的社会性和双声特性融入到她的符号学理论中。她从两个轴来描述文学文本：横轴连接作者和文本读者， 纵轴连接文本到其它文本（Kristiva，1980）。共有的语码将这两个轴连接起来：每一文本和文本的阅读都取决于先前的语码。她还说，“每一文本从一开始就处在其他语篇的管辖之下，其他语篇给文本限定了范围”[8]（P105）。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将语言放在语境中进行研究的方法，并指出这样的研究向学术界展示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间建立一种间性学科和间性理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对于正确研究符号意义的生成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连克氏本人后来在谈到“互文性”概念时，也明确承认了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借鉴，然而她更强调话语在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交叉。她将精神分析的因素引入到“互文性”中，指出作者和读者的互文使他们成为精神身份遭到质疑的“现实主体”（subject-in-process）。

因此，正是克里斯蒂娃将索绪尔和巴赫金主要理论和观点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互文性理论，从而较为系统地研究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中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四、互文性的发展及意义

在克里斯蒂娃提出这一理论后，不少西方文学批评家对之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多数是法国批评家，如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和热拉尔・热奈等。互文性理论不仅注重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更注重文本内容的形成过程，注重研究那些“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本理论影响甚大[9]。

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就曾将“文本”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本”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一种用文字写成的有一个主题、有一定长度的符号形式，广义的“文本”指的是包含一定意义的微型符号形式，如一个仪式、一种表情、一段音乐、一个词语等，它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非文字的，这种意义上的文本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话语”（discourse）。德里达的定义明显地拓展了互文性的研究空间，扩大了文本的外延，从而使文本与文化的关系更为紧密[10]。可见，对文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就决定了人们对互文性概念理解的差异。因此，互文性概念也为后人所发展，从互文性到跨文本性、从词语到图像、从网络到泛网络的变化。在实践中，互文性已不局限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它也经常出现在电影、绘画、音乐、建筑、摄影等几乎所有文化和艺术作品之中，从而产生图文并茂的体裁互文文本。不管文学与文本之间的常识性联系，我们只需记住互文性理论的原本表述与索绪尔关于符号学概念的发展便可使互文性在非文学艺术形式研究中的应用得以理解[4]。

在“互文性”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积极的理解、“误读”和建构，理解的角度与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互文性”这一理论的魅力所在。“互文性”的魅力还体现在这一理论的运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相信随着人们对互文性理论的不断关注，其意义和作用将更加突显[11]。

五、结语

互文性理论作为以一种文本理论，本质上是探讨文本的形式和意义问题。传统上的文本是指构成文学作品且使得品得以永存的实际语词和符号。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家看来，文本表示一个文本和另一文本的互文关系以及读者对该关系激活所产生的意义。文本本身不涉及恒定而永久的意义，而（文学）作品则表现了恒定且独立的意义。当然，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况且克里斯蒂娃本人在心理分析、语言学、符号学、小说以及修辞学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既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上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又具有巴赫金文本理论的人类社会性和交际性，有着坚实的语言学理论基础。

本文系山东科技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群星计划”项目“互文性理论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项目编号qx10214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注释：

①有关互文性概念的分类，请参看蒋骁华，2003；林化平，2006。

参考文献：

[1]Irwin，William. Against Intellectuality[A].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C].2004，v28，Number 2，227-242.

[2]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J].当代修辞学，2010，（5）.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Allen，Graham. Intertextuality[M].London：Routledge，2000.

[5]Kristiva，Julia. Word，Dialogue，and Novel[A].Eds. Leon S.

Roudiez. 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C].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64～69.

[6]Barthes，Roland. The Rustle of Language[M].Richard Howard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6.

[7]王铭玉.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

究[J].求是学刊，2011，（5）.

[8]Culler，Jonathan.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1975.

[9]罗婷.论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J].国外文学，2001，（4）.

[10]段慧敏.作为创作技法和阅读手法的互文性[J].国外理论动

态，2010，（3）.

[11]梁晓萍.互文性理论的形成与变异――从巴赫金到布鲁姆[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

（林化平 倪西军 山东泰安 山东科技大学基础课部27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