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价的三大推手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攀升有食品因素等导致的结构性上涨因素，但物价水平与资产价格水平同向上涨，特别是资产价格的高企，恐怕还有必要作更深层次的探究。

主推手：粮价

对比相关数据我们发现， 2007年1-6月份食品价格上涨7.6%,其中粮食、肉类、蛋类、水产价格分别上涨6.4%、20.7%、27.9%和3.7%。这其中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肉类价格（主要是猪肉价格）的上涨，由于肉价上涨后的比价效应引发禽、蛋、水产等食品价格的上涨。这说明2007年食品价格的上涨不是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是由于肉价上涨引发的。

要知道，粮食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最终影响要远远大于肉类，这主要因为以下几点：首先，虽然由于权重的原因肉价上涨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直接影响较大，但粮食价格是食品中最基础的价格，粮食价格的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直接影响虽然小于肉类，但间接影响则远大于肉类。其次，粮食和肉类价格上涨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周期长度不同。粮食的生产周期是一年，而生猪的生产周期是三个月左右，因此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时间也明显长于肉价上涨的影响时间。

今年肉类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疫情、前期养殖赔本（肉价太低）等原因使生猪供给出现短缺，其影响一般在3个月左右。而且，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三年增长，粮食价格基本稳定，肉、禽、蛋生产的成本基本稳定，肉、禽、蛋类价格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的成本推动作用，因此其价格不会出现持续上涨。

从市场供求的自发调节作用来看，一般来讲，我国粮食与猪肉的合理比价为5：1，即5斤粮食可转换1斤猪肉，而现在一斤猪肉的价格相当于10-14斤粮食的价格，目前养猪的收益预期高于传统的合理范围一倍以上，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供求关系的变化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肉价上涨短期内虽然比较突出，但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时间将远远短于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

推手二：流动性膨胀

我们不应该讳言流动性膨胀话题。当上半年每过一分钟就有102万美元从海外净流入到中国经济体中，从而每分钟产生出约800万元之巨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时，避免经济走向过热、关心存量货币的购买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2004年我国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当时美元处于贬值过程，因而带动人民币相应贬值。当时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环境，是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的。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是浮动变化的，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人民币平稳小幅升值。自去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已经上升了7.3%左右，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预期还会上升，且上升的速度要加快、幅度要加大。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变化，对于抑制国内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升是有利的。

从最新统计来看，今年上半年，由于国际收支账户双顺差继续大幅扩张，外汇储备新增了2663亿美元，不仅较去年同期增长117.7%，而且比去年全年总储备增加额还多出了189亿美元。外汇占款在央行总资产中的比重达到了69%，较年初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2个和6.7个百分点。从而使其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地位进一步强化，货币当局因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急剧扩大。

为对冲因外汇占款而投放的流动性，央行的出手可以说一招紧过一招，货币政策工具箱里各色各样的操作工具如正回购、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扩大汇率波动区间等相继施展。上半年发行央行票据67期共26410亿元，同比多发4180亿元，增长18.8%。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2.5个百分点，笔者估计，深度冻结的流动性应有8000多亿元。

但是，由于政策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基础货币扩张与流动性膨胀仍不可避免。例如，正回购的操作期限短，加息的“药性”发挥较慢，央票对冲则发行成本越来越高，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冻结流动性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基础货币。至于扩大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区间，在美国CPI指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与其说升值，不如说是减少外汇储备实际贬值损失来得更为准确些。

在基础货币激增势必导致存款货币膨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出于“早贷款早收益”的心理和利润目标短期化考虑，无疑有着扩张信贷的冲动。贷款的发放过程也是存款创造的过程，如果贷款的取现大大小于贷款额，那么由贷款创造的存款利息支出也必然驱使银行出于减支盈利的经营目的而多发信贷。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54万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显然，流动性膨胀情况是比较突出的。

金融堪称经济运行的血液，在流动性供给充足的情况下，经济体的行为随金融“血压”升高而进一步活跃。上半年，无论生产供给，还是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皆呈全面旺盛态势。在总供求强有力的推拉下，上半年GDP增长11.5%，同比加快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随之被拉高。

推手三：失真的CPI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研究后认为，尽管中国CPI统计指标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下的CPI统计指标体系大类上分类有点相同，但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品及消费模式的差异，不仅在分类上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类的权重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中国的CPI指标中食品权重为34%，而能源没有具体标示哪一个类上，以及在交通通讯中权重多少也不清楚。而从美国CPI体系看，食品和饮料权重为15.4%，个人能源消费权重为3.2%，两项合之为18.6%（欧元区扣除未加工食品与能源为82.8%、日本扣除新鲜食品为95.9%），而中国食品与能源消费合起来估计权重达到36%以上。

如果中国也要如美国那样来公布一个核心CPI，不仅核心CPI内涵不同，而且其权重也有很大的差异。用两个表面上相同但实际内涵不同的CPI指标来制造一个核心CPI指数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还有在居住类上，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的权重为42%以上，中国则只有13%。由于中国住房类在整个CPI指数中的比重过低，这不仅没有反映中国居民实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使得国内房价快速飙升而不能够在CPI中反映（房价快速飙升，无论是把住房算作投资品还是消费品，肯定会反映到居住类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中来）。也正因为这种CPI统计体系的缺陷，从而使中国CPI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内居民消费与服务价格与消费模式的变化，从而使得中国居民对通货膨胀实际感受比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存在不少的差异。但实际上中国的通货膨胀早就不低了。

所谓的中国式通货膨胀，就是指用严格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先是推高资产价格，然后推高基本生活品价格的飞涨，最后引起国内各种物品价格全面上涨。中国式通货膨胀根源在于中国CPI体系的缺陷、在于政府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在于全民持有的国有土地短期内折现及资本化，在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房地产价值溢出，从而先是表现在资产价格快速飚升上，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然后，表现在食品及肉蛋价格上涨，随之将引起其他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

因此，目前国内食品价格快速上涨、肉类产品快速上涨并非一种暂时性的行为，也不是价格上涨翘尾因素，而是一种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试想，资产的价格在快速上涨，上游原材料、能源等价格都在上涨，凭什么农产品的价格不会上涨。而且最近有些政府部门试图来平抑食品价格上涨而减少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其实这是根本就没有把握中国式通货膨胀的特质。目前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除了受气候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务农劳动力减少和工业用粮快速增长密切相关。本文还要加两条即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及制度性因素改变。因此本文赞成食品价格上涨一个综合性趋势。而且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会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诱发高通货膨胀预期，可导致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还有，加上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的内在化、节能减排成本内在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增强等方面原因，价格上升的压力并非是短暂的而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易宪容进而指出，这种中国式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某种“劫贫济富”式通胀。它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低收入者远离房地产市场；随后又制造了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昂贵化”，增加低收入者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通货膨胀对国内中低收入居民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中国式的通货膨胀，中国民众是无法忍受的。央行《报告》尽管没有提出中国式通货膨胀的概念，但对通货膨胀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央行未来货币政策基本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方式会有与以往有不少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