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融合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体系创新

摘 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新趋势对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专业人才培养的传统目标和模式因此受到了挑战。媒介融合背景下，专业人才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与之相适应，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需要作出怎样的调整，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学术界对此存在较大分歧，对这些分歧的原因、性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124-05

媒介融合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形态，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及其传播方式发生了全新的变革，它型构了一种新型的传受关系。这种新型传受关系正在对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日益受到挑战，一场教育变革正在悄然展开。目前，我们尚难以清晰地预测这场变革的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变革已在所难免。

一、关于融媒时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分歧

在过去10年中，几乎每一门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特别是那些与信息产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是因此变得焦虑不安，甚至导致对本学科传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自我否定。比如传统的新闻学培养体系就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与媒介融合新实践相脱节的“象牙塔新闻学”、“纸上新闻学” [1 ]，它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已经无法满足媒介融合的新需求。类似情形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学等学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专业人才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在焦虑的同时，似乎又表现得十分自信，宣称自己找到了答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1. 媒介融合并不能改变传统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这一观点将新媒体和媒介融合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认为媒介融合由一系列的设备组合的新渠道，尽管对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改变传统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显然这种观点给人一种保守的印象。所谓新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只不过是媒介融合所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渠道基础上的延续，新的媒介技术只不过是为传统专业人才锦上添花。即便如此，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

一种是实践取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传统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向学生灌输了太多的空洞的概念和理论，过于强调文史哲等基本素质的培养，而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致使学生动手能力太差。他们认为专业人才培养在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教育，实践技能才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型的专业人才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新媒体技术，将难以在新环境中生存。

另一种是人文取向。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新媒体技术如何发展，一个专业人才是否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其根本因素是扎实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因此，无论何种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应该加强诸如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基础课程的设置，而不是片面地教授各种操作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

2. 媒介融合需要新型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持此种观点的人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按照上述实践取向或人文取向的目标体系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其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按照传统的目标和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新要求，而媒介融合需要的是新型的“高级复合型人才”。这种“高级复合型人才”并非传统意义上基于特定职业分工所定义的专业人才，而是既精通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又懂经营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曾将融媒时代媒体所需的新闻专业人才归纳为两类：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据有研究者描述：第一类高层次管理人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他不仅要具备“传媒职业经理人”（如发行人、总经理、总编辑、广告总监、生产总监、人力资源总监等）的经营管理头脑和才干，还必须具备“职业新闻人”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实现传媒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第二类人才既要掌握扎实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知识，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尤其是包罗万象的新媒体技术，同时还要通晓人文社科知识，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有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2 ]。总之，这种高级复合型人才必须掌握“全媒体”业务技能，能够身兼数职，多管齐下；同时具有纵深的知识结构，能对信息进行分析整合，用专业满足当代受众群的信息需求。基于上述认识，有学者指出，传统专业人才培养专注于单纯的业务环节还远远不够，应该增加相应的管理运营和营销课程。这样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能够适应相关专业领域前端的平台搭建、中端的产品生产和后端的产品营销的所有环节的需要。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种新型的高级复合型人才观依然较为重视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培养。然而，人文取向的观点却遭到了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激烈批评。他说：“听到素质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立刻联想到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哲学家，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以古典文学为代表的文豪；或者联想到贝多芬、莫扎特等乐圣，文艺复兴时期和印象派的绘画等；也有可能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或者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另外还有可能是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等日本的文豪，或者丸山真男、岩波新书等。”他问道：“可是这些真的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的全部吗？”大前研一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一个人拥有这些素质固然是好的，能够增加与人的谈资、融洽气氛、赢得他人的好感，但是这些并不是21世纪人才的必备素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只拥有这些素质，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人才。因为这些素质是“×式教育”的结果，在这种教育下的学生总是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无需思考。因此，这种教育使人丧失了思考能力，培养的是“没有思考能力但拥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是“不会收集和活用信息的低能儿”。大前研一认为，这种传统的人文素质是20世纪工业时代所需要的，已经过时了。而21世纪互联网时代所需的人才，“必须善用网络，正确地利用网络，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整理，充分利用网络来提高自己的智慧”。这种新型人才不需要拥有很多专业知识，但必须具备思考能力，用大前研一的话说，是“拥有思考能力但专业知识不足的人”，是勇于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挑战自我的人，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有所作为的人”。

这种被大前研一称为“奇人”的新型人才，既然无需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素养，那么他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呢？大前研一认为，他必须具备“三种神器”，那就是英语、金融和IT。学生在大学时代必须把这三种神器打磨得闪闪发光。一所大学如果不同时具备培养学生这三种能力，那没有存在的意义。此外再附加一种能力，那就是领导力。大前研一的观点可以说是大胆而又具有颠覆性的 [3 ]。

3.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此种观点与前两种观点不同，认为当前无论什么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趋向均越来越多元化，他们并不局限于自己所学专业，或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或需要，或是因为就业困难，而选择与所学专业关联不大或者毫不相关的领域就业。比如：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并不都从事与文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他（她）有可能去做销售、蓝领工人；新闻专业毕业生到媒体工作的也越来越少，有的即使进入媒体也不是做记者、编辑，更多的则是到一些与新闻相关的部门就职，这其中包括去做各类市场的调研人员、节目栏目的策划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广告公关人员、政府机关的宣传人员以及新媒体的操作及营销人员等等。就业市场的变化要求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作出相应调整，不应再按照传统模式强调专，局限于狭窄的领域，应该服从服务于毕业生的多元就业趋向。比如，近年来就有新闻学者提出，新闻教育应逐渐从传统的“记者摇篮”的角色中淡出，逐步与市场接轨，为市场服务 [4 ]。

二、分歧的根源及其可能的影响

有关培养目标的分歧，直接影响着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它关系到对某些专业学科及其所对应的职业目标性质的理解。培养目标的调整必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重大影响。

1. 片面强调实践性可能导致技术化偏向

如前所述，认为媒介融合并没有改变传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观点存在实践与人文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对某个特定专业所包含的职业性质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前者强调实践性，相应的专业学科应该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专业教育应该是一种职业教育。这种观点反对在课堂上一味教授空洞的概念和僵化的教条理念，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媒介融合的出现，则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技术决定论。所谓的“全能型人才”只不过是全面而熟练地掌握实践技能的人才。这就具有了浓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因之可能出现走技术化道路的“偏向” [5 ]。此外，实践取向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用实践否定理论，没有认识到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持这一观点的人在教学中重实践轻理论，对“空洞的”理论多持鄙夷态度，恨不得在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要把他们赶出课堂。问题是这种观点难以回答为什么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在竞争中会败给那些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学科所培养的人才。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培养一名优秀的专业人才，尽管实践和技能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决定性的。片面强调实践性，将专业教育等同于职业教育，或许正是该类专业人才缺乏竞争力的根源所在。

2. “高级复合型人才”的想象可能导致培养目标的偏离

从对“高级复合型人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市场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人才观念。在传统观念中，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往往意味着他在一个生产或传播链条的某个特定环节、特定岗位做得很出色。比如他可能是一个技术过硬的车工、“一抓准”的售货员、出色的编辑记者或优秀的作家等等。而今天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人才标准似乎已经过时，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主要是经营管理和商业化运作的成功，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举个例子来说，今天一个成功的作家，在许多人眼里，他可能已经不是那种整天对着电脑，呕心沥血、字斟句酌打磨经典作品的人。他或许更像是一个雇佣的文化公司老板。一部作品可能并非他本人所写，他只是作品的署名人。他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商业化运作让作品变成畅销书，再进一步将其开发成影视产品，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大前研一的“奇人”，我们都可以从中窥见经济上是否成功在今天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中所占据的排他性强势地位。大前研一之所以不赞同那些认为网络正在使日本变成一个低智商社会、导致整个社会停止思考、学习能力下降等悲观论调，并盛赞“游戏的一代”和“手机一代”，称“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一种挑战自我的精神”，“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应该说是最强的”，“他们能够空想出我们不曾见过或者无法想象的事物”等等。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正是玩游戏的一代支撑了日本的游戏产业”。他问道：“如果没有那些玩游戏的孩子，现在的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显然就不会有当今日本发达的游戏产业，日本就失去了网络时代的新的机会，而被以色列、印度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所超越。” [3 ]他提醒人们，日本只有改变对网络游戏产业的看法，才能继续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为了使日本游戏产业保持领先地位，就连玩游戏的一代都成了值得称赞的人才，至于他们是否具有传统的人文科学素养都已无关紧要。更令人惊讶的是，大前研一毫不费力地就赋予了他们诸多优点，甚至还盛赞他们是拥有“质疑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一代。

下面这段话也具有代表性：“未来传媒生态变迁将趋向渠道商、运营商与内容商的融合，届时，移动、电信部门、金融机构甚至具有渠道优势的生产商都会急需媒体融合人才去设计精准定位的内容和资讯产品，也会需要大量具备媒体融合理念与操作技能的人才。” [2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有人宣称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才已经不再是或者不再主要是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专业教育应该培养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而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为了培养这种全能型“职业经理人”，专业教育必须进行改造，除了基本的专业课程外，必须增加两类课程，一类是经营管理和营销课程，另一类是全媒体技术课程。大学课堂因之充斥着各种诸如金融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营销学等课程，以及各种媒体技术课程。如果再加上英语课程，就是标准的大前研一所说的“三种神器”了。大学课堂被改造得有些类似于“MBA+技术培训班”，大学因之也被改造成了类似于商学院和技术培训机构的混合物。在电商的冲击下，商学院也已变得茫然无措了。虽然关于“高级复合型人才”的观点也强调人文科学素养的重要性，但总体上看这种专业教育培养不是针对特定岗位所需的人才，而是一个万金油式的商人。问题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否应该是培养总经理、总编辑、生产总监、人力资源总监、营销总监？这样的目标会不会有些好高骛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培养高级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学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呢？

3. 盲目追随市场可能导致专业教育失去家园

主张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再瞄准某个特定目标，而是服务于学生的多元化就业需求，将导致专业教育放弃自己的阵地、放弃自己的优势，使专业教育迷失在看上去很美的所谓“市场需求”中。按照这种观点，很难想象大学里的某个专业学院会设置什么样的专业，教授什么样的课程。学生的就业趋向实在太广泛，一个专业学院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改造专业教育，那么专业教育将会沦为没有明确目标指向的职业教育，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它就会跟风办什么专业；学生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它就会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尽管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不考虑市场需求，也有自己的目标市场，但如果盲目追随市场，就会丧失自己的家园，最终沦为四不像。

三、建立与融合文化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实践取向的观点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使专业人才的培养变成了技能教育和职业教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不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强调媒介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性，有可能使专业教育偏离轨道，沦为管理学、营销学与全媒体技术培训的混合物；第三种观点则干脆主张专业人才培养应放弃独特的目标指向，而追随市场需求，但最终可能导致专业教育迷失方向，丧失自己的家园。

我们所说的媒介融合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化――融合文化。因此，所谓适应媒介融合需求的新型人才也并非仅仅是掌握了媒体融合技术的人才，而是指能够适应融合文化，并积极地参与和利用融合文化创造价值的人才。这里所说的价值是多维度的，并非只有经济价值这一个指标。

1. 融合文化的特征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说：“事实上，融合代表了一种文化变迁，因为它鼓励消费者获取新信息，并把分散的媒体内容联系起来。”融合文化与传统的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传统文化往往是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分。信息的传播方向是由传播者流向接受者，而且他的承载媒介则呈现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的不同形态，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新的融合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融合，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媒介的融合。即在一种设备上汇集了多种媒体功能的过程。

其次是参与文化。融合文化已经不再是某个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专利，它是消费者共同参与创造和生产出来的文化，它融合了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每个人都是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参与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参与文化一词与被动型媒体观看行为的旧概念相对照。与以前把媒体制作人和消费者当做完全分立的两类角色不同，我们被看做是按照一套新规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第三，这种融合文化是一种集体智慧。融合的发生并不是依靠媒体设施，且无论这些设施变得如何高度精密复杂。融合发生在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中，通过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所知；如果我们把各自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把分散于个人的技能结合在一起，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就会更加全面。集体智慧可以被看做是媒体权力的一种非主流源泉。” [6 ]

显然，融合文化打破了媒介间的界限、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界限以及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打破了地域、民族、种族界限，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融合。

2. 融合文化对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

荷兰传播学者梵・迪克说：“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数字化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标准化的而又分化的文化；一种碎片化的文化；一种拼贴状的文化；一种加速度的文化；一种直观化的文化；一种海量化的文化。” [7 ]这里的数字文化也就是融合文化。梵・迪克认为，新媒体的互动性和整合性对教育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互动性使得学习比过去更积极和独立。整合会对学生的感知和认知起到积极作用，可以使学生进行认知整合，这种整合将促使教育中最基本的信息转换，即线性学习到组织学习的转变，从而使学习更有效率，不仅仅能将材料粉碎成片，还可以整合重组。但是这似乎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便捷，使得知识信息的生产呈几何级数的增长，面对海量信息，学习者往往无所适从，难以有效地对知识信息的价值和有效性进行选择和辨析；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使知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特征，意义的挖掘和信息间的内在联系的建立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新媒体强力的信息推送，让人应接不暇，根本无暇进行系统而有深度的思考，而且思考也会面临着对海量信息进行整合的困难。因此，思考变成了更加困难的事，需要有更高的综合能力。正因为这样，许多学习者正在变成一个消极的信息垃圾桶，他们被强行塞入大量信息垃圾，患上了严重的消化不良，他们变得麻木，不愿意思考。也就是说，他们的大脑变得懒惰了。

可见，新媒体并不必然使得学习者变得更积极主动，也不能必然造就学习者对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处理能力。所以，融合文化要求专业人才能够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整理。“那就是在得到一些信息后，首先要进行思考并提出问题，其次再和自己所拥有的信息进行对比，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能有效地进行这个过程，那么就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一个信息框架。”大前研一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能够将信息进行加工整理” [3 ]。简单地说，媒介融合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必须是一架性能良好的信息处理器，他必须掌握这种获取―思考―加工整理信息的能力和技术，而“质疑能力”和“思考能力”则是优秀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概括地说，媒介融合要求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主要有三种能力构成，即信息的获取能力、思考能力和信息的加工整合能力。教育的任务不再是告知标准答案，而是培养这种信息处理能力，让专业人才能够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施展才华。

3. 建构媒介融合所需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媒介融合下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应该围绕三种能力来建构。

（1）首要的是思考能力的培养 笔者并不赞同大前研一“三种神器”加领导力的培养体系，反而认为正是被他视为与20世纪工业时代相适应的、已经过时了那些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才是培养思考能力至关重要的元素。它们应该位于整个素质构成的金字塔的底部，无论何种专业人才，都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社科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它们才是思考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整个专业培养体系中，它们应该占据相当的比例。只有在这个广泛深厚的基础上，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专业教育这块园地里，首要的是培育好人文社科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这个土壤，专业的种子只有播撒在这块土壤里，才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正如新闻学者李希光教授所说：“新闻学院学生的学术家园应在人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科学。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与他在历史、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法学等方面的知识的深度息息相关。” [8 ]遗憾的是，虽然有不少学者一再强调这一点，而且全国绝大部分大学的专业学院也开设了一些类似的课程，但总体而言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针对性，迄今为止尚没有一套与某个专业学生相适应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教材便是一个明证。

在进行这种基础性教育的具体操作中，理想的做法是将其分为基础类和专业类。基础类是指文史哲等学科，应作为通识教育设为必修课程，要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专业类是指文史哲以外的诸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艺术学、自然科学等专门学科，可以将这些专门学科设为选修课，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职业定位选修一至两门专门学科，为他们将来从事专业领域工作创造条件。

（2）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 信息获取能力应该成为融媒时代各类专业才必备的素质。涵盖新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检索以及英语等课程，它们应该成为大学各专业的基础课程。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大前研一所说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即外语和IT。IT是信息技术和媒介融合的技术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精通IT的专业人才，才能抓住信息技术和媒介融合的新机遇，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3）信息的加工整合能力的培养 包括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与处理，以及相关的专业理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当前国内大学专业教育中相对较为缺乏的。由于信息加工整合能力的缺乏，导致学生在面对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时，往往束手无策，感到苦恼。因此，教育需要改变，培养体系需要调整，教会学生分析处理和利用信息。否则，收集再多的信息，也不会有丝毫的价值。

以上三种能力所对应的内容共同构成新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教授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必须是理论、技能和实践三者并重。也就是说，媒介融合需要专业人才具备全新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不只是传统的人文科学素养。

上述笔者勾勒的媒介融合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和普遍性的体系，实际上是与融合文化的特征相适应的一种新的通识教育。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矛盾。早期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通识教育，它所培养的人才在知识上具有综合性和普遍性特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工业化时代对分工的要求越来越精细，与之相应的大学教育也变成了狭隘的专业教育，专业设置越来越细，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也越来越专业化，专业人才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被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这种专业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职业教育。每个专业都对应着工业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特定环节，专业人才就是工业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就对这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提出批评：“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 [9 ]他主张“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和发展人的理性。而狭隘的专业教育则与之背道而驰，其所培养的人才或许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但是就像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离开学校时没有一点“真正学问的影子” [10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工业时代对人才的这种狭隘的专业性要求，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文化――融合文化，它要求专业人才突破狭隘的专业限制，具备更高层次的综合素质。这就是本文立论的依据。

四、结 语

面对汹涌的融合文化大潮，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变革，以满足融合文化对人才的新需求，已经成为大学面临的新课题 [11 ]。或许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有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但是不受地域国界限制的新媒体技术已经将我们拉进了一个全新的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理应引领风气之先，积极探索媒介融合所需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型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我国才不会在新媒体时代丧失机遇。

参考文献：

[1]皮传荣.当前新闻学教育的四大误区[J].编辑之友，2007，（5）：78-82.

[2]唐筱童.媒体融合：锻造跨媒体新闻人才势在必行[J].新闻窗，2009，（6）：24-25.

[3][日]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如何从低智商社会中跳脱出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4]陈亚旭.大学新闻教育改革方略探讨[J].大学教育，2012，（1）：85-87.

[5]单 波，陆 阳.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J].新闻记者，2010，（3）：71-73.

[6][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8]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J].新闻与写作，2008，（5）：31-32.

[9][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1]朱玉山.论现代大学的三大传统职能[J].当代教育论坛，2014，（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