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的本土优势与跨国经营

内容提要　本文依托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总结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土优势，指出了其两个主要来源，即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和企业层面的内部人优势。在此基础上，对本土优势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企业战略建议。

关键词　中国制造业　本土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　跨国经营

尽管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激增却引起了全球的热议，质疑的焦点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结合国际投资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和中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来源。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依托了自身的本土优势，而其本土优势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企业层面的内部人优势。其中，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中国特定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而企业层面的内部人优势决定了中国企业对本国国家竞争优势的利用能力及其在本土蓬勃发展的产业中的战略地位。两种竞争能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引入中国电视机产业在后发状态下实现追赶的案例；其后借助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两个来源，即国家竞争优势和企业内部人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制造业本土优势对企业跨国投资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整篇的分析，得出企业战略与国家政策的相关启示。

一、一个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例子

(一)从世界电视机产业变迁：看中国企业后发潜力

1939年美国的RCA公司投入生产了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拉开了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序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视机的制造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手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CBS、RCA和Zenith等公司仍然统治着世界电视机的生产。到了7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索尼、东芝等企业进入市场，CRT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在70和80年代，由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导致了其电视机制造商从韩国和台湾采购零部件，并且很快那些地区的企业就以OEM(贴牌生产)的方式为美国和日本市场生产电视整机了。

在电视机制造行业，我国无疑是一个后来者，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电视机制造才从引进国外生产线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虽然起步晚，但是我国电视机行业的发展速度却是让人惊叹的，到1987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经达到1938万台，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随着电视机行业的发展，我国的国内电视机企业也不断壮大，与外资品牌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随后以价格战的方式逐渐获取了市场份额。到1996年年底，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在中国彩电市场上已经占到71.1％的市场份额。

随着21世纪的临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以液晶(LCD)和等离子(PDP)为代表的平板显示技术开始取代传统的CRT电视机。发达国家的电视机企业开始引领电视机行业的升级和变迁，而缺乏核心技术的我国企业又一次成为后来者，在平板时代的风口浪尖奋力追赶。然而历史总是具有相似性，在我国特有的环境下，国内企业在平板电视机的制造上羽翼渐丰，从2002年开始，长虹、TCL、创维等企业又在高端市场发起了价格战，2004年我国企业的高端彩电市场份额超过了外企。

下面我们将从CRT时代和平板时代分别阐述我国电视机企业以后来者的身份利用本土优势实现追赶的过程。

(二)从我国电视机产业起步：看中国产业要素特点

1　劳动力资源+政策引导：技术的引进诱因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世界上许多电视机厂商迅速抓住这一机会，将电视机的组装和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利用我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由于日本等国有向韩国和台湾进行生产转移的经验，所以在中国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中国转移则是很自然的意愿。同时在我国相关政策的支持下，1978年上海电视机厂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并于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由于当时国际上电视机生产的技术已经成熟，从而使得中国通过购买生产线的方式自行引进技术成为可能。80年代初，我国彩电业迅速增长，几年间全国共引进大小彩电生产线100多条，各地电视机制造企业纷纷涌现，一批国产名牌如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开始被消费者熟知。

2　市场规模+政策控制：后发企业有条件实现规模经济

为了保留国内市场给刚刚发展起来的本国企业，80年代政府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壁垒，彩电关税早期是100％以上，到了1996年彩电关税还是60％。为了能够绕过高关税，一些外资彩电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为了进一步保护本国市场，政府对外资企业还有内销比例限制，比如松下电器北京公司的产品必须有70％外销等。在80年代后期，虽然国内电视机厂商在品牌、技术、质量等方面落后于外资企业，但是由于中国恰在经济刚刚起步阶段，人们开始增加了经济收入，而市场上消费品奇缺，在这种供小于求的市场条件下，国产电视机还是有相当规模的需求。因此，特定的市场环境加上政策保护给国内企业提供了起步的基础，市场占有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3　市场增长+环境改善：拉动产业整体发展

90年代初期，随着宏观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电视机已经开始成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相应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加大了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从而使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而外资的进入也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学习和竞争的环境。巨大的需求拉动与产业环境的优化，拉动了整个产业的不断完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步实现了电子产品的全面配套能力，甚至进一步形成了产业的集群。

4　需求特点+充分竞争：助推本土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实力

随着国内厂商在生产工艺方面的改进，质量和外资品牌差距越来越小。为了进一步获取本地市场，1996年由长虹公司开始，以康佳、TCL等为代表的本地企业采取了多轮的降价策略。由于本地市场的需求具有“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的特点，本地企业的降价策略效果明显，外资企业在与本地企业的价格竞争中多数不得不退让出本地市场。到1996年年底，国产品牌在中国彩电市场上已经占到71.1％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市场本

身的特点及其巨大潜力，使本地企业在降价过程中也的确提高了竞争能力，且其一定质量的低价能力不仅在国内市场突显出来，也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得以展现，电视机产业的对外出口由此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1996年全国电视机出口1151万台，2000年达1944万台，同比增长49.8％。随着国内CRT技术的不断成熟，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电视机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电视机相对于东南亚、南非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价格以及产品质量上具有相对优势，白海信1996年在南非设厂开始，国内很多电视企业在20世纪末开始海外设厂，在目标市场当地设立工厂与销售网络，如TCL在越南、印度等地建立工厂，康佳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等。而在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由于高端市场主要被日韩品牌占据，中国品牌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所以中国厂商主要通过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的电视机行业。我国电视机企业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直接进入欧洲市场并获得相应的品牌和渠道等优势，TCL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和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在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从我国电视机产业升级：看中国企业本土竞争能力

1　竞争性市场+新技术革命：国际企业率先进入产业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被充分的认识，因此90年代末期，索尼、松下、夏普、LG、三星等在CRT领域已经失去市场份额的外资企业，又以升级换代的产品“平板电视”征战中国市场，并因其掌控新产品的核心技术而大有独霸“高端市场”的势头。在平板时代，早期的行业保护政策已经逐渐放开，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大幅度降低了电视机的进口关税，我国企业开始面对更加开放和直接的竞争环境。平板电视价值链上游的重要元件――面板的成本占到整机成本的70％左右，而我国的企业不具有面板的生产技术，因此需要从日、韩和台湾公司购买，这就使得我国企业价格竞争的空间十分狭窄，无法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面对来势汹汹的平板时代的竞争，我国的企业曾一度陷入困境。

2　供应商多元化+国际国内市场地位：助中国企业的快速追赶

随着平板电视行业的发展，液晶面板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呈现出了供应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面板占整机成本的比重逐渐降低，整机厂商的议价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来自台湾的面板供应商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等，他们生产的液晶面板相对来讲比日本和韩国的厂商成本更低，因此被大部分国内的电视机厂商所采用。同时，由于中国电视机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经形成的市场地位，使得面板供应商，特别是奇美、友达等与整机厂商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愿意主动与中国企业合作，以获得相应的市场。因此，面板供应商的多元化加上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让国内电视机厂商突破了面板成本过高的瓶颈，使得国内厂商走出困境，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3　需求升级+复杂环境：再助本土企业回控中国市场

在平板时代，我国经济仍然保持飞速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平板技术日益走进人们的生活，我国对于平板电视的需求快速增长，推动了我国电视机需求结构的升级。我国电视机厂商由于采用了成本较低的面板，并且在整机制造上仍然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因此国内企业在平板电视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从2002年开始，长虹、TCL、创维等厂商在平板彩电市场上采取降价策略，将占据高端彩电市场的外资品牌再次拖进了价格战。虽然总体上来讲国内企业普遍采用的台湾厂商生产的面板在性能上与日韩厂商的产品有一些差距，但是同样由于国内市场“一定质量+价格敏感”的需求特点，使得国内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仍然具有竞争优势。2004年我国企业在高端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外企，2006年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0％左右。同时，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国内市场环境也相对复杂，而对本土市场最为了解的恰恰是国内的企业，因此国内企业在渠道、营销以及基于国内需求的应用创新方面都相对于外企更加有优势。比如，国内企业在二、三级市场的渠道优势非常明显，随着小城市和农村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内企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突出。

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电视机制造产业发展进程的逻辑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我国电视机制造产业的后发追赶，是本土的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外资企业进入对产业技术、产业竞争的影响以及政府对开放进程的掌控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电视机产业后发追赶的案例，是我国制造业众多产业的典型代表。根据对我国制造产业发展路径的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具有明显的本土优势，这一优势一方面源于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源于我国复杂环境下的内部人优势。

(一)中国制造业的国家竞争优势

哈佛商学院的波特教授在其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中指出，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一国的需求条件、供给条件、产业配套条件、产业竞争环境以及各个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波特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只有当一些行业具备了上述特定的要素时，该国家的这一行业才可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业具有相应的竞争优势。进而，由于波特教授的模型中决定特定行业在一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因素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现实中一个国家往往不可能具备所有层面的要素，因此，针对任何一个产业，任何国家都不会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同行业的绝对的竞争优势。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特定行业，很可能只在一些要素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国家竞争优势特点正是如此。

1　我国需求条件的优势特点

就需求的一般条件而言，中国市场为中国制造业提供的本土优势，主要在于市场的广大和快速的增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近10％的年均GDP增长，使许多产业直接受益于内需的扩大，从无到有，由小而大，仅本国市场就支撑了达到规模经济的市场条件。这是世界上众多小规模的、未纳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无以比拟的。此外，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迅速为世界所共识，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构成了我国市场的“外部需求”，这一市场需求的外展，也

现实地构成了对中国制造的整体市场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彩电行业、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等家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内外部市场的共同发展。

就需求的特殊条件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呈现出明显的“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性特征。仅从相对孤立的角度看，这种需求特点自身本不构成任何优势，但与我国经济刚刚起步的时期相联系，由于“短缺经济”特征明显，那种“从无到有”的需求膨胀，使得国际大品牌产品在被人们仰视的同时，本土企业有缺憾的低价产品却被百姓欢天喜地买回了家中，因而，这种需求特征恰恰为同时期的本土要素能力提供了相适应的规模化的需求空间，从而使我国的本土企业有机会在后发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即使是在经过了三十年发展的今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一定质量+价格敏感”仍然是我国大众市场的需求特点，也正是这种需求特点，现实地形成了我国电视机产业从CRT向平板电视过渡过程中强有力的助推器。

规模广大、增长快速以及价格敏感三位一体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征，这种需求特征无疑是支持价格竞争的基本逻辑的，即由于价格敏感，因此降价会刺激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市场的规模和增长又会进一步放大降价带来的市场份额的收获，从而为下一步降价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与我国同时期的要素价格相匹配，这种残酷的价格竞争，最终使“中国制造”在成本方面具有了显著的国际竞争力。

2　我国要素条件的优势特点

探讨一般的要素特点，我国有史以来就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得益于60、70年代的人口膨胀，从开放初期发展至今，我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各个层次的人力资本的要素优势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完善而逐渐地展现。

就低端的人力资本而言，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要素优势是拥有相对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意在攫取廉价成本优势的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体会到，仅仅用“廉价”来形容中国产业工人的优势特点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产业工人还具有“心灵手巧”、“吃苦耐劳”以及“严守纪律”的优秀素质。这种素质特点与我国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膨胀以及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开放初期，外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所带动的本土低端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农民看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和机会，因而，他们对工作的渴望和热情使其一方面会主动、自觉地快速学习并高效地完成工作；另一方面也会容忍相对简陋的工作条件和相对较长的工作时间，加之中国低端劳动力的数量众多，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中国低端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开放后不断地被国际企业认知并且放大，因而形成了全球效率寻求型的对外投资最理想的投资地点。

中国产业工人相对优质而低廉的素质，引致了大量的效率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因而也引进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即便引进的技术不是最先进的，但对于从零开始的中国企业而言，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是我国产业得以起步的重要要素条件之一。随着产业的不断成熟与扩大，特别是不同产业集群的诞生与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技术娴熟水平和合作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和庞大的数量，再加上一定地理位置的积聚性，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凝聚。即使是在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这一产业大军的实质性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国际上，仍然是单纯靠低成本的国家诸如越南、印度等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的。

就中高端的人力资本而言，如果说，开放初期我国展示给世界的主要是低端人力资源的丰富与廉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高端人才的积累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受限于中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颇有精英教育的味道；尽管应试教育存在着自身的缺欠，但由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使孩子们从小就不得不处于一种高度的竞争状态下，这种状态下遴选出来的孩子一般都具有高智商和高度勤奋的特征。这与经济富裕从而生活状态相对闲散的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数量上看，虽然在中国，这一人群在人口总量中是少数，但相对于人口较少的其他国家，即使是发达的经济体，我国每年培养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还都排在全球的首位[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2007年“全球教育指标(WEI)”数据，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不仅全球居首，而且是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上激烈的国际竞争，使这些人才具有最邻近、最真实的实践场所，无论是被强大的外资企业所聘用，还是就职于中国的优秀本土企业，都会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除此以外，这些年中，随着中等技术及技能培训的增加，加上企业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提供的大量的技能培训，中等技术和管理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明显的提升。尽管相对于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但从世界的比较来看，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优势。

就产业发展的特殊要素条件而言，事实上，基于上述人力资本的优势，我国制造业尚不能在各个不同的细分产业中都获益。从中获益最多的产业类型，还是对中低端劳动力需求较多的行业，如纺织服装行业；或者是产业链可以进行细分并存在倚重劳动力资源较大的产业链段，如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电子计算机等电子类产业，由于这些产业中的主要跨国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争相投资中国或以合作的方式攫取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从而使我国企业在为多家跨国企业进行OEM或ODM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多个行业的成熟技术，并且还有能力集各家技术之大成，形成更优化的、更适合中国产业环境的低成本制造方案。我国著名的微波炉生产企业格兰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此外，结合我国的需求特点，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收入与需求层次的巨大差异，中国企业有机会形成基于成熟技术、在应用层面上的创新能力。TCL就是奉行这种应用性创新思路得以快速发展的典型企业。除此以外，在一些如通讯产业这种高端人力资本积聚型的新兴产业，我国著名的国际企业华为和中兴，都毫不例外地得益于我国相对丰富而廉价的高端技术与管理人力资本的优势。由此，我们认为，在上述特定类型的产业，我国事实上也形成了一定层次的低成本管理与创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3　我国产业配套方面的优势特点

就产业发展的一般环境而言，得益于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采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多年经济发展所积累的财政资源，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交通运输、水电通讯等方

面的配套基础设施。在这方面，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我国具有类似经济增长速度的印度，我国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就特殊产业链关系而言，与前面的要素特点相匹配，我国对外开放、对内发展私有经济的结果，使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明显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以纺织服装和电子产业的集群为典型代表。这些集群的形成，一方面以精细的产业分工和规模化经营创造了高效和低成本供给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的相关多元化拓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尔、TCL还是格兰仕，都在适当的时期进行了相关多元化的尝试，这与韩国企业的相关多元化有许多类似之处，并且，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支持这种多元化的条件。

4　我国产业竞争氛围与政府的作用

谈及我国的产业竞争氛围，就必然会涉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政府对于竞争氛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开放程度的控制方面。就对制造业产业的开放度而言，我们经历了从有限度的开放、加入WTO，再到充分开放的过程。正如电视机产业的例子，在有限度开放的时期，本土企业赢得了起步的空间和时间；到本土企业成长起来后，也就进入了全方位开放的时期。这种通过开放程度的控制，刻意创造扶助本土企业成长环境的政策方式，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采用的。

纵观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的总体竞争态势，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概括：其一，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加入了WTO之后，多数行业已经达到了深度开放，甚至是完全开放的程度。正如我国的彩电行业一样，在我国当前的彩电市场上，聚集了所有的大的跨国企业和经过了多年的洗礼存活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国内各大品牌厂商，市场竞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竞争程度既激烈又不失公平。我国彩电行业的优秀企业，如海信、TCL等，也恰恰是在这种充分竞争的氛围中锤炼并积累出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的。其二，即使是深度开放，政府对行业的竞争态势仍有掌控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如对“外资并购”的规范化管理、设置“反垄断法”等方法来操控的。我国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第一个因未通过反垄断调查而夭折的并购案即是国际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对我国果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汇源果汁的收购。这起收购案从2008年9月3日以汇源果汁香港上市公司公告的形式见诸媒体，到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宣布禁止收购，引起了国内各方的广泛讨论，也是对后WTO时代我国政府市场管控能力的一次测试。总体而言，即使我国政府仍然居明显的管控地位，但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近几年仍不失为被全球资本追捧的最具吸引力的东道国。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开放的行业中，我们可以期待，国际企业无论从自身增长的需要还是从其国际竞争能力的角度出发，都有理由持续地投资中国；并且为应付中国市场激烈的国际竞争，有可能选用相对先进的，甚至是最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参与竞争，从而客观上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竞争市场之一，这种激烈的竞争氛围事实上是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本国积累和锤炼相应的国际竞争能力的。

综合以上特点，我们发现，我国制造业的本土优势具有相对完整的、相互支持的内在逻辑，而且这种逻辑的可实现性直接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发展地位吻合。从内部逻辑上讲，我国优质、低廉的低端劳动力资源引致了大量的拥有成熟技术的外来资本；本土企业学习和掌握外来技术的过程又进一步受惠于特定时期国内内需市场的规模与特性；与此同时，国内激烈的价格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生产要素的国际低成本优势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商务环境的不断改善，内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及需求层次的逐步升级，加之不同层次人才相对低成本的充分供应，又持续地为我国不断增强的产业能力和低成本管理、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中国的全球地位来看，同样因为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及配套能力以及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对低成本供给，使我国具备了无可争议的市场、效率以及人才三位一体的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这种综合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的。

(二)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本土的国际竞争中的内部人优势

相对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的广为人知，“内部人优势”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和过程的影响则在一般讨论中很少涉及。笼统而言，在国际化的竞争环境中，由于各个地域市场之间存在的普遍差异，外资企业对于东道国市场的了解或者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程度不如本土企业，因而，使得本土企业相对国外企业或多或少有一定优势，而外国企业相对于本地企业则天生具有一定劣势。这种“内部人优势”在国际投资的早期理论中早有提及，哈佛商学院教授Pankaj Ghemawat则进一步以“距离”为核心理念，将这种外来企业与东道国环境的差异归结为地理、经济、政策以及文化四个主要方面。根据该理论，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恰恰由于我国在上述诸多方面的相对复杂性，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我国制造业优秀本土企业的“内部人优势”。

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在我国市场上，本土优秀企业的内部人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广大地域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及其需求的复杂性使外资企业对本地需求及其变化的反应明显落后于本土企业。对本地市场的熟悉与把握，本来就是本地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人口和民族众多，且经济发展在地域间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种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会特别突出。在我国本土手机制造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是由于敏感于国内年轻一代追求时尚而相对漠视手机基础功能质量的特点，迅速推出外观时尚、具备下载铃声和照相等功能的“高端”手机款式，才有机会迅速抢占国内市场、创出品牌、在国内市场得以立足。

第二，中国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生产性市场服务业的落后导致外资企业对本地市场的掌控能力大大落后于中国企业。这方面最直接的体现，一是销售渠道的能力；二是促销的方式。以彩电的销售渠道为例，国际大品牌彩电生产企业虽然早已在中国建厂生产，但其在中国的销售更多地还要依靠国内商业销售网点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国美、苏宁等电器连锁店的快速发展，的确对国际企业品牌产品的销售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即便如此，我国如海信、TCL等知名家电企

业，自身就拥有远比现有商业体系丰富得多的销售渠道，这种渠道的差异特别体现在比较偏远、但处于快速增长状态的广大农村市场。在促销方式方面，虽然外资进入中国的时间也已经比较长了，但在各种节日，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打折促销，仍然是本土企业迅速扩大销售的杀手锏；这种促销的效果，是外资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三，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经常采取的价格竞争，适应了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同时打中了国际企业应变迟缓以及追求高收益的软肋。正如前面的分析，中国电视机市场的需求，表现出了典型的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特征。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以长虹、创维、TCL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早有认知，对其产品的质量也有一定的认可；另一方面，由这些企业挑起大幅度的降价，恰恰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口味，消费者强烈的市场反应，使中国企业在降价过程中有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与此同时，一些国际企业即使因其全球采购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中国本土的价格竞争，但国际企业总部对海外投资的高收益要求，也会直接影响其海外分支机构采用价格策略的空间和弹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平板电视刚刚兴起的时候，韩国企业原本非常成功的降价策略没能持续下去，给了我国彩电企业以喘息机会的原因。

第四，就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成本而言，相对于中国的本土企业，国际企业也的确存在成本相对偏高的理由。首先，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为了和总部战略很好地衔接，外资企业往往会向分支机构“派人”外籍高管，为此，公司一般要承担相当高额的薪酬及其各种补贴；此外，在雇佣本地员工时，国际企业需要吸引和录用本地市场上能够流利应用外语交流的中高端人才，这也同样需要支付相对高的人力成本。相比之下，我国著名国际港机生产企业振华港机，恰恰是由于非常有效地组织和利用了我国农民工的产业工人队伍，因而大大降低人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成本方面国际竞争力的形成。

第五，在本地市场上，中国本土优秀企业与本国政府的密接关系，是进人中国的国际企业难以超越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本土企业与本国政府之间的“血缘”关系，都是本土企业可以倚重的竞争能力的来源之一。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企业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转轨经济”的特点，使中国本土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更加紧密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各省市优秀的本土企业既是其财政收入的来源，又是其政绩提升的表现，因此，本土优秀企业的发展自然会得到地方政府多方面的鼓励和扶持；另一方面，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转轨”的过程，在国民经济的战略行业和一些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仍然居于显赫的市场地位。由此，一般而言，外资企业在政府关系方面与优秀的内资企业相比，仍然会逊色一筹。

综上所述，在我国相对较大且复杂的商务环境下，同时也是在当前特殊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即使是处于对外开放的状态，中国优秀的本土企业相对于进入中国的国际企业仍然具有明显的内部人优势，这种内部人优势的综合体现，是对国内复杂的大市场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在一些行业中，即使是完全开放并且是充分竞争的状态下，一些优秀的本土企业仍然具有对国内市场强有力的掌控能力。这种强大的内部人优势，正是我国企业开始展开海外拓展之旅的能力依托。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经营中对本土优势的利用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一直是我国外贸快速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了同样的本土优势。

由于在对不同东道国的投资中，我国制造业企业本土优势的两种竞争优势来源――国家竞争优势和内部人优势――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我们将区别两类东道国，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进行讨论。

(一)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本土优势支持“所有权优势”的形成

据2010年9月5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而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仅占7.4％。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另一个特点是，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涉及的行业颇为广泛，例如，彩电生产企业对越南、印度或拉美国家的投资；纺织服装企业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华为、中兴对亚洲或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等。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多数属于“能力延展型(competency exploiting)”的投资，即在具有“所有权优势”(如技术、管理、品牌等)的条件下，对外投资目的是拓展国际市场或提高生产效率。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往往就是这种类型。根据邓宁的投资折衷理论(OLI模型)，拥有所有权优势，是企业进行此类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动力之一。我国制造业的本土优势，恰恰支持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权优势的形成。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本土优势特点决定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特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服务“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的市场密切相关。在相对开放、高度竞争的本土市场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具有“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的市场胜出，相应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的积累令中国制造业企业形成了区别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独特的“所有权优势”。这一优势融合了资源利用、成本创新，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依赖本国特殊文化或者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的“本土冠军”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制造业企业能成为供应“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市场的主力军，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多样的市场需求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我国的要素、需求、支持性产业以及竞争氛围等国家竞争优势共同支持了中国企业形成潜在所有权优势。在供应“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的市场时，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通过流程改造等成本创新，减少了对资本、高端技术等发展中国家稀缺资源的要求，而令“所有权优势”更加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由于起步在先，因而较之发展中的东道国本地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优势，也成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所有权优势”的基础。与此同时，内部人优势使得中国的优秀企业，在开放的条件下，能够快速贴近这一部分初期为外来竞争者所忽略的市场，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规模积

累所有权优势。

其次，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需求特征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所有权优势”的形成。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需求特点，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购买力的限制，消费需求更多地倾向于具有“一定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敏感”特征的产品类型，这种需求特征与我国制造企业的优势市场相吻合，从而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所有权优势”的相对空间。面对类似的市场需求，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将在本土形成的竞争能力进行外展。

其三，经营环境的类似性提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内部人优势的可移植性。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往往具有设施不完善、政策不稳定等特征。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恰恰是在类似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例如，发展中国家自身没有如发达国家那样建设完好的销售渠道，因而需要投资企业自身去完善，而中国制造业企业由于在本土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相应的经验，可以适度应用到类似的发展中东道国去，如TCL成功开发越南市场就是一个例子。

(二)对发达国家投资：本土优势支持“战略性资产”的利用

相对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明显较少，而且区别于“能力延展型”的投资，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属于“战略资产寻求型(stmtegic asset seeking)”，投资中所寻求的战略性资产一般包括技术、R&D型资产、商标资产等类型。针对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我国制造业本土优势的作用，就在于为所获得的战略性资产提供了有效利用的空间。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对技术、R&D和商标类资产存在大量需求。虽然在开放竞争中我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跻身一流跨国公司行列的仍属少数，而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尚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创新前沿，面对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环境下一波紧似一波的产业升级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商标类资产存在大量需求。

其次，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是利用战略性资产的关键杠杆。出于生存和发展两方面的动力，中国制造业企业对相关战略资产有紧迫需求，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为合理利用此类资产创造了条件，使得此类资产成为了进一步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一过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描述：

其一，战略性资产的作用需要通过与产品结合才能真正得到发挥，而一个规模化的市场能够让战略性资产的价值极大化。国内市场的规模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所寻求战略性资产的应用场所；而内部人优势则决定了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仍能较便利地把握本土市场，从而保证战略资产可以被规模化地应用。吉利集团与意大利汽车项目集团和韩国大宇的合作，以及上海电气收购日本秋山印刷，都是通过国内市场来发挥或盘活了相应的战略性资产。

其二，战略性资产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相结合，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本土产业升级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本土市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寻求的技术以及研发能力，多是与产业升级有关；这些资产与中国的制造能力相结合，在中国市场实现规模化应用，因成本降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本土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内部人优势在这一环节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所选择的战略性资产与本土环境和产业升级要求的契合性。

其三，本土优势促进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中对“战略性资产”的利用。本土优势的成本降低效应，为利用战略性资产所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是我国这些年外贸快速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通过战略性资产，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展现出同类技术产品的低价优势，使之在国际市场上再次呈现出高质量条件下的成本优势。

在原有的贸易模式中，我国企业是利用本土的制造优势通过贴牌方式利用海外贴牌公司或经销商的渠道来实现对到东道国市场的出口，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例如2002年以来对彩电行业的多次反倾销诉讼，使原有的贸易方式受阻，因此要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实现。无论是TCL收购汤姆逊的案例还是海尔投资美国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同样的原因。这类投资，实质上是将产业链的最后端的制造环节移至东道国，仍然利用本土的强大低成本制造能力，同时通过收购或与东道国的占有一定品牌和渠道的管理团队合作，最终达到使产品销向东道国市场的目的。

四、对政府政策思路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启示

(一)我国制造业本土优势可持续性的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本土优势源于中国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和中国企业在本土竞争中的内部人优势。其中，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中国特定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中国企业在本土竞争中的内部人优势决定了中国企业对中国国家竞争优势的利用能力及其在本土蓬勃发展的产业中的战略地位。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层面的优势相辅相成，不仅共同支持了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的发展，而且也支持了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起步。

然而，本土优势本身是一种系统优势，影响因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国产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本土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发展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可能是优势的加强或升级，也可能是优势的减弱或迁移。以中国制造业企业目前的国际竞争力来看，由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才刚刚开始，与源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较，我国企业绝大多数尚未通过大量和长期的对外投资建立起因国际化而享有的规模经济优势或因占有和利用东道国资源而树立的相应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拓展还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我国的本土优势，因此，我国本土优势的可持续性对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政府层面的政策启示：理性调控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与中国企业内部人优势

就支持和维护我国制造业本土优势可持续性而言，无论是国家层面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还是企业层面内部人优势的可持续性，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理性把握开放与充分竞争的市场氛围与适度支持中国优秀企业内部人优势的相互关系，是政府在当前以及今后较长时间内政策调控的重心。

首先，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是我国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与对外投资相联系，只有在本土充分竞争市场上形成的技术和产品，中国本土企业才能

积累相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所有权优势”；也只有存在本土充分竞争市场，中国本土企业才能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有效遴选本土适用的高端技术及其他战略性资产，并在本国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下进一步创造出国际竞争力。反之，在过度保护的市场上，虽然我国本土企业可以轻松享有本土市场，但却无法缔造相应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内部人优势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在现阶段所依托的、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竞争优势来打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如果中国只有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而中国企业没有很好地把握在本土竞争中的内部人优势，或者相对于国际企业的超强能力，内部人优势不足以支撑本土企业与国际企业的竞争，那么中国市场将会演变成仅供强大的国际企业争相逐鹿的场所。这就是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开放结果。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反之，如果为了支持中国企业的内部人优势而采取过度保护的政策，又反过来会影响市场的充分竞争性，结果会导致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阻碍。

由此可见，在维持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与支持中国企业内部人优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因此，如何合理把握开放、竞争与支持企业内部人优势的尺度，将挑战政府理性决策的能力。

在现阶段，根据我们的判断，由于中国的发展过程仍会呈现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中国优秀企业的内部人优势相对突出、不易替代；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中缺乏蓬勃的技术推动，因此，政府政策可以倾向于：对内充分开放、鼓励竞争；对外强力支持技术等战略性资产获取型的对外投资。

(三)企业层面的战略启示：建立全球视野、充分挖掘内部人优势

在充分认识本土优势战略意义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内部人优势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当前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根植本土、拓展世界市场的基石。

首先，在深度开放的条件下，面对强大的国际企业，内部人优势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本土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依托。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的内部人优势因我国自身复杂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被客观地强化了，这将增加我国企业在本土竞争中的胜算。

其次，需要特别意识到，被强化的内部人优势具有一定的时限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销售网络的延展以及地区差异的减小，这种内部人优势有被逐渐削弱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间的积累，一些国际企业凭籍其学习能力，在利用东道国国家竞争优势资源的同时，在融入东道国的本土运营方面有出色表现，由此，也大大拉近了与本土企业的距离。因此，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而地域差异及复杂性尚未减弱的有限时间内，充分挖掘内部人优势，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拓展本土市场，力争做到在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对本土的目标市场仍然具有相当的掌控能力。

其三，着力积累并强化内部人优势，为与有实力的国际企业平等合作创造机会。着力积累并强化内部人优势，一方面会直接有助于在国内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更重要的是，无论对于投资于中国的外资企业还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潜在外部合作伙伴，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企业的内部人优势无法超越和替代时，会选择联盟或协议等方式与我国的企业合作，这样将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取或利用相应的战略性资产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