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企业决策机制评价

内容提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认为科学设计企业决策机制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之一。文章首先基于合作博弈下的班茨哈夫――科莱曼权力指数建构理论模型，论证了股权配置中处于较为弱势的群体，其实际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视，需要合理地考量他们的利益诉求。然后，实证分析了企业决策机制的利益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利益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均明显受到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并对企业所有制和规模也较为敏感；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执行力是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确保企业决策顺利进行的法宝；此外，外部市场治理也可视为一种有力补充。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合作博弈　决策机制　决策效力　协调效力

一、引言

近十年来不断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息从各大媒体中传出，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地震捐款事件和三聚氰胺事件，以及经常有所耳闻的化妆品铅汞超标引发的民事案件，每次对事件企业的讨伐都会把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推到风口浪尖。不难发现，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呼声越来越大的今天，所有这些典型事件只不过是“非常态”下的极端表现，其数量只是冰山一角。与之相对应的，企业在“常态”下是如何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从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

基于对公司内部制度安排的理解，并结合笔者对浙江21家制造业企业的深度访问资料以及1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研究结果，认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执行归并于企业公司治理制度和决策机制的联合设计是值得尝试的。当前许多企业决策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股东观”的影响，无论是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还是企业决策的目标，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相对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久而久之则埋下了社会责任危机的隐患。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股东理念如何加人中国元素，在企业决策机制中引入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企业内部权力制衡的同时又能优化企业决策机制，是本文就理论层面的思考，这些与已有文献指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满足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很高正相关的结论”(纪建悦、吕帅，2009)是不谋而合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利用合作博弈分析对企业内部权力制衡问题进行探讨。其次，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通过深入访谈和大样本实证检验对评价决策机制的两个方面(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进行验证与讨论。

二、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权力制衡理论模型

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约束力的假定对于各种法律、体制还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是苛刻的。因此，在“非完全约束力的协议”的环境中探讨合作问题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参与者拆解由于约束力协议缺陷而引发的利益诉求矛盾冲突，形成合作局面并逐步趋向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张朋柱等，2006；杨荣基等，2007)。笔者引入合作博弈下用于量度企业权力的的班茨哈夫――科莱曼(B－C)权力指数来说明公司治理制度与权力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Banzhaf，1965；Coleman，1971)，倘若参与者iεθ加盟是决定性的，那么参与者iεθ就有一个摆盟(Swing)，用θ1表示摆盟总数，即iεθ起决定性作用的次数，计算方式如下：

考虑这样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其决策机制可能受到股东、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这四类利益相关者影响，用N＝{1，2，3，4}表示。假设这家公司决策按照持股量投票决定，并且投票中只要超过半数票量(不含)，决策即被通过。现分析经营者与其他三类公司治理主体之间的股权配置权力与实际权力。假设股东、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的持股量分别为49％、24％、16％和11％。通过摆盟的计算可得：股东有6个摆盟，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均有2个摆盟，为此：β1234[V]＝(0.50，0.17，0.17，0.17)。

研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股权配置直接与实际权力影响力相挂钩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股权配置(投票量)的权力分布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实际的权力分布。比较A与B列中的数值，不难发现股东实际权力略大于因股权配置而享有的投票权力，因而在实际公司治理中股东起到主要治理者的作用并不足为奇。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的股权配置并不相同，却得到了相同实际权力的计算结果。由此可见，在股权配置中处于较为弱势的群体，其实际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视，在决策机制的设计中，也应该合理地考量他们的利益诉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推论：包含利益诉求主体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机制可能比包含利益需求主体较少的股东单边治理机制能够获得很好的治理以及决策效果。

三、决策机制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在股东单边治理下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研究可追溯到委托理论的研究，如鲍莫尔、马利斯和威廉姆森等学者提出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经营者效用模型(Baumol，1959；Marris，1964；Willianmon，1964)，这些模型针对两权分离下的经营者行为激励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这种经营者单任务委托行为的目标是为股东利益负责，与此同时，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无法被观察的谋取私人收益行为也不可忽视。

相对应地，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要求经营者不仅要首先考虑股东对利润的诉求，也要同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于是形成更为常见的经营者的多任务委托行为(张勇，2008)。换言之，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经营者生产努力行为包含的内容不仅是为股东利益服务，还需要包含有利益协调行为，这两种行为互相穿插，其合力共同创造企业利润。为此，笔者认为企业决策机制的评价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测量，其一是利益协调效力，表现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力制衡、利益诉求满足和受重视程度；其二是决策效力，表现决策结果的执行力和公平性。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机治理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效力将优于股东单边治理企业。

假设2：考虑相机治理影响的决策效力优于只考虑股东单边治理影响的决策效力。

假设3：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满足程度和综合影响程度在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存在显著差异。

(二)样本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杭州市、台州市、温州市和嘉兴市制造业企业，共计发放问卷300份，笔者对其中21家企业进行了深度访问。选取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和

是否为上市公司这三类划分标准为企业分类变量。在样本删选过程中剔除了因数据缺失和勾选项一致的极端样本，最后得到1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5.67％，有效样本率为77.53％。

公司治理模式为分析自变量。涉及十个结构化里克特五分量表问题，包含企业员工、债权人、政府和经营者本人对决策的影响程度评价描述，结果采用算数平均值的方法来评定。为排除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并且能够体现大多数的数值，本文使用众数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模式的区分标准。即若评价值不小于3.70，则视为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模式，反之则视为股东单边治理模式。

决策机制评价的两个维度为分析因变量。决策效力的评价由10个结构化里克特五分量表构成，协调效力的计算则鉴于陈宏辉和贾生华对利益平衡系数的规范研究(陈宏辉、贾生华，2005)，笔者踵随其研究经验，利用“利益诉求协调效力系数(COI)”来捕捉经营者利益协调效力信息，并同时受到利益诉求满足程度(SSI)和利益相关者综合影响程度(SCI)的影响，问卷题干排序结果均采用正向打分方式编码，数据集合方式为COIi－SSIi／SCIi。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决策机制两个评价维度的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证实相机治理情境能够非常显著地提高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的评价值，其中决策效力的提升尤为明显，其差值是协调效力差值的2倍有余，据此印证了假设1和2。其次，对构建协调效力的两个子维度进行评价，检验结果显示，相机治理能够显著地提高SSI，但却不存在对SCI的影响，因而部分印证了假设3。

表3汇总了不同企业分类之间就协调和决策问题的差异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模型计算的协调效力总体均值为1.2827，这与陈宏辉和贾生华研究中使用的临界点之间存在较小差异，说明适用性和可靠性值得信赖。笔者认为本文分析结果大于1可能是由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天然的交叉成分，例如股东利益诉求被满足的时候，虽然其他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对决策者施加如股东那般大的影响，但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也有所被顾及。因此，在COI的计算过程中，利益诉求满足程度指标一般而言总是超前于综合影响程度指标，其计算结果的均值大于1是可以被理解的。

为了保证被调查企业之间的可比性，提取利益诉求协调均值1.2827为分析临界点，倘若某特定企业该系数等于或接近与临界点附近，则可以推断该企业的公司治理执行力较为理想。为了提高可操作性，本文以正负5％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较理想的状态，以正负10％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次理想的状态，超越正负10％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亟需改进的状态。同理，提取决策效力均值4.0404为分析临界点，定义与其差值不小于O则为较理想状态，反之则反是。

笔者对表3中的一些数据加以横线凸显，乃是尤为其中传递出的几点信息耐人寻味。从表2中协调效力数据右上角的三角形号数量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决策机制协调效力远优于国有、集体和三资企业；大型公司与上市公司等社会较为关注的公司类型，其协调效力均不太理想。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对应与决策效力的评价：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的决策效力不容乐观，而对中型私营企业的调查则显示出较为可喜的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中让笔者感到意外是私营企业的决策机制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均比国有企业要好很多。笔者在访问调查时特别留意寻找这一问题的解释，在总结与经营者交流内容后发现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

解释一：企业协调利益诉求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协调最终效果，对于投入同样的协调成本而言，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比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取得较高的协调效力，笔者这一推断可以从表2中得到印证。企业规模壮大过程中缺乏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导致日益拉长的委托链产生愈来愈大的成本，而经营者决策的信息不对称亦加大了这种成本的累积。无法受到良好监督的经营者决策行为，使最后的决策效力不能代表企业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而决策本身可能会成为经营者寻租的过程。这一结果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市公司的决策效果不尽理想的原因。

解释二：普遍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经营者对来自于人力市场、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供需较为敏感，外部市场治理在这种类型企业中显现的效果在笔者看来远优于国有企业。文章数据采集时间刚好处于“金融海啸”延续期，能够幸运逃脱这次全球经济低迷的民营中小制造业企业目前正处于招兵买马的阶段，此外西方圣诞节“强心针”出现了一种“表面繁荣”也不容忽视。因此民营企业经营者对外部市场治理较为敏感的特质，亦有可能会对协调效力指标带来较为可喜的衡量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建议是：企业运营常态下承担社会责任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保护的途径之一是采取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模式，并且设计相对应的经营者决策机制。本文同时从理论和实证这两个方面，验证了利益平衡和权力制衡的决策机制能够获得更优的利益诉求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而言，值得重新审视企业决策机制是否落后于企业发展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纪建悦、吕帅：利益相关者满足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

张朋柱、叶红心、薛耀文、刘境、侯贵生：《合作博弈理论与应用――非完全共同利益群体合作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