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总要有点情怀和营养

郑晓龙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冯小刚、王朔在一起，聊起每个人的人生精彩瞬间，郑晓龙想象中人生最牛的瞬间是这样的：

刚从战场上回来，他开着军用吉普车，冯小刚坐在后面，抱着卡宾枪，说我们家的奶牛不下奶了之类的，他说“太讨厌了！”接着，他们被警察拦住。他说，我们必须赶回司令部去。警察说，不行，你闯了红灯。他从驾驶舱跳下来，摘下手套，往吉普车的前保险杠上一扫，赫然露出四颗将星。那警察马上手杵着太阳穴，敬礼。他就特牛地，开车走了。

后来，这一场景被冯小刚用在了《甲方乙方》里的“巴顿将军”身上。

郑晓龙向本刊记者重新演绎他的这个“最牛瞬间”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做出一根一根从手指上拉下手套的动作，已经年过花甲的他，脸上带着几分调皮。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有关部门评出了30部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其中有两部是郑晓龙导演的，三部由郑晓龙组织策划。

那之后不久，郑晓龙推出了他导演的首部古装剧《甄传》，也很快占据了各大卫视的荧屏。

2014年7月的一个上午，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的一个小院，郑晓龙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

我不愿意让作品去说教

《望东方周刊》：你做电视剧的标准是什么？

郑晓龙：其实，我没有那么与时俱进，也没有那么超前，只不过始终秉承一致的想法，就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我的片子是有价值观的，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现实问题的批判。电视剧总要有点情怀，有点营养吧。就是有点对善良、美好、正直的追求。

正直，我说的不是政治。人应该有正直的品格，对美好人性有一点追求，但不是简单的讲大话。我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主任的时候，都不愿意让作品去说教。

我们拍《渴望》那会儿，很多作品在说政治大话，其实纯粹是为了宣传。但党的宣传也不应该那么做。我常说我们的领导和宣传干部，要学点接受心理学，想想怎么宣传才有效。光说空话大话，竖一些让人无法摸得着看得见的标杆，其实是害我们党。

所以说文艺作品，最好的方式是松土的作用。不要跟老百姓讲舍己为人的高标准，你先讲讲人是不是应该善良？是不是要诚实？别老让每个老百姓都做雷锋。

现在很多电视剧，好像只要政治正确，道德高低没关系，怎么庸俗、甚至低俗都没关系，我觉得特别可怕。

《望东方周刊》：比如抗战剧？

郑晓龙：拿手榴弹打（鬼子的）飞机也可以；恨鬼子把他撕了你不能说不成吧？反正，抗战，又不，政治上没问题。就是钻政策的空子，没有一个政策说庸俗不行。

《望东方周刊》：你在一个采访中说“你们媒体不要光讲好的，要反映一下制作业的心声”，具体的指什么？

郑晓龙：我希望领导少开审查会，多开一些创作会，好好讨论一下创作。过去呢，老说我们没钱，现在不能说缺钱了吧？现在的创作进步真的不多。

《望东方周刊》：甚至有些倒退。

郑晓龙：对！我们需要有创新的，艺术样式又好的，又让老百姓喜欢的作品。还有，要认真做。但现在都市场化了，只要能赚钱，随便粗制滥造。

文艺作品这事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你看生产个缸子，生产个电视机，质量差一点，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但是文化作品做不好是荼毒民族灵魂。现在电视台好像专门播那种完全娱乐化的、庸俗化的劣质作品。

再不拍戏就老了

成立于1982年的北京电视中心，是中国最早的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是北京市属事业单位。一年后，中国电视制作中心成立，郑晓龙把后者称为“国家队”。“国家队”的主要成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更侧重的是原创作品。

2010年9月，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立28周年之际，郑晓龙正式辞职。他在这28年里，当了10年副主任、16年主任。

《望东方周刊》：同为电视剧制作的事业单位，你所在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好像比中国电视制作中心更有创作活力。

郑晓龙：我们的创作都是来自生活的，没有政治诉求。他们是国家队的，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而且他们重用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王扶林（1987版《红楼梦》导演）、杨洁（六小龄童版《西游记》导演），都是比我们大一辈的老人了。我们当时是小年轻，敢闯，一帮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当时这样开玩笑。

《望东方周刊》：北京电视中心，你当时的团队里培养出了很多大腕级的人物啊，冯小刚、赵宝刚、姜文……

郑晓龙：那个时候我比他们大三四岁，有的跟我年龄也差不多，赵宝刚比我小一岁，这些人又都想做事，所以比较容易凑在一块儿。我又在那个位置，在中心当主任，管这事儿，还比较投缘吧。

《望东方周刊》：你把冯小刚啊、赵宝刚啊、葛优啊一群人捧红了，你因为有个主任的职务，创作上就一直不温不火的，有没有觉得遗憾？

郑晓龙：我不愿意当那种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大腕，而且，我现在也挺好的。王朔我们经常在一块吃个饭什么的，赵宝刚去领奖，还说“向郑晓龙学习”。

《望东方周刊》：我听说，你2010年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辞职的时候，中心是不想放你的，你说，“再不拍戏就老了，不能在里面耗着了。”

郑晓龙：这是我说的。从1995年开始，我搞了常青藤剧场，就希望中心改革，把戏做好了，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才出来嘛。但是我们中心就是改不下去。搞了10年，到2005年，我实在是心灰意懒。

《望东方周刊》：你想怎么改呢？

郑晓龙：要股份化、市场化啊，改变用人机制。我们中心是事业单位，无法优胜劣汰，做得好的人奖励不了，不做事的人放不出去。拍戏好的，冯小刚、赵宝刚都在外面拍戏。

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上到下，改不下去。最后，我觉得没有意义了，自己拍了《金婚》。之后别人说，晓龙拍戏挺棒的呀，我说，你真把我当个行政领导，以为我不会拍呐。

我为什么要改革呢？股份化才能有钱。国家给我们中心的一点钱，只够给中心员工发6个半月的工资。我空手给中心挣了2个多亿，才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维持下来。

电视剧版《红高粱》

郑晓龙导演、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预计在2014年10月播出，现在审查阶段。

《望东方周刊》：怎么会想到要把《红高粱》拍成电视剧呢？

郑晓龙：这个不是我想的，是山东电视台想搞，然后找的我。2013年5月写剧本，9月开拍，我跟赵东林弄剧本，后来还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费了好大劲。

《望东方周刊》：你当年在筹备拍《渴望》的时候，让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员工都去进修了一年，为了让他们提高。而现在，进入这种市场化的操作体系中，投资方就要求快，你会不会很有压力？

郑晓龙：所以我想跟领导和外界呼吁一下，现在的影视公司都争着上市，上市不一定是好事。仔细想想，这些年，有哪些好作品是上市公司出来的？好作品需要时间。上市之后，就受时间限制，每年要为股东赚取利润，作品不行也要赶紧拍。

《望东方周刊》：《红高粱》只筹备了4个月就开始拍了。

郑晓龙：大概四五个月。好在我有一个优势，我是编剧出身。我是北大中文系78届的，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发表电影剧本了，我对文学还是比较熟悉的。

妥协和坚持

上世纪90年代，为了拍好《渴望》，郑晓龙决定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停机一年，让没有学历的人去上大学，提高业务水平。当年的《渴望》虽然制造了万人空巷看剧的奇迹，但是电视剧本身并没有赚钱，50集成本花了100多万元，一共只卖了50多万元。

但当郑晓龙辞职后独立执导电视剧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市场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时代了。

《望东方周刊》：以前你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上能自己做主，但是现在你是不是要受市场和制片方的制约？比如《红高粱》。

郑晓龙：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记者：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如果每一个戏再给我半年时间，就能比现在更好点儿。但是没办法，我必须按市场的要求来。

《望东方周刊》：经历过以前体制内的制作方式，现在又按照市场运作，你觉得两种创作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郑晓龙：第一，累，现在比以前累多了。另外就是，有一些地方差不多就凑合了，如果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望东方周刊》：你以前做电视剧会挑新人去演，现在会不会为了保险，找大腕，或者制片人指定演员？

郑晓龙：不管是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到我这里来都不行，我是导演，选演员是我的权力。让别人指定演员是不可能的，要不你别让我拍呀。他们也知道，我还是大腕呢。

《望东方周刊》：可能有一些导演就会让步。比如说，有的制片人会加出一个女二号，而且戏很多，甚至超过女一号。

郑晓龙：对，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啊。艺术不是第一位的，是吧，钱是第一位的。

《望东方周刊》：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吗？比如要加一个角色，她要露几次脸。

郑晓龙：没有，在我这儿没有。

虚假的电视剧黄金期

《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中国电视剧进入了黄金时期，你认同吗？

郑晓龙：我觉得黄金时期不能以挣钱多少衡量，而是要看有多少有影响的优秀作品。比如韩国（影视界）的黄金时期，他们有大量作品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可以说是黄金时期，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美剧。中国有什么片子出口到国际上了？

我们的衣服、家用电器向全世界出口，我们也是钢铁出口大国。但我们怎么就一直是文艺作品的进口大国呢？这是创作上的问题。

《望东方周刊》：但现在中国电视剧的产量惊人啊。

郑晓龙：市场并没有变大，产量我看也该封顶了。（据统计，现在国产电视剧年产量1500集以上，仅有不到一半的能上线播出――记者注）而且，是巨大的浪费，不播，是浪费；播出去，没人看，也是浪费。

《望东方周刊》：中国电视剧30年来现在是数量上的大国，但总体质量上不尽如人意。

郑晓龙：质量上不仅是不尽如人意，是差很远，我们一年产15000多集啊，美国一年的总数量才4000多集。我们的数量是人家好多倍，但是，全世界都在看美剧，他们在输出电视剧的同时，也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精神、美国梦。

我们的总书记现在也提出中国梦，我们要在创作上好好检讨一下，我们能向全世界输出什么呢？要继续解放思想，让文艺工作者有一个新的春天。

《望东方周刊》：你对现在的网剧怎么看？

郑晓龙：我不太清楚，很少看，我把手里这点事干完可能会关注这个。网剧有一个好处，没有审查。

《望东方周刊》：也有审查，是网站自己审，播出去如果有问题，事后追责。

郑晓龙：这就不得了了，这非常关键。它有创作自由啊，网剧可以播警匪剧、反腐剧，电视剧原来也有这些。

造假也是一种腐败

《望东方周刊》：电影你为什么只拍了一部《刮痧》，就不拍了？

郑晓龙：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中心的主任，要完成电视剧的创作。第二，我对当时的电影市场特别失望。因为当时《刮痧》全国票房第二，第一是《我的兄弟姐妹》，第三是冯小刚的《一声叹息》，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你的票房被偷得很厉害”。我才明白，电影院包括发行公司都偷了我们的票房。哎哟，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那么多狗血电视剧，收视率那么高？

郑晓龙：很多收视率在作假啊，这也是一种腐败！（记者：是统计公司作假，还是制片方自己作假？）统计公司！据我所知。统计数字有大量的水分。很多人卖片子的时候说，你买我的片子，我保证它的收视率是多少。统计公司早就已经买通了，片子很烂，但是收视率很高，他确实能做到。

《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中国电视剧经过了30年还是一个小作坊的生产，为什么现在有些制作公司都已经上市了，还说是小作坊的生产？

郑晓龙：上市了，但生产方式并未改变，还是一个一个的作坊，没有工业化。上市是因为他们有钱了，融资扩大，然后弄了十几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实际上还是一个小作坊。上市公司搞的是市场运作，不是创作。

《望东方周刊》：现在周迅、黄晓明、林心如啊好多演员都弄工作室，自己当制作人，这样看来，电视剧应该还是赚钱的。

郑晓龙：不是电视剧赚钱，是演员赚钱。电视剧里的工作人员都能赚钱，你找他们拍戏嘛，但并不等于投资方赚钱。

中国影视剧投资不专业，可笑之处就表现在这儿。比如做房地产的、挖煤的、开餐馆的，你去搞什么电视剧啊？但中国却有大量这种人。把钱投进来，最后赔进去。演员、导演、编剧都拿完钱，但片子卖不出去，剩给投资方。

一哥们，浙江商人，投资两部戏，赔了6000万元，自杀了。你说的工作室，就是演员挣自己的钱。而且，工作室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减税。

《望东方周刊》：也有工作室自己投钱或拉投资拍片的。

郑晓龙：制作人，不光挣演出费，还挣制作费。比如说我是一工作室，弄个剧本，你是开餐馆的，拉个名头，跟你说，“你拍这个呀，挺好的。”拍吧。多少钱一集，好，你拿钱。这片子总价5000万元，也许我4000万元就拍完了，制作费就已经先挣1000万元了。

《望东方周刊》：现在大部分电视剧都不能打动观众的内心，除了那些不可控的因素，有什么办法提高吗？

郑晓龙：要彻底打掉收视率造假。它会形成错误的导向。比如那些烂片，造假出来收视率很高，让人误以为这样的片子人们喜欢看，就会有更多人拍这样的烂片。这样的片子多了，就会带来一批脑残的观众，脑残的观众就更欢迎烂片。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中国电视剧只能越来越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