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摘要：我国语文教育自20世纪初独立设科之始，语文学科性质归属问题，百余年来，就一直争论不休。语文学科性质产生论争的纠结点，是“读经讲经”科的设立和废止。语文学科性质之争的滥觞，应归于一种认识，一种对于我国古代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语文 学科性质 滥觞

一、语文学科性质观发展轨迹

我国语文教育自20世纪初独立设科之始，语文学科性质归属问题，百余年来，就一直争论不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学科性质观发展轨迹。[1]

1904年-1911年。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初小设立“中国文字”学科，主讲识字、作文；高小、中学设立“中国文学”学科，主讲阅读、作文。初小、高小、中学设“读经讲经”科，读经之外兼讲其浅近之义。《学务纲要》明确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读经讲经”科与国文科一并列出，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彰显国文科的工具性质；二是有学者把“读经讲经”科与国文科一并列入语文教育。）

主要观点：沈颐认为，“国文”教学应重实用，轻修辞；重文字的学习，轻要义的研读。 [2]

实际发展：“国文”科（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的工具性质，从《章程》到学者观点，都得到确认。

1912年-1919年。1912年，教育部颁发《小学校令》《中学校令》，规定小学和中学均设立“国文”学科。小学学段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文字能力，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养成自我学习能力及健全人格。中学学段则需要掌握较为高深的语言文字能力，并逐步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

主要观点：刘半农认为，“国文”的教学目标在于短时期内使学生能读并会写作为社会人应读写的书和文，及其职业上必须要读写的书和文。[3]姚铭恩认为，“国文作法教科之性质，发表的教科也，而要之则能动的教科也。”[4]

实际发展：“国文”是一门技能学科，从《校令》到学者观点，“国文”科的工具性质得到确认。“读经讲经”科被取消，言语作品所含的思想道德教化内容因为失去了独立的宣讲平台，从此便紧附“国文”，并植入体内，与“国文”的工具性开始了无休止的纷争。先前，因为“读经讲经”科的存在，语文学科属性我们还分得清楚，自此直至现当代，语文学科性质因纷争不断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1920年-1927年。1920年1月，教育部令小学一二年级更名“国文”为“国语”。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要求撤销中小学的“国文科”，改作“国语科”，旨在提倡白话文教学，有利于学生思想的表达。

主要观点：叶绍钧认为当时国文教授，教师存在观念上的错误：不明白国文教授的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学科。[5] 所谓“真作用”即穆济波所言“其关系民族精神，建国基础，一切文化传统所在，何等重大？” [6]朱自清则提出了与其不同的看法，认为“养成表达能力”与“涵育文化素养”两个教学目的中，后者是和其他学科共有的，前者才应是国文科特有的。[7]

实际发展：“讲经读经”科的教育目的开始被植入“国文”科体内。

1928年-1948年。1928年，首次全国教育会议改修“新学制”，中学学段“国语”复名“国文”。

主要观点：宋文瀚对“国文科”的性质，作了明确的阐述，“国文科”“是技能的学科”[8]。

实际发展：矫枉并重申“国文科”的工具性。

1949年-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小学“国语”、中学“国文”一律改称语文。从1949年至今，语文教育历经八次课程改革。

①第一次课程改革（1949年-1952年），形式上仍旧承认“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但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语文学科特性被掩盖。

②第二次课程改革（1953年-1957年），语文学科成知识学科，语文能力训练被忽视。受政治运动影响，语文课异化为政治课。

③第三次课程改革（1958年-1963年），重新明确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性质。

④第四次课程改革（1964年-1976年），受“”影响，语文课再次成为政治课的附庸。

⑤第五次课程改革（1977年-1980年）。

⑥第六次课程改革（1981年-1985年）。

1978年，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学也开始被重新审视，教育部出台《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要求语文教学应加强读写能力训练，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1980年修订，再次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

⑦第七次课程改革（1986年-1996年）。

⑧第八次课程改革（1997年-现在）。

1987年，陈钟梁发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再次引发了语文学科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论争。1996年，国家教委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指出，语文既是社会交际的实用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2001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强调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体，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语文学科性质之争滥觞之纠结点追溯

通过捋顺语文学科性质观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语文学科性质产生论争的纠结点，就是“读经讲经”科的设立和废止。

（一） 独立设科之前的语文教育

语文在独立设科之前，是与其他领域教育融为一体的。我国古代的教育，从六艺到汉代经学，教育内容都涵盖着政治、文学、史学、艺术等综合领域，这些内涵丰富的知识教育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以语言作品为载体，语言作品也因此成为各领域教育的基础性工具。在对作品进行释读的基础上，领会掌握各不同学科的具体知识内容。张志公在其著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年）中曾对古代语文教育做了系统性研究。他认为，古代语文教育虽未独立设科，与其他领域教育融合在一起，但其教育实践历经几千年，已形成了比较完备且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他认为，古代语文教育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步骤和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递进阶段：启蒙阶段、读写基础训练阶段和读写训练提升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并不相同。如启蒙阶段以识字为主，通过集中识字与知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掌握常用汉字，在此基础上再开始第二阶段的读写训练。[9]

（二）独立设科之初的语文教育

语文独立设科之初，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也是非常明确的，――“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独立设科始作者的智慧，他们之所以把“读经讲经”和“中国文辞”各自单独来设科，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两科各自不同的功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两科单设正是始作者对其学科性质规划的初衷。“中国文辞”是为“读经讲经”而设，是工具；“读经讲经”目的在于对学生进行教化，通过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利于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学务纲要》强调：“古学之最可宝者，无过经书”。反之，“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10]与当时设立的修身科共同承担道德教育的重任，“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11]民国初，废“读经讲经”科，思想道德教育学科彻底结束经书教育方式，改修身科为公民科。1928年，改为党义科。1932年又复为公民科。1949年至今，设政治科。[12]

（三）“读经讲经”科废止后的语文教育

“读经讲经”科的废止，思想道德教育学科结束了以言语作品为载体的教化方式，但是以言语作品为载体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并没有结束，因为以言语作品为载体的语文学科，除了对学生进行语文教育外，还因言语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具有教化作用。于是，从“读经讲经”科的废止开始，其“魂魄”便附上了语文科体，且因为不同时代语文教育执政者不同的教育观――或强调工具性，或强调人文性，或二者辩证统一，语文学科性质观因此就具有了时代性，论争不休。

三、语文学科性质之争滥觞之认识追溯

推究语文学科性质之争的滥觞，更深层次，应归于一种认识，一种对于我国古代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的认识。我国很多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认为：古代教育就是语文教育。如王富仁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实质上就是‘语文教育’。” [13]；曹明海指出“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经学、诗学、文学、哲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相融的综合体。” [14]

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曾言及：“教《四书》，原是要用‘圣贤’的思想去教育学生的，不像集中识字阶段教《三字经》，首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认得书里那些字。”“教孩子们读《四书》，目的不在于进行语文教育（尽管在客观上也会使学生学到一点语文）。”[9]然而，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许多观点用了一个流行时髦的词汇――“大语文”，就把古代语文教育和古代教育的从属关系抹杀了。于是，当代语文教育继承所谓古代语文教育――古代教育的传统，成为包打教育天下的万能学科。实际上，这里所谓的“大语文”也是一个被错误解读的概念，真正的“大语文”，其形式无论如何多样，内容无论多么丰富，其教育的核心目的都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语言这个工具，为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服务，而不在于其他。

总之，准确解读古代语文教育和古代教育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如何继承传统教育、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人文特征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对语文学科属性的认定及学科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饶杰腾.语文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沈颐.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J].教育杂志，1909（01）.

[3]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J].新青年，1918（01）.

[4]姚铭恩.小学作文教授法[J].教育杂志，1915.

[5]叶绍钧.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J].教育杂志，1922（01）.

[6]穆济波.中学校园国文教学问题[J].中等教育，1923（05）.

[7]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J].教育杂志，1925（07）.

[8]宋文瀚.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J].中华教育界，1931（04）.

[9]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3）.

[11]王.严复集（第三册） [M].上海：中华书局，1986（615）.

[12]王颖春.从修身到公民再到三民主义与党义[D]：[硕士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8.

[13]王富仁.情感培养：语文教育的核心――兼谈“大语文”与“小语文”的区别[J].语文建设，2002（05）.

[14]曹明海.语文：文化的构成[J].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4.

【基金项目：2014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育规划项目“写作能力递升信息系统支持研究”（GH14401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