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下的逼仄人生

“她们太懒了，上班的时候玩手机，聊天，做事情不负责任，哪像我们呀。”陈婧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若芸说，李若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婧和“90后”李若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

这个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旧水坑村的工业区中，有日立、胜美达、卡西欧、丰达电机等多个外资厂，园区里到处悬挂着大批招收女工的横幅，早晨的时候，厂区车站边摆着一长溜招聘的桌子，村里的管理方统一为这些工厂招聘。

高峰时期，这个工业区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旧水坑的湖南人陈婧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则以旧水坑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若芸是新一批旧水坑的落脚者，后来，她说她认同陈婧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只不过可能只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吧，选择多了，人就不会那么善于忍耐了，其志并不在那条单调枯燥的生产线。

像她这样的年轻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根据番禺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2010年的统计，番禺流动人口已达117万，如果将70、80、90后的流动人口归为“第二代”，这个人数已有87万多人。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职业空间

在一家日资工厂中，陈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响组装流水线上钉螺丝、贴胶布、装海绵，2002年，她刚到这家厂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加班五六十个小时，也只拿到500多块钱，她所在的企业在2004年由于中层管理人员的投诉，在劳动部门的强迫之下，才将基本工资提高到600元，近3年来，随着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基本工资才提到1300元，现在加上加班费，她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围基本局限于这个工业区，个人生活中的主要开支是房租和吃饭，10年前，陈婧的月生活开支是200多元，现在大概600元。10年间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和工资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都已经13岁了。

中间，她曾跳槽去了奥林巴斯的工厂，但情况相差并不多，“哪个厂工资高一点，就去哪个厂，后来这边工资加了，又回来了。”

情况和10年前已大为不同，以前是排队进厂，现在机会多得多，工厂缺工的现象普遍。对于这些一线的生产工人而言，跳槽的机会虽然很多，但选择去什么样的工厂，除了工资的高低，还要看各种保险缴纳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升迁的空间。

来自陕西的杨煜在一家生产轿车零配件的日资工厂模具车间当班长，基本工资2000出头，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来，工厂正规，管理也相对宽松，并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选择离开，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赞同这种看法。

按照规定，现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0小时，每小时的加班费用也按规定执行。由于今年的整体外需不好，订单不像前几年那么旺盛了，加不加班，则由个人决定，“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换工作，最主要的考虑点也是这个，这样我可以安排时间去上夜校。”李若芸说。她现在读一个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的夜校，需要5年的时间。

在这些年轻的工人中，对于学历与文凭的看法近乎一致，没有学历，意味着在工厂中的上升通道将几乎彻底丧失，“工作了20年的熟练工，如果你没有学历，工资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低。”陈婧很是不满。在日资企业中，高中学历文凭，意味着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长，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大学生才能得到像课长、次长这样的升迁机会。而根据统计，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动人口中，初、高中学历者占到了79%。

一方面，他们会认为上升空间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一方面却又囿于现实，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位置上。“没有学历，你去了别的工厂，所谓的技术熟练程度、经验别人是不认的，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又要重新开始处理和上级的关系，没有意思。”杨煜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能也在这里呈现，在杨煜看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考一个更高的文凭，没有这个决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芸则富有这方面的进取心，“我还年轻，不想总是这个样子”。

在工厂中，这些一线工人得到的培训和知识提升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工厂只在乎节省成本的熟练工。也因此，他们的打算是如果工资还过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选择回家。谁愿意在一个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长久地工作呢？谁又愿意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长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间

这是一个还没有彻底城镇化的地区，城市白领、外来的新工人、本地的农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区的市中心市桥，人群和摩托车交织，显得嘈杂无比。

不过，杨煜很少在休息时间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时间里，他们在工厂与出租屋之间来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聊天，娱乐活动很少。

杨煜带着《南风窗》记者来到石碁镇的赤岗新村，他对于当地农民的生活羡慕不已。这是一幢4层楼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一间300元，数了数，共有四五十间，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10平方米的单间，放下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椅子，已显狭窄。因为楼距狭窄，在房间里，手机信号时常会消失。

而在旧水坑村，1984年开始，该村在招商引资中并没有像一般村庄那样把自己的土地出卖分红，而是由村统一建设厂房、宿舍和生活区，将它变成集体物业。从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体公司发给村民股东的红利已超过了3亿元。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镇工业化进程一样，当地居民分享到了这一进程的好处，但那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工人却处于过客状态，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当地的安家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