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理性是高贵的

最近，《检察日报》（2008年1月25日）报道了全国首例非法集会案。2007年6月24日，时任西安市雁塔区某村委会副主任的房亚萍，因对村务管理有意见，同时不满村委会关于兴建市场的决定，以非法成立的“清账小组”名义召开村民大会。并于6月28日，在并未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的情况下，组织100多名村民到政府机关集会，封堵政府大门，严重破坏了政府机关的政党工作秩序，当地法院以非法集会罪判处被告人房亚萍有期徒刑一年。

首例非法集会案发生在一个村民身上，多少让我们感到有些悲凉。村民的要求是否正当姑且不论，国人的只重目的，不问手段的思维习惯首先让村民尝到了苦头。

1919年5月4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暴发了让国人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事件：“”。这一天，广大爱国学生拥向街头，声讨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接下来就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群情振奋，爱国主义的表情写在了当时人们的脸上。

这时只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就是梁漱溟。他在学生们火烧赵家楼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政府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者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进行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之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先生的言语声若蚊蝇，没有引起一点回音。人们还沉浸在爱国主义的激情和胜利的喜悦中，无暇顾及梁先生的“冷静”。

而在国外，情形则迥然不同。信春鹰教授在《示威的规则》中讲述了留美期间的一则见闻可见一斑。伯克莱大学的学生们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在学校行政大楼前示威已经好几天了。睡袋横七竖八地扔着，有的学生坐着，有的躺着。他们顺着进入大楼的小路而卧，身体一定不能横到路中去，不能挡住进出的通道。警察嚼着口香糖，双手抱肩，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一旦哪个学生的腿过了线，影响了办公楼人员的出入，对不起，警察的车就在旁边，抓起来拉着就走。信教授说：“我观察着这一切，觉得很好玩，好像观看一场游戏。”

示威要讲究规则，抗议也要在理性的约束下进行。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关于和平请愿权利的行使，都要附加以下条件：“必须按照法律以及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道德、或者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需要。”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权利行使都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反对堕胎的一个老头与支持妇女权利的安妮在街头示威相遇。老头对着安妮嚷到：“你是魔鬼，是杀人帮凶。”安妮也不示弱，举着牌子让老头不要无视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叫骂中，安妮对老头说：“对不起，你已经越界了。”老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说了声“对不起”，马上把伸进草坪的双脚撤了出来。然后双方又开始愤怒地对骂起来。

看到这些守规则的示威者，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意识的问题，还有思维习惯深藏其中。正如火烧赵家楼，我们没有人会去谴责这些热血青年一样，我们由于总是习惯于在一个宏大的、正确目标之下只管信步前行，所以集体的无意识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的痛苦回忆应当让我们醒来。文明的理性能让愤怒不致信马由缰，能让怒火不致没有边际地漫天燃烧，能让法治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这条道路才是真正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