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反理学情结

摘要：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和唯物论者，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注重“实事，实行”自然看不惯当时的社会局面，于是在各个方面对理学思潮进行了批判与修正，其中主要包括在人性论上对理学的批判与修正，在认识论上对理学的批判与修正，在修养功夫论上对理学的批判与修正，在教育上对理学的批判与修正，本文重点研究颜元在教育理论方面对理学的批判与修正，以及探讨颜元主张的教育理论思想，更主要的是颜元的教育思想对当世的影响以及作用。

关键词：颜元；反理学；教育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02—02

一、当时的书院教育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三人是宋初理学的初步奠基人，他们力辟佛老，创建书院，倡明儒学，一时之间讲学之风盛行。按照地域的分类的濂洛关闽之学的“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成为书院讲习的主要内容，宋明书院对发展当时的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风靡一时的“南宋四大书院”主要有吕祖谦的丽泽书院，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象山精舍，张南轩的岳麓书院。但是由于理学思想的长期控制，它对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人才就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也给后世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颜元所持观点认为宋明时期的教育是集汉代训诂，魏晋清谈，唐代禅学，以及乡愿，诗文，制艺之大成的教育于一身。他说：“宋明之训诂，视汉不益浮而虚乎？宋明之清谈不益文而不册乎？宋明之禅宗，视释道不益附以经书倡儒旨乎？宋明之乡愿，视孔孟时不益悦众，益自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乎？”（《习斋记余》卷九）根据他的思路，孔孟之后儒学渐微，至宋代全灭。颜元感慨至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造成了很深的毒害，这种情况不仅磨灭了年轻人的斗志，也消耗了大量的时光，也许颜元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当时山河破碎风飘絮，生灵涂炭的窘境，颜元不得不反思当时的教育制度，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进而对宋明时期的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二、对宋明理学教育内容的修正

作为教育家颜元在教育内容上反对训诂，注疏，背诵语录，八股括帖，主张代之以“六艺”为核心的“三事三物”的实学。在教育方法上批判宋明以来的习静教育，书本教育，而倡导习动教育，习行教育，同时主张由粗会精，下学上达的方法和因材施教的方法，这位有着鲜明个性的教育家，同时也有深深的儒家烙印和崇尚圣人情怀。具体分析在教育内容上对宋明理学的修正。

颜元认为宋儒的教学内容，不但不能使学者经世致用，而且还使学者伤筋动骨，虚耗时光，他的主张学术是人之本，有实学才能出真才，因此在教育内容上反对反对训诂，注疏，背诵语录，八股括帖，主张代之以“六艺”为核心的“三事”、“三物”、“六府”、“四教”的实学。颜元说：“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举职。《六经》之文，记此簿籍耳。”依据颜元来看，在三代治世时学术、政治、教育是三位一体的。“六艺”、“三事”、“三物”、“六府”、“六德”、“六行”、既是学术的根源，又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政治纲领。在《尚书·大禹谟》中论述到：“三事”和“六府”分别为“木、火、土、金、水、谷”和“正德、利用、厚生”这两者结合关系国计民生的安危，“三物”在《周礼大司徒》中论述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物”和“三事”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实则是一样的，“四教”是指孔子的“文、行、忠、信”。颜元认为孔子的“四教”与“三物”和“三事”的内容大体上是一样的。所以颜元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颜元注重培养实践人才，而传统的注重培养理论人才，颜元更注重“实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更注重文韬武略，经邦济国。

三、颜元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反思

颜元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认为对于知识应该以实用的，有限的为珍贵，但是真正的要让知识理论指导实践，单凭书本知识是徒劳无益的，必须付诸实践行动，实习的方法。同时颜元认为读书无益而且有害，多读书能使人愚，能使人弱，他说：“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都更愚，但读书便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同时耗尽精力和体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看，当时的人给予学者这样的评价“白面书生”“书生无用”“林间咳嗽病猕猴”等等，世间人主要是宋儒都以为诵读可以养心，但是颜元持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颜元批判读死书，死读书，他更加注重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尽管颜元反对读书，但是他不反对学问，他所讲的学问都是注重经世致用的，他说：“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险之功，非此理会文字之可坐而获。”所以他主张事事“不要说只要做”，他反对讲空话谈原理之人，他在教学之中就以身作则，他善于弹琴，精于骑马，精于射击，精于医术，兵法熟练自如，提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措施，总之颜元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抱着“亲手下一番功夫”的决心，他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且以身示之，他说：“身无事寻事做，心无事寻事思”，做到了身心一齐竦的态度，丝毫不肯松弛。书写一部日记，记录自己的言行和感想，严密自谋，务求每日“有善可迁，有过可改”。

诚然，几百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仍然是“填鸭式教育”和“装罐头的读书教育”等等的教育方式，这样一味的只注重理论知识，不注重实践，只能培养出“娇弱的奇葩”，造就新时代教育体制下的“畸形儿”。颜元以“三事”、“三物”、“六府”、“四教”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于此相适应他也提出了一套教育方法，主张习动、习行的方法和因材施教的方法，简要论述之。习行、习动的教育方法是与宋明时期的主静、主敬相反对应而言的，颜元对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方法进行了很深刻的讥讽，他认为是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无一日达孔孟之圣人。颜元同时也认为凡是实用性的科学必须要亲身实践，以身示范。他说：“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旨需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险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存学编》卷三）因为只说不做只能是空头理论家，纸上谈兵，无济于事也。到头来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同时颜元也认为“实行”才能让人民身强体魄，国家兴旺发达，不再是过去那种“娇弱书生，手无敷鸡之力，”因此颜元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习斋言行录》卷下）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颜元肯定“人各有禀赋之分，”因而倡导教育要“随人随分尽道”。他说：“学乃要随人随分尽道，无论贵贱贫富，无论男女老幼，智愚聋瞽，只随分尽道便是学。”（《习斋言行录》卷下）如伯夷的禀赋偏清，柳下惠的禀赋偏和，这种禀赋不同正是因材施教的方法的心里基础，就是根据个人的禀赋，因势利导和各尽所长，他说：“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以为学，则易成圣贤，而无龃龉之检格……人之质性近夷者，则宜学夷，近惠者，则宜学惠”（《四书正误》卷六）因此从受教育者的质性，兴趣，才能，个性等方面进行教育，这样成圣成贤的机会就很大了，自然也不会出现同个人相悖的境况。于此颜元也强调在根据个性所长的情况下又加以特别的对待，他说：“甚刚人，亦必有柔处，甚柔人，亦必有刚处，只是偏任惯了，今加学问之功，则吾本有之柔，自会甚刚，而刚德合于天则；本有之刚，自会甚柔，而柔德合于天则，书云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习斋言行录》卷下）这种按个人的禀赋及其个性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的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颜元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师生互学，互相师友，教学相长，他说：“同学善则相劝，过则相警，即师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许直言，师自虚受。”（《年谱》卷下）总之颜元的教育方法，注重实践的功绩，但是这种只注重实践，不注重思维的延续过程和渐进的过程，这样就很难理解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忽略了人的思维的飞跃过程。

颜元的学术成就没有系统的师承关系，但是他仍然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综观颜元的教育思想优劣各有所得，这与其生存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有关，更有当时的文化技术水平有关，颜元为学注重“实用”“实行”“实事”等。他认为只有那样做才能培养出文武兼备，文韬武略的真正人才，这样社会才会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才能以更加袅娜的姿态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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