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元的人才培养观

时间:2022-09-01 05:34:32

论颜元的人才培养观

摘要:颜元的人才培养观是他的实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才是国富民安的根本;教育要培养经世致用的“实才实德之士”;人才培养的机构是学校;学校要以“真学”、“实学”为内容,以“习动”、“习行”为方法教育学生,这些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颜元;人才;实学;习行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2-0099-02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实学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毕生热衷于教育活动,晚年曾应邀讲学于河北肥乡漳南书院。颜元结合自身实践体验,在对理学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了“实学”思想。人才培养观是颜元实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论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培养的机构、内容和方法,等等。这些观点切中时弊,极具胆识和卓见,是一份值得研究总结的文化遗产。

一、人才的重要性――国富民安之根本

颜元崇尚“实学”,他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要富强,社会要安定,必须发展教育、兴办学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1.人才是政事之本。颜元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将“举人材”列在其“富、强、安”的政治纲领中。他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兵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颜元认为人才是政事之本,是国富民安的根本。他说,学术是人才之本,人才是政事之本,政事是民命之本。人才虽由学术产生,但学术须由人才创立。因此人才是学术、人才、政事和民命四者关系之关键。

2.人才在“教以济养,养以行教”中的作用。颜元认为教育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人才,为国富民强服务。他说“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教”和“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也就是说,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人才来增强民众的生存能力,促进生产发展。而一旦生产得到发展,国富民强了,又会反过来要求和促进教育的发展。颜元能在“以空谈心性为高雅,以理财治生为卑俗”的理学教育统治时代,提出“教以济养”的著名命题,实在难能可贵。

二、人才的界定(人才培养目标)――“实才实德之士”

颜元对人才的界定是基于他对传统教育特别是宋明理学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批判。传统人才观通常把人才看作是“文学儒雅之士”。颜元否定了这一观念,并赋予人才以进步的、全新的内涵。

1.颜元对传统教育培养人才的批判。颜元认为,自汉宋以来中国教育皆虚浮空疏,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的人尽是些无用的“白面书生”;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更是贻误人才。这些人只会背诵经传,无实德实才,无益于富国安民,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和民族斗争,不是不加闻问,就是束手无策,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因此,宋、明才亡于异族。到了明代,理学流毒益甚,培养出的士大夫更不能“办艰危,定成平”。当清贵族入侵时,他们只能“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因此他指出,这些空疏无用的“书生”、“文人”算不得什么人才。

2.颜元实学教育思想对人才的界定。颜元认为,设学立教的目标在于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人才。这种人才是“转世人”,非“世传人”,以具备“实才”、“实德”为标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他们具有“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本领。同时他主张,根据个人禀赋和质性之不同,因材施教,分类培养通才和专才。①“通儒”之才。颜元所谓的“通儒”之才就是那些“上下粗精皆尽力求全”达到“圣学之极致”的人才,他们既通六德、六行、六艺,又通兵、农、钱、谷、水、火、工、虞,是能够历艰危、任繁难、“利济苍生”的通才。但他也指出,成为通儒并不容易,不可能人人都被培养成通儒,切不可强不通以为通。不能成就通儒,也可成就偏胜偏至之才,即专才。②“专门”之才。颜元认为,偏胜偏至之才亦不失为儒、为圣贤。他说:“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与通才相比,这种专才虽然知识能力有限,许多是只精一艺,但是由于掌握了实学,能达到经世致用,因此是那些自认为“读尽天下书”的空疏无用之辈所不能比拟的。进而颜元主张造就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使之分管国家的各项事务,为民造福。

三、人才培养的机构、内容和方法――学校,真学实学,习行习动

1.人才培养的机构――学校。针对宋明理学教育和八股取士制度皆培养不出实用的人才,“学校之废久矣”的状况,颜元提出“兴学校”。他认为,学校是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人才的场所,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即“其本莫重于谨庠序之教”。他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基于此,他认为学校是社会发展的本原所在,其功用要高于朝廷,因此教育职位至关重要,应该受到特别重视。他说:“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朝廷,政事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故教职最闲,实最要也。”颜元提出“兴学校”,以学校为本原之地,一改传统学校教育特别是宋明学校教育的弊端,并以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培养人才。

2.人才培养的内容――“真学”、“实学”。在教育内容上,颜元主张以“真学”、“实学”代传统的虚伪之学。所谓“真学”、“实学”,就是有用之学,以“经世致用”为衡量标准。他采用托古改制的手法阐明了这一教育内容。①“真学”、“实学”教育内容的历史根据。颜元竭力为他的“真学”、“实学”教育内容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尧舜“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便是“真学”、“实学”。所谓“六府”、“三事”,即《左转》上所讲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所谓“三物”,即《周礼・地官》上所言:“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颜元认为,“三事”、“三物”和“四教”是异名而实同。在三物中,他尤其重视六艺。他认为,六艺用之身可增长学识、陶冶性情、强健体魄,措之世,可齐家、治国、平天下。六艺是实学根本,六德、六行需通过六艺来体现。②颜元对“真学”、“实学”教育内容的发展充实。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并非真的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旨在宣传他的“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他的这一教育内容不仅仅包括“六艺”,其中还增加了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等。“真学”、“实学”教育内容最完整地体现在他为漳南书院设计的规划中。规划中漳南书院被分成六斋,各斋皆有其具体教育内容:第一,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第二,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第三,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第四,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第五,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第六,帖括斋:课八股举业。漳南书院仍设置“理学斋”和“帖括斋”,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关闭此二斋。可见,颜元的“真学”、“实学”教育内容同宋明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针对这些内容,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可以说,颜元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人才培养的方法――习行、习动。为了达到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颜元提出了“习行”、“习动”的教育方法。习行、习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含有历练、实践的意义。但他用两个词来表达是分别针对宋明理学的书本教育和习静教育而言。①习行。针对宋明理学的书本教育,颜元提出了“习行”的教育方法。书本教育是“指读讲、训诂、诗文、制艺而言”。它注重穷理居敬、空谈心性。其最大弊端是“行与学离,学与政离”。其结果是“病天下”、“祸生民”。颜元反对这种书本教育,对其“终日兀坐书房”,不闻窗外事的教育方法,表示深恶痛绝。他强调“习行”,主张学习过程中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但“习行”,并非要废弃读书,然而若以读书为学,则不可。他反对将读书作为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亲身“习行”,以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求知必须“见之事”、“征诸物”,即必须直接去观察事物,并动手去做一番,才能获得真知。可见,在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颜元强调了知对行的依赖性,包含有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因素。②习动。针对习静教育,颜元提出了“习动”的教育方法。“习静”伴随道教、佛教流传开来。宋儒把“习静”当作学问根本,大加宣扬。颜元认为,习静教育虚妄无实,危害很大,会使人体惰弱,国家疲癃,而习动才能使人民健康、国家强盛。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元反对把“静坐澄心,体认天理”作为学问根本,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立场,但他并非主张摒绝静功,他说“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无事时亦无妨。”

总之,颜元以大无畏的精神深刻批露了传统教育,特别是程朱理学教育的弊端,竭力提倡在实学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培养经世致用之才,指出学校是“人才之本”,提出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知识的“真学”、“实学”,强调从“习行习动”中获取知识的教育方法等,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的。颜元的这种人才培养观,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打上了封建思想的烙印。但相比而言,其进步性远大于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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