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建构:罗尔斯的正义首要性思想发展论衡

摘 要： 正义首要性思想不仅是贯穿罗尔斯《正义论》全书的要义，而且也是罗尔斯极力维护的核心概念。那么，正义为什么是现代民主条件下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证明和确立），如何系统表达和阐释这一理论（表达与秩序），如何确保这一理论的有效运用（应用与发展），用批判与建构的方法，以罗尔斯的“主体观念”为基本分析线索，以“权利优先于善”为根本分析对象，用“道德”（或“意志”）与“基础”（或“认知）的二元结构，如主体、契约、自我、选择等来解构罗尔斯的正义首要性思想，可对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罗尔斯；正义；正义首要性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09-07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开篇即申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1]然而，这一正义首要性思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它是在罗尔斯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和对现代各种批评回应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它不仅仅是严密和谨慎的逻辑论证过程，更是在现实问题复杂而社会价值混乱的情况下，对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对理论的“拨乱反正”。因此，探讨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发展理路，深刻剖析其内在精神和逻辑架构，是对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本体回归和历史再现，从而在理论解构和历史反观中反思社会现实。

一、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概念溯源

正义（justice），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坛、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并将正义划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等等。在社会发展迅速的时代，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而得到解决，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针对这种状况，罗尔斯提出“正义首要性思想”以应对正义的危机，这一思想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康德的“超验主体理论”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康德的超验主体理论与正义首要性

康德认为，道德法则的美德并不在于它促进某个假定为善的目标或目的这一事实，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且先于其他目的并对其他目的具有规导作用。因为，权利[正当]的优先性“完全是从人类相互的外在关系的自由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它和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即获取幸福的目的）或人们所承认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任何关系”。[2]正因为如此，它必定有一个优先于一切经验目的的基础，即使是建立在某种为所有成员分享的共同目的之基础上的共同体，也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唯有“把自身作为一个目的，人们全都分享这一目的，因而在人类一切外在关系中，它都是一种绝对而首要的义务”的共同体，才能确保正义，避免用某些意念来强制其他人。

但正当的基础可能如何？如果它必定是一个优先于一切意图和目的的基础，甚至不受“人性的特殊环境”的限制，那么人们到何处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基础？康德回答是，道德法则的基础在实践理性主体自身，而不在实践理性的客体，这种主体是一个能够拥有自律意志的主体。除了“一切可能的目的主体自身”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产生正当，因为只有这一主体同时也是一种自律意志的主体才能“提升人自身，使之成为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并使他能够置身于一种想象，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社会欲望和心理欲望之外的自由王国——这种彻底的独立性也使得我们如果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话，也不受理性环境限制。同时，按照道义论观点，首要问题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目的而是我们选择这些目的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先于它可能确认的任何特殊的目的，它存在于主体自身。对康德来说，这些相互平行的优先性澄清了“哲学家们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在最高道德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所有混乱”。[2]（66）只有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我们才能直接决定意志优先性，才能使其主体处在优先地位，而不受任何目的的干扰。

但是，对罗尔斯来说，康德的观点独断而模糊，正因为这种抽象的未能具体化的主体在独断定义情况之下，才产生了决定性的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样一种主体的立法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适用于现实世界的人类？这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为占尽其道德和政治先机，在超验性面前过于退让，因而只能以否认正义之人类境况为代价，通过设置一个本体世界，来为正义之首要性赢得一席之地。

所以，罗尔斯通过用一种美国化了的较少受到独断指责而又较适合于英美气质的形而上学来替代德国式的模糊性，将之作为他完善康德道义论学说的谋划。首先，寻找一种既不由现行价值构成也不诉诸先验假定的评价标准；其次，寻找一种既不是完全由处境决定也不是完全虚无缥缈的主体。这两个任务是通过“原初状态”的设计来完成的。由于罗尔斯的自我与其目的是一种有距离的关系，我独立于我所拥有的价值之外，作为道德个人的公共身份在我的善观念中“不受时过境迁的变化的影响”，因此，罗尔斯的自我概念是一个占有性概念，作为主体认同独立于我所拥有的事物，自我与其选择对象之间的距离需要意志发挥作用来克服。由此可见，罗尔斯的正义首要性思想，继承了康德的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思想，建立在超验主体理论之上，并摒弃了纯粹的道德意义上的支撑，从而避免了标准的混乱，使社会的正义价值评价趋于统一。

（二）功利主义与正义首要性

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建立在追求社会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当代著名的功利主义代表约翰·密尔认为，正义之所以被适宜地看作是“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比较的最神圣和最有约束力的部分”，不是出于抽象的权利，而仅仅是因为正义的要求“在社会功利的范围内处于更好于其他要求、因而比其他要求更具重要职责性的地位”。[3]

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是通过个人与社会的类比来达到这一点的，其作为社会伦理的功利原则只是个人原则的扩大和延伸。既然一个人能适宜地调整自己的利益，为了长远的较大利益而牺牲自己眼前较小利益，那么，一个社会不也可以如此作为吗？或者不考虑时间的因素，只限于空间，即在不同个人间调整，社会可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满足多数人的愿望，以求达到从总体上来说的最大利益和满足的净余额。但是，一个社会能像一个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利益一样有权处置所有不同个人的利益吗？或者用一种比喻来说，一个人有权通过截肢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一个社会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来保全另一部分人的生命吗？

从个人原则到社会原则，这里确实需要一种思想上的飞跃，这使一向注重事实和经验的功利主义者也不能不诉诸一种高度的思辨和抽象，他们通过设想一个公平甚至仁爱的观察者来达到把个人原则扩展到社会。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对自己的和他人的幸福公平地看待，就像一个与此事无关的价值中立的旁观者一样。这样，功利主义就通过公平观察者的观念和同情，而设想把所有的人都融合为一个人，并不在人与人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它考虑的是是否最大多数人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或幸福，至于在这些人中，这些利益是如何分配的，谁得到的多，谁得到的少，则不在考虑之列。

罗尔斯对此指出，如果广泛地看待分配正义（即把公民的自由权也看作一种利益），那么功利主义至少可能带来两个严重后果：第一，它可能允许以社会整体或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去侵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第二，它可能允许一种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差别，造成贫富悬殊。因此，功利主义虽然也常常表示要尊重那些有关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正义准则，尊重普遍流行的这种正义直觉，但只是把它们看成在社会交往中“有用的幻像”，只是把它们作为次要的调节规则而置于功利原则的支配之下。因此，这种平等对待每个人的道德正义就未能置入首要的社会伦理原则之中，它自身就不能巩固，不能对人们的基本权利形成有效的保障。

相形之下，罗尔斯认为，他自己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克服了这些明显的弱点，他采用契约论的证据，即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究竟是选择功利原则还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来证明这点。与功利原则相比，两个正义原则直接把道德正义的理想置入了原则，这样就避免了选择者的计算和猜测，也较少依赖事实，原初状态中的选择者就更喜欢保证他们权利的自由原则，而非更喜欢通过计算来猜测自己的权利是否会受到侵犯的功利原则。而且两个正义原则公开宣布自由权利的优先性，把人仅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就有利于人们的自尊，从而有利于人们的正义感趋于稳定，它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他不侵犯别人的同等自由即可，这也有利于稳定。这样，原初状态中的人就要选择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功利原则作为他们进入社会的基本契约，两个正义原则就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取得了对功利原则的优先地位。

二、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逻辑架构

罗尔斯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其正义首要性思想得以立足，不仅需要对前人观点的颠覆与创新，同时必须要建构一个逻辑体系，以支撑他的观点和理念。

（一）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理论起点

罗尔斯的证明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即从设定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入手，论证正义优先性及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主要是指作为最初选择权利的人的主观状态。这种主观状态主要有三点：（1）人们之间相互不知情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2）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淡或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 ；（3）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理性的人。

大多数对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质疑在于：在这种作为假设的原初状态中，罗尔斯要想证明最初的最纯粹的人必然选择两个正义原则（核心即公平原则），根据数理逻辑，证明要想成功，前设的条件必须要在证明过程中被消去。然而，罗尔斯没有能做到。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罗尔斯把“原初状态”定义为，“纯粹是一假定的状态，它并不需要类似于它的状态曾经出现，虽然我们能通过仔细地追寻它表示的限制条件来模拟各方的思考”，但他进一步解释“原初状态的观念除了试图解释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帮助说明我们拥有正义感之外，并不打算解释我们的行为。”[1]（115）

因而，根据对原初状态中主观情况的描述，罗尔斯的假设与其说是假设，毋宁说是最基础最本真的状态。而在这种最本真的状态中的人对正义的选择才是唯一必然的。这样理解，罗尔斯应该得出和康德相同的结论即自由原则，而这确实是罗尔斯的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与其他人的同样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但罗尔斯还延伸到了第二条原则即公平原则，且这条原则对罗尔斯来说才是更本质的。因为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还包括对客观环境的描述，“首先，存在着使人类合作有可能和有必要的客观环境。这样我们假定，众多的个人同时在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内生存，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大致相似，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压倒其他所有人。他们是易受攻击的，每个人的计划都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合力的阻止。最后，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种中等程度的匮乏。自然的和其他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以致使合作的计划成为多余，同时条件也不是那么艰险，以致有成效的冒险也终将失败。”[1]（121）

正是这“中等程度的匮乏”超出了纯粹理性的演绎，落入了经验主义的窠臼。这种描述不是无条件的、自明的，因而真正是一种假设，即使我们说原初状态中的主观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客观条件却往往是诸多历史的反映。这种客观条件一旦被其他环境所代替，这种描述得出的结论就不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主体选择的正义原则也就不一定是公平原则。所以说，这种对客观环境的描述是真正的不能被去消的假设。而公平的至高无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一假定而从自由中延伸出来的。

（二）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环境设置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它包括诸如资源的适度稀缺之类的事实等客观环境，以及合作主体中每个主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主观环境。

而休谟认为，正义的环境是促使正义美德产生的条件，一旦缺乏这些条件，正义美德将消失，如果没有这种事态，正义的美德甚至不可能为人们欲求。例如在家庭之中或在婚姻双方之间，“友谊的亲和力在法律上应该强到足以使双方抛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分别，而且实际上也经常能达到这种强度。”[4]同时，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正义的环境的人类共同体，如邻居、城市、大学、社团，还有众多的种族、部落、宗教等，这些共同体具有或多或少清晰界定的共同认可与共享的追求。尽管在上述情形中可能均存在正义之环境条件，但这类环境条件似乎并未占统治地位，至少很难说正义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受人们重视。在原初状态的经验主义解释中，正义仅在那些被大量分歧所困扰的社会中才是首要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上和政治上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要调解大量分歧所带来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因而，正义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是有条件的，并非像真理之于理论那样绝对。

不仅如此，经验主义还倾向于将正义看作是一种补救性美德，正义在道德上带来的好处在于，当社会陷入堕落状况时用它来做修理的工作。但是，如果把道德降低为衡量正义之美德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这些条件的缺席肯定预示着一个至少具有相当优先性的对立美德来取代了正义的位置。正如休谟所解释的，正义的补救性质蕴含着另一系列至少是具有同样重要性的美德，“随着人们的仁慈和自然的慷慨之程度日益增长，使你觉得正义的作用愈发微小，你会将更为高尚的美德和更有利的祝福置于正义的（首要）地位。”[4]（494-495）

因而休谟认为，只有当博爱消失时，才需要更多的正义，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的是重建道德体系本身。因为，个人感情与民族感情的消退可能代表着连足够的正义也无法弥补的道德缺陷。如果正义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绝对的道德进步，那么，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正义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恰好与之相反。而罗尔斯已经将博爱等基本美德预设为正义环境的前提，“首先，我将假定原初状态中的人们知道这些正义的环境因素业已形成。”[1]（22-123）但是这种前提显然是假设的，不一定得到保障的。因此，正义的环境与罗尔斯极力维护的正义的首要性和相关的道义论主题之间并没有很好的磨合。对康德来说，在道义论意义上既定的权利概念（这正是罗尔斯极力追逐的）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获得其力量，但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完全排除了人类环境条件的偶然性诉求。而这正是休谟解释正义美德的基础所在。

罗尔斯没有采纳休谟的解释，同时也没有在康德那里找到理论支持。因为，严格地说来，康德既没有，至少是没有将正义美德置于人类社会的环境特征中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康德伦理学的根本点产生了分歧——只有当人们能够摆脱他律的影响，摆脱其本性与社会状况的偶然性决定因素，并按照纯粹实践理性所给定的原则而行动时，其行动才是道德的。罗尔斯认为，这样的观念作为人类正义的一个基础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既然我们似乎只是在远离人类实际环境意义上应用这一概念，也就是说，这类观念（理想王国和先验主体等）与人类无涉，它只是一种先验的评价标准和极端空洞的自我观念。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同时又能保留自由的优先性，罗尔斯企图通过采用一种对正义环境的经验主义解释但又排除实际存在的个人之间的偶然性差异的方式来重新规定目的王国概念，“当我们的本质反映在决定这一选择的诸种条件时，只要我们按照将会选择的原则行动，我们作为这种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本质就显示出来了。所以，人通过以他们在原初状态所承认的方式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自由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1]（246-247）

与康德的观点不同，罗尔斯声称，原初状态具有一种优点，它可应用处于人类环境的普通条件中的实际的人类存在者，通过提供一种推导正义原则的手段，该正义原则从偶然的、因此也是道德上无关社会与自然影响中抽象出来，并不依赖于一个本体王国或完全超验经验主体观念。从而，将处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方的描述限制在那些所有人类共享的作为自由而平等的有理性存在者的特征之内，“这些概念不再是纯粹超越的，不再缺少与人类行为的种种明显联系，因为原初状态的程序性观念允许我们造就这些联结。”[1]（247）在原初状态中，各方都有自己的合理生活计划或者说不同的善的观念，虽然他们不知道其内容和细节。他们相互冷淡，不受仁爱或忌恨、妒忌的影响，既不自利也不利他，他们只是寻求自己尽可能高的收益而不考虑去损害对方。他们以建立在社会基本善基础上的统一期望和对或然性的客观解释来采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这样，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

（三）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范围界定

不同于许多思想家将法律、制度、社会体系以及许多特殊行为和人们的态度、气质等作为正义研究的对象，罗尔斯关注是社会的正义问题，“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因此，罗尔斯的正义问题是具体有所指，而不是泛泛而论，因为“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它们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影响到人们在生活中的最初机会”。[1]（5）随后，罗尔斯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限定正义所探讨的范围。

首先，罗尔斯关心的是正义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形，而不是普遍地考虑制度和社会实践的正义，“即便有人假定正义的概念使用于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分配的话，我们也只感兴趣于这类分配中的一种。没有理由先决地认为满足了基本结构的原则对所有情况都同样有效。”[1]（5）然而罗尔斯所谈的正义不是就事论事，他从所谈的一点而推及其他，我们一旦有了一种对于这种情形的正确理论，借助于它，其他有关的正义问题就能比较容易解决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理论可以为一些正义问题提供钥匙。

其次，另一个限制是，主要考察那些调节着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被假定是在符合正义地行动，在坚持正义的制度中尽他的职责，“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会是什么情形。这样我主要考虑的就是我所称的严格的服从（即大家相互信赖，一致遵守正义的原则——引者注）。”[1]（6）

因此，罗尔斯考虑的主要是正义原则以及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原则，即使“作为公平的正当”一词所暗示的较普遍的观点，也不能包括所有的原则，因为它只应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考虑其他生命界。正如罗尔斯所说：“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公平的正义和它示意的一般类型的观点的有限范围。”同时，罗尔斯认为正义不仅有它的空间限制，还有其时间的有效性，“我们不能提前决定，一旦别的问题被理解了，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结论须如何作出修正”。[1]（15）

三、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现代反思

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后，正义首要性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罗尔斯积极地进行了应战。这种“挑战—应战”不仅完善了正义首要性思想，使其更加成熟与完善，同时也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和解决的过程。

（一）从“道德建构主义”到“政治建构主义”

首先受到质问的是，以建立在罗尔斯发展后的社会契约论预设前提下的“公平正义”为基始理念的伦理学，能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吗？如果能，是否意味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全部理论基础首先是或仅仅是一种依赖于道德形而上学预设的伦理学理论？若不能，又应当给自由主义建立一种怎样的理论基础？进而，又该把自由主义构建成一种怎样的理论？这是《正义论》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正义论》问世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导论”中，罗尔斯指出，“在《正义论》中，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没有区分开来。在完备的（comprehensive）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与限于政治领域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对比。”接着又说：“合理而又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的多元性事实——即理性多元论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一书中所使用的一种秩序良好的作为公平正义社会的理念是非现实的。这是因为它与在最好的可预见性条件下实现其自身的原则不一致。”[5]

罗尔斯的结论是，《正义论》围绕“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念所构建的自由主义还只是一种仿康德式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它最多也只是诸种现代自由学说（自由主义的伦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等）中的一种学说。在现代社会文化理念（理论）多元化的状态下，它难以获得作为公共理性之基础的基本观念的普遍性。而且，由于作为道德哲学的正义理论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哲学形而上学的预设和个人合理性善观念的主体性假设，也使得这种道德哲学流于“非现实主义”。因此，罗尔斯意欲构建的是一种可望成为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之基本观念系统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这就是说，他要将其正义论伦理学改变成一种政治哲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走向“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 constructivism）。

（二）从“价值分歧”到“公共理性”

但是，改变基本观念的理论性质，并不等于完成了以此观念为核心理念的理论体系之特性的转换。一个必然的问题是：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基本观念的“正义”与作为道德哲学之基本观念的“正义”有何不同？为什么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必须以“正义”作为其基本观念或问题呢？这是罗尔斯不得不首先解释和论证的。

罗尔斯意识到，自由理念的确立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文化、信仰、价值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多元化。这就给现代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有权利和理由选择和信奉自己认为是合理的学说或理念（哲学的、宗教的、道德价值的），并以此制订自己的生活计划。但是个人间对不同学说或理念的承诺必定会使他们的合理性观念产生冲突，甚至会带来整个社会理性观念的内在分裂。所以，建立最合适的基本正义观念以便在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多元宽容，就成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需要。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西方自由主义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甚至没有构建一种完整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如此，盖因西方近两个多世纪的民主思想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现代立宪民主社会制度的实践基础和制度安排始终存在着两种相互颉颃的观念，即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之双重要求的不同偏重。这种分歧显示出西方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传统：“现代自由传统——强调个人的思想和良心自由，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法则”和“古代自由传统——强调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价值”。作为一种基于“独立观点”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理念决不偏向这两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更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两者选一式的抉择，而是首先通过提出并论证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自由（权利）原则与平等（差异）原则——“以作为基本制度如何实现自由和平等价值的方向指南”；其次通过阐明一种“公共观点”，使人们理解这两个基本正义原则比已有的正义原则更适合于表达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公民理想，因而是“最合适的正义观念”。因为这样重新界说的两个基本正义原则较充分地表达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合理性因素——（1）对政治自由之公平价值的保障；（2）机会的公平平等；（3）按照差异原则来调节社会不公，以实现社会普遍公平。

（三）从“理念论证”到“实际运行”

仅仅实现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并不能确保社会普遍正义的真正实现，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和构建可普遍化的社会正义原则体系的确是实现社会普遍正义、确保社会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但这些仍然不足以构成实现社会普遍正义并长久确保社会正义秩序的充分必要条件。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不足，还不止于其正义动机理论的缺乏，而且还存在有关正义制度之实践运作过程中公共政治伦理资源和理论论证的缺乏。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社会制度如何能够不仅具备正义的特性，而且还能够在实际运作中展示并保持其正义的特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解决了问题的前一个方面，即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但他没有解决后一个方面的问题，至少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讨论。就后一个方面而言，罗尔斯只是假设了公民的两种“基本的道德能力”，并预设每一个正常的社会公民都具备这两种基本的道德能力：一种是每个人都具备应有的“正义感”；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每个公民都具备其合宜的“善观念”。但是，罗尔斯没有充分解释人们是怎样获得这种正义感的，也没有解释人们又如何保持其正义感。因此，这是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所应进一步发展的。

然而，罗尔斯的正义首要性思想更多的是从哲学角度来分析，它已经超出了现实的真伪分辨。与其说是一个论断，不如说是一个隐含诊断的论证过程或方法。它的理念更多地不是评判，而是它的论证的逻辑思维、它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及它对现实问题的重要借鉴价值。正当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分配混乱、公平正义失衡之时，理论界的论争不但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反而使正义理论在维护社会公平秩序上显得更加疲软。罗尔斯正义首要性思想的出现，犹如一针强心剂，有力地平衡了这一论争，为社会正义的评判提供了一种标准。这种正义首要性思想对于我国当前“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讨论，乃至更为实际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

[2]Kant，I.1785.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translated by H.J.Paton.New York.1956.73.

[3]Mill，J.S.1863.Utilitarianism[M].In The Utilitarians.Garden City，1973.459.

[4]Hume，D.1739.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2nd， edn，ed.L.A.Sel by-Bigge.Oxford，1978.17-18.

[5]〔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5.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Rawls's Thought Development

on the Primacy of Justice

Wang Dong Cai Yangb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rimacy of justice i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throughout the book A Theory of Justice， but also the core beliefs for Rawls to defen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ook Rawls’ "main idea" as the basic clue and "rights prior to the good" as the basic object of analysis， and used the dual structure of "moral" （or "will"） and "base" （or "ognitive"） to deconstruct the primacy of jus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words： Rawls； Justice； The primacy of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