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名、动习得研究综述

时间:2022-07-26 07:58:00

儿童名、动习得研究综述

摘 要: 儿童早期习得的词类主要是名词和动词,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这两类词习得的先后顺序及习得比例却存在争议,形成了“名词优势”论和质疑“名词优势”论两种观点。本文综述了这两种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导致争议的原因。

关键词: 名词 动词 儿童习得 综述

引言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是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人们试图从儿童语言习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来寻找人类语言习得的一般规律。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人类语言习得机制,一些语言学家从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角度研究儿童语言。儿童词汇习得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儿童词汇习得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各个词类领域的习得情况。从现有的有关儿童词汇习得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实词的习得研究相对较多,虚词研究的比较少。相比于其他实词如形容词、代词的习得研究,名词和动词的习得是儿童早期词汇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在儿童名词与动词的习得顺序方面,学术界存在分歧。有研究者们认为儿童早期词汇获得存在词类差异,很多语言中名词比例都要高于其他词类,因此一些研究者提出“名词优势”理论。但是,一些对汉语和韩语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获得的动词比例与名词没有显著差异,甚至高于名词,出现了质疑“名词优势论”的观点。

一、儿童优先习得名词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早期词汇获得存在“名词优势”,即名词较动词更早且更多出现在早期词汇中。针对这一现象,他们提出知觉-认知假设,即认为儿童天生具有某些倾向促进客体学习。Gentner(1982)提出一个自然分割(natural partitions)假设,认为动、名词获得的差异基于一种先天倾向,即可以在知觉和概念上区分具体概念(如人物、客体)与谓语概念(如行为、状态改变或因果关系)的能力。名词获得之所以早于动词,是因为名词对应的参照物或概念范畴要比动词简单。另外,儿童天生具有一些认知原则(如分类组织和互斥原则)有利于客体名词获得。Gentner(1982)最早对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词类差异进行了跨语言研究,她比较了英语、汉语、德语、日语、土耳其语、卡鲁利语六种语言儿童早期词汇中名词性、谓语性、表达性(直接表达感情,如 hi)和不确定性(词形模糊)4种词类的比例,结果发现,6种语言中名词比例都是最高的。

此外,另有一些对英语和韩语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名词优势现象。Nelson(1993)对45名平均20个月的英语儿童通过自然观察和利用早期语言量表(Early Language Inventory ,ELI)测量,发现早期词汇中名词比例最高。Au(1994)等人和Bates(1994)等人通过量表测量也发现了英语儿童和韩语儿童存在的名词优势现象。但由于Au的研究仅包含4名被试,且采用一种未标准化的问卷,因此结果较难信服。Bornstein(2004)等人避免了测量方法的不同并且克服了被试量等问题再次对儿童早期词汇组成进行多语言比较,利用ELI测量269名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韩语和英语7种语言儿童早期词汇中的词类比例。评估时将量表上645个单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封闭词类,被试按照词汇量大小分为0-50、51-100、101-200、201-500四组,分别计算他们自发说出某种词类的相对比例。结果发现,语言与词类、词汇量与词类分别存在交互作用。虽然7种语言中各个词类所占比例都存在显著差异,名词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此外,对不同词汇量被试的分析发现,除0-50词汇量组外,其余3个词汇量组的被试名词比例都显著高于其他词类;而在儿童语言发展的最早(0-50个单词),动词和名词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虽然此研究可以支持名词优势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最小词汇量被试的结果也反映了这种名词优势可能是后天因素(如:言语本身特征和成人的言语输入)造成的。我国学者也有部分支持儿童早期名词习得优先论的观点。吴天敏、许政援(1979),认为儿童最先掌握的词类是名词,而且是具体名词,其次是动词,这在一岁半以前就开始了。许政援(1996)认为在儿童词汇发展中,名词先于动词,动词晚于名词。

二、儿童优先习得动词论

一些对汉语和韩语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获得的动词比例与名词没有显著差异,甚至高于名词,同时汉语和韩语动词比例也远大于英语动词比例(Tardif、Shatz和Naigles,1997;Tardif,1996;Choi和Gopniek,1995)。

Tardif(1997)调查了10个北京儿童早期词汇的习得情况,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客观,他将儿童词汇中的名词、动词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动词和名词的计算分为保守与自由两种定义方式:前者仅包括普通名词(common nouns)和主要动词(main verbs,对助动词),后者包括所有名词和动词(如专有名词和助动词等)。结果发现,保守定义下儿童说出的动词显著高于名词,自由定义下二者无显著差异。最后研究得出结论:说普通话儿童词汇发展并没有呈现名词倾向,且名词并非总是先于动词习得。我国学者梁卫兰等人对16-30个月的1056名北京儿童进行MCDI测验,结果发现16、17个月的儿童会说的动词和名词基本相同,18个月以后,动词百分比要高于名词。Tardif,et al(1997)根据儿童语言的材料指出回答问题时英语倾向于使用名词而汉语使用动词。程莉维(2009)研究“上、下”等趋向动词的习得,其材料显示“上、下”的自主产生时间都是先动词、后名词。这也与先名后动的传统认识不一致,说明动词型语言在习得方面有动词优先的特点。在产出频率方面,“上”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出现次数之比是455:424,“下”的该项比是224:96,都是动词更常出现。

三、影响儿童名词、动词习得争议的因素

由儿童早期名词、动词习得比例的两派争论可以看出,其焦点主要在汉语儿童名、动习得方面。影响儿童早期名词、动词习得比例研究结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语言的结构特征

研究发现(Tardif T,2006),英语名词相对动词更为具体,如,车分为car、truck、bus等,各个单词间没有语法联系,而动词可以通过不同短语表达不同意义,如carry a purse和carry a baby。与此相反,汉语中动词更为具体(带、背等)而名词经常具有同一个词根(轿车、卡车、公共汽车)。Kelly(1992)提出英语动词比名词具有更难加工的语音特征,具体表现在重音模式、停延和音节结构等几个方面。现代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有颇为不同的词长特征(刘丹青,1996),动词至今仍以单音节为典型词长,绝对排斥三音节及以上音节,而名词以二到三音节为典型词长,也不绝对排斥更长的音节。这种差异,也妨碍了名作动用。而动作名用方面,虽然比较自由,但也主要限于双音节动词(陈宁萍,1987),单音节动词的名词用法要少见得多。刘丹青在(2010)通过汉语和英语在话语、句子、从句、短语、词法及儿童语言习得多个层面的比较,认为在类型上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动词优先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或者说名词优先的语言。

(二)语言输入的特征

第一,单词输入的频率。汉语中主语可以省略,使动词出现的频率要远大于英语动词主语和谓语的形态-句法联系比较松散,主语谓语相互制约较少,动词和宾语之间更少制约,主语、宾语都可以比较自由地摆脱谓语动词制约而删略。名词型语言的主谓之间及动宾之间有较为紧密的句法联系,包括一致关系标注等。第二,单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出现在句尾的单词比出现在句中位置的单词更突显,很多西方语言(如英语)的句法是主语-谓语-宾语(SVO)形式,名词更多出现在句末,汉语虽然也是SVO但宾语常可以省略,因此汉语中,动词出现在句末的比例要高于名词(Tardif T.1996)。第三是词形的复杂性和透明度。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在不同的句法中词干都不发生变化,而英语动词伴随人称、数量和时态等变化,比名词变化更为复杂。第四,语用论。即不同语言的抚养者强调、关注客体和行为的程度不同并引发儿童说出不同词类,例如英语母亲更多强调让孩子对客体命名。

(三)其他因素

除了不同语言的言语特征或输入信息的差异,还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不同研究结果的分歧。第一,动、名词比例差异随着儿童词汇量的增加而显著变化。由于儿童词汇发展后期会受到语用线索、成人言语输入等的影响,同时一些语言儿童具有的名词优势到底是天生的认知偏向还是后天的策略仍存在争议,因此研究儿童最早期的词汇获得更为重要。第二,名词与动词的定义也会影响动、名词比例的研究结果。名词性单词的范畴很广,既包括具体的普通名词,也包括一些抽象名词和专有名词(这些抽象和专有名词并没有清楚的参照物)。如果对名词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那么动、名词的比例会有很大的差异。由于Gentner等人提出的认知偏向基于一个假设:即名词与动词的区分对应于具体客体和行为活动的区分,那么对儿童早期词汇中的名词和动词进行计算就只能包括那些普通名词和主动词,否则很难对结果进行解释。Tardif(1996)对Gentner的数据重新分析,发现虽然这些国家的被试名词比例占据优势,但是其中很大部分都是专有名词。当除去这些名词以后,名词优势明显变小,甚至在卡鲁利语中出现动词优势。第三,测量方法和观察情境也是词类比例差异的影响因素,量表测量的名词比例高于自然观测;阅读场景的名词比例高于游戏场景。2006年,Tardif对以上因素严格限定,再次比较英语和汉语儿童获得的动、名词比例。发现在儿童词汇发展最早阶段的词类差异现象。同时,对词汇进行详细分类,包括普通名词、人称名词、声音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结果发现,美国儿童说出的普通名词多于动词,而北京儿童说出的动词多于名词,香港儿童两类词汇没有差异(由于香港儿童处于多语言背景,这种语言和文化因素会造成两地儿童词类比例存在差异),从而再次支持语言特征和输入线索对于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儿童早期词汇习得中两个主要词类:名词和动词习得的先后顺序和习得的比例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发现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儿童先习得名词,而且名词习得量较多,形成了“名词优势”论;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儿童先习得动词,动词习得比例与名词习得比例没有差异,甚至高于名词习得比例,形成了“质疑名词优势”论。本文通过仔细分析两种观点的研究方法,发现存在许多内部、外部因素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主要是儿童习得语言的结构特征和习得过程中的输入特征不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制约着研究。通过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能够较深入而清晰的认识儿童早期名词、动词习得规律,也有助于指导儿童早期名词、动词的习得。

参考文献:

[1]Choi Soonja and Alison GoPnik.Early Acquisition of Verbs in Korean:A Cross linguistic Study[J].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1995.22:497-529.

[2]Gentner,D.Why Nouns are Learned Before Verbs:Linguistic Relativity Versus Natural Partitioning, In S.A[M].Kuczaj(eds),Language Development:Vol.2.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Hillsdale, NJ:Erlbaum,1982:302.

[3]Nelson K,Hampson J,Shaw L K.Nouns in Early Lexicons:Evidence,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1993.

[4]Tardif,T.Nouns are Not Always Learned Before Verbs:Evidence From Mandarin Speakers[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32,(03):492.3.

[5]Tardif,T.Caregiver Speech and Children’s Use of Nouns Versus Verbs:A Comparison of English, Italian,and Mandarin[J]Child Language,1997,(24):535-565.

[6]Tardif T,Flether P,Liang W L,et al.Early Vocabulary in Cantonese and Putonghua:Using the MacArther-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 to Compare Development across Languages [J].Child Language,2006.

[7]Tomasello,M.Constructing a Language: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8]陈萍,许政援.儿童最初词汇的获得及其过程[J].心理学报,1993,(2):195-202.

[9]梁卫兰,郝波,王爽等.幼儿中文语言词汇发展的研究[J].中华儿科杂志,2002,(11):650-65.

[10]程莉维.汉语儿童趋向动词习得个案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1]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J].1996,(2).

[12]刘丹青.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试说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的类型差异[J].2010,(1).

[13]许政援.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和有关的理论问题[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6,(3).

指导教师:梁丹丹

上一篇:基于EGG的梅县方言声调实验报告 下一篇:《唐诗镜》作者陆时雍生卒年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