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翻译理论的相异性探究

摘要：中西翻译理论，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不言而喻，由于中西翻译传统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许多不同或差异。

关键字：中国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 相异性

一、综述

中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构建从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到严复、鲁迅、傅雷、钱钟书，再到董秋斯、刘宓庆；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构建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到布鲁尼、路德、伊拉斯谟、多雷、于埃、德莱顿、歌德、洪堡、施莱尔马赫、巴托、泰特勒，再到奈达、穆南、奎恩、卡特福德、霍姆斯、斯坦纳、勒菲尔等等。不言而喻，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许多不同或差异。从以下五个方面具体来谈。

二、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1、立论的理论性与实用性

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侧重点，历来在于立论的实用性。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思想或理

论的提出，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个思想或理论能否用来指导翻译的实际操作？对翻译实践有没有可供使用、可供参考的价值？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翻译理论的注意力便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研究上。例如，支谦所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说的就是直译的方法；道安的所谓“五失本”、“三不易”，说的也是具体翻译操作中译者遇到的困难和可能采取的克服困难的方法。

西方译论传统的特点与此有所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的翻译研究不重理论的实用价值，不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或不重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手段，但与中国译论传统相比，西方似乎更为重视翻译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例如，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翻译理论人物专题探讨翻译的理论问题时，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层的翻译操作，提升到高层的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论性”、“有时更为抽象”的大量著述，如穆南的《翻译的理论问题》（1963）、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1964）、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等等。

2、翻译理论问题上的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中国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作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

中国译论传统中的悟性思维倾向是较为明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翻译理论家们在谈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凭兴趣所致，信步漫行，除道安、玄奖等少数人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和“五不翻”、“十一步”等带有理性归纳印记的见解外，大都没有分门别类地、系统地阐述翻译问题的意识。其次，译论家们往往把翻译质量的优劣好坏完全系于译者的个人天赋和语文才能，而不甚过问翻译过程中有没有所有译者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

西方译论发展中则存在着较明显的理性思维、而非悟性思维的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注重对于翻译客体即原文作者与文本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其中主要包括对作者意图、文本形式和内容的分析：二是重视对于译文受体即读者因素的考虑；三是注重对于翻译实践的抽象超越，注重对于翻译理论的系统总结和归纳。

3、译论表述的含蓄性与明确性

在传统的中国译学文论中，译论家们往往用词洗炼、语意浓缩，因而给人们以较大的理解空间。笼统地说，对于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的表述，中国译论的特点是模糊、含蓄。某个理论或思想的意义所在，往往不在于理论者自己给它做了何种界定，而在于他人对它做何种理解和解释，正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例如，我们无论是对古代“质朴”、“文丽”概念的理解，或是对现当代“信、达、雅”概念的理解，都必须依赖我们例如对于先辈思想融会贯通的联想与领悟，因为最先提出这些概念的人并未就它们作过明确解释或详尽论证。

在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中，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意思都取决于理论者对它所作的明白无误的解释和界定。过于简单或模糊、含蓄的表述，只会被认为是“定义不清、逻辑混乱”而遭排斥。西方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影响，历来重视形式逻辑，重视推理、分析。因此，与中国译论相比，西方译论更为注重在语言形式上的表述，凡事都讲究“说个明白”。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形式主义的、凡事“说个明白”的倾向导致了二大结果：一是使西方译论传统获得了大量的有形作品，即关于翻译问题的较多的著述；二是使其获得了用来描述翻译理论的较多的译学术语。

4、译论研究中的保守性和求新性

中国人的这一“接受”多于“挑战”，或“保守”多于“求新”的思想传统，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传统中。这一点，在中国翻译界对严复“三难”说的长期崇拜中，足以得到证明。

在西方译论传统中，崇尚权威而不甚求新的守旧思想倾向也自古有之，人们对于译论权威也从来都是比较迷信的。例如，自西塞罗、贺拉斯等人提出要意译不要直译的主张以后，不少翻译家曾经把这种主张奉为‘怪旨”，认为对所有语言材料都必须一概采用“意译”，而把一切“非意译”或“直译”的方法统统斥为不合格的、“翻译学徒”的行为。然而，每一种教条主义的、保守的行为，都不会持续很久。例如，虽然西塞罗、贺拉斯等人“意译”独尊的“单元”翻译观在西方译坛一度盛行，但后来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哲罗姆“世俗作品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意译”与“直译”并重的“二元”翻译观所取代。

5、立论的神秘性与中立性

中国佛教翻译家的思想和理论是“中立的”，因为从支谦到道安、鸿摩罗什，再到玄奖等等，他们不仅仅是佛经翻译家，而且他们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从来都不只是适用于佛经翻译。

与此相反，西方圣经翻译家的思想和观点却是“非中立”的，有时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他们在从事翻译或发表议论时，往往有着较强的圣经翻译意识，例如，从斐洛到哲罗姆、奥古斯丁，再到威克利夫、路德、伊拉斯漠、等等，都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翻译理论定位于面向圣经翻译。

参考文献

陈富康. 《中国译学翻译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谭载喜. 《翻译学》.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谭载喜.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中西译论的相异性》，《中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