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制度的重构

摘 要 民法的基本问题是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的核心问题是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因行为人故意或者非故意的而造成意思表示瑕疵，从主客观心理状态看，可以分为意思表示不自由和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两种情形，后者在我国民法中体现为重大误解。虽取法于欧陆，但却独创重大误解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颇多，应在借鉴国际通用错误规则的基础上，重构我国重大误解制度。

关键词 错误 重大误解

中图分类号：923.6 文献标识码：A

错误制度是民法领域中的难点之一，国外立法中虽然已建立起一整套的“错误”制度，但何谓“错误”，大多数国家却未有法定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错误的意思表示又称错误的法律行为或错误，主要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与内心意愿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这种不一致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行为人的错误所造成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根据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151和152条的规定，错误是“与事实不符的信念”，是“就合同赖以订立的基本假定”而发生的。在英国“错误”是指合同当事人基于对方陈述行为，暗示或隐瞒而对合同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做出了错误的允诺。

我国民事立法中并没有使用传统民法中的“错误”概念，而是以重大误解制度代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颇多。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关于错误制度的相关理论，以期为我国错误制度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主要国家关于错误的规定

（一）德国法上的错误。

《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1）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就其内容发生错误或者根本无意做出这一内容的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该表示，前提是：须认为表意人在知道事情的状况或合理地评价情况时就不会作出该表示；（2）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由此德国法上的错误可分为两类：一是表达错误，指表意人在内心意思形成时并无瑕疵，只是因表达行为而发生的错误；二是表示内容的错误，指在内心意思形成过程中因对事物认识的不正确而导致所形成的意思发生瑕疵。两者都属于可撤销的情形。

（二）法国法上的错误。

《法国民法典》第1110条对错误作了规定：“错误仅于涉及契约标的物的本质时，始构成无效的原因。如错误仅涉及当事人一方愿与之订约的他方当事人个人时，不成为无效原因；但他方当事人个人被认为是契约的主要原因时，不在此限。” 法国法上关于错误与德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包括德国法上所说的“表达错误”，而仅包括内心意思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错误。错误涉及契约标的物本质是，构成无效的原因。

（三）英国、美国法上的错误。

在英美法系国家，错误是“与事实不符的信念”。 英美法上对错误种类的基本划分为单方错误、双方错误和共同错误。单方错误指一方当事人有错误，而另一方当事人知道他有错误，或应当知道他有错误而发生的契约关系。双方错误指双方当事人于订立契约时所指之契约标的不一样，立约双方彼此发生错误，即确定标的物之错误。共同错误指双方当事人犯相同之错误，双方当事人虽具有意思表示一致之要件，但此一致是建立在共同错误基础上的，当错误发生作用时，则此一错误使双方当事人间之同意无效。英国法认为，若错误纯由错误人自身疏忽引起，则为“不应有的单方错误”，不应给予救济。美国法则认为轻微疏忽并不阻却救济，但若错误方具有明显的疏忽，则被视为“自知无知”而仍贸然行事的蠢行，风险由其自行承担，其错误不可获得法律的救济。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民法关于重大误解制度的基本规范如下：《民法通则》第59条，该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合同法》第54条，该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后面称为《意见》）第71条，该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由上述规范可见，我国民法错误制度在立法上并没有使用“错误”一词，而是使用“重大误解”，并没有直接继受德国法的规则，而是煞费苦心地另起灶炉。然而，错误和误解两个概念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是严格区分的，错误指表意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误解指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之错误。 《意见》将误解等同于错误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错误认识的对象及造成重大损失两个方面为重大误解提供了认定标准。将误解界定为错误认识是合理的，因为就该词的用法而言，误解即“不正确的理解”。惟误解一词可以涵盖意思形成中的错误，也可以勉强涵盖内容错误(即可将内容错误理解为表意人对其所选择的表示符号的意义有错误的认识)，却不能涵盖表示错误。在后者，表意人根本不知其所使用的表示符号为何，谈不上不正确的理解。因此，仍应以错误一词来概括意思形成中的错误与表示中的错误。《意见》将重大误解的对象界定为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等，当系受传统分类的影响所致，但因未区分表示阶段的错误及意思形成中的错误，实际所指为何不甚清楚。

在处理时遇到的问题从下面这个案例，可以窥见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缺陷之一：

案例：商场将原价2998元的电视机标价为1998元在柜台出售，顾客甲以1998元的价格买下该电视机，商场能否以重大误解为由对合同予以撤销？

在商场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顾客甲对于商场的标价并没有选择权，即双方缔结的合同为格式合同。一方面，作为卖方，对于其所作标价应负全责，商场标错价的行为是意思表示错误，存在过失，因而不可撤销合同，但是可以追究标错价员工的责任，追偿遭受的损失。另一方面，买方信赖其标价，不存在对于标价的误解，同时在标低价格的情况下，也不存在重大损失，反而成为获益方。由此，依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不能适用于这个案例出现的情形。在这个案例中，并不存在误解，而只是商场一方的存在错误。

另外，《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行为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当事人撤销权，但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的介入却削弱了形成权的性质。所谓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是自己与他人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形成权之主要功能，在于权利人得依其单方之意思表示，使已成立之法律关系之效力发生、变更或消灭。

三、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重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事错误之规定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以“重大误解”指称“错误”在用语上有欠严谨。已有学者指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未能涵盖错误表示的全部内容。例如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如误写2000为1000）和传达错误（误传）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一个空白点。错误制度的调整范围应作广义理解，即传统意义上的错误和误解均应包括在内；其次，救济规则缺乏充分的正当化根据。这表现在我国的重大误解行为可否得救济仅以严重性为唯一标准，有关相对人条件和错误人自身条件则不在考虑之列。此外，错误是否严重的标准之确定在《意见》中采用的是列举方式规定，且以给当事人造成了较大损失为要件。具体列举式的规则主义立法模式失之僵直，不可避免的意外的产生已使其价值受到了怀疑。另外，我国的错误制度中亦未考虑到错误人自担风险这一救济除外因素的存在；再次，错误的法律效力仅规定为可变更或可撤销，未考虑到错误情形的复杂性而显得规定不够全面，例如某些错误将导致法律行为不成立这一法律后果即无体现；最后，民事错误的法律责任之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具体如何适用之规定有欠完备。

针对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在未来中国民事立法中对于民事错误制度进行如下改进：

1、以“错误”代替“重大误解”用语。这不仅能减少适用者对错误制度调整范围的误解，而且与其他国家立法中的用语相接轨。并且对错误的内涵和外延有比较清晰的规定。根据上述各国错误规则的比较，可以得知对于内容的错误、表达的错误、以及第三人的传达错误都应该在错误的调整范围内。而参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错误的定义，法律错误也在调整之列。而对于动机错误，实则是合同风险承担的必然，应不予调整。 应将内容错误、表示错误与传达错误明确地并列规定为能够成为民事行为撤销原因的错误。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应以无重大过失为限。即，当错误方不存在重大过失时始得享有对因错误而为的民事行为享有撤销权。所谓重大过失，是指错误方欠缺一般人之常识性注意或者仅需用轻微注意即可预见之情形，而怠于注意的一种主观状态。对错误性质的认定：错误必须是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大或严重错误。确定重大错误应采用主观和客观双重标准为宜。主观标准是指须错误方若非出于错误，即根本就不会订立合同或合同只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客观标准是有理性之人处于与错误方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他将根本就不会订立合同或合同只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为错误是重大的。同时也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错误的民事行为的撤销权仅授予存在错误的表意人。

2、重大错误之判断标准应放弃《意见》列举式立法例而借鉴现代立法，以理性人标准介入其中予以抽象规定，将理性人标准和双方利益的失衡相结合共同证明错误的重大。若错误的存在已经或足以造成重大不利后果即为双方利益失衡。

3、“在交易的公正受到损害时，最好的补救办法是重新确立交易双方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去摧毁已发生的一切’的思想是合同司法变更的主要吸引力之所在，但变更合同的裁决不得基于纯粹的经济上的考虑作出，也不得认为凡应获救济的错误均可基于一方的请求而予以变更，缺乏当事人事先同意的现实决定了变更合同必须以多元的价值目标为根据，否则将难以获得充分的正当化和说服力。

4、错误的效力中增加因对法律行为性质、标的物同一性和标的物存在与否的相同性双方错误致行为不成立的规定。此外，法律行为因错误而被裁判变更的变更标准应予明确，使其更具体更富操作性，也可限制法官的恣意。对此可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的先进作法，规定两种标准：（1）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2）依据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对合同的理解予以变更，并以另一方的接受声明为前提。

四、结语

取法于欧陆的我国民法对民事错误行为并没有直接继受德国法的规则，而是煞费苦心地另起炉灶,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比较法课题了。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独具特色的重大误解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因而有必要借鉴各国成熟的错误制度对其进行重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并能和国际接轨的错误制度。

（作者单位：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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