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询问的制度研究与设想

【前言】交叉询问的制度研究与设想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刑事审判中，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不仅有其工具性价值，是探究案件真实情况的诉讼手段，更担负着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之重任，是控辩双方同时享有的重要权利。 某一诉讼制度的外在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否能够有利于裁判者作出善良公正的裁判结果。如果这项制度...

摘 要 源于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制度兼有工具性价值和人权保障功能，对事实的查明和程序的公正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次介绍了交叉询问的可证伪性、质疑技术，分析了交叉询问在我国的存在现状，并对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略作设想。

关键词 交叉询问 可证伪性 质疑 证人出庭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交叉询问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它是指在法庭庭审进行中，由传唤证人的一方首先对该证人进行询问后，对方就该询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以及该证人的可靠性向其进行的询问，是一种比直接询问更为灵活的问话方式。

一、交叉询问的价值分析

刑事审判中，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不仅有其工具性价值，是探究案件真实情况的诉讼手段，更担负着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之重任，是控辩双方同时享有的重要权利。

某一诉讼制度的外在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否能够有利于裁判者作出善良公正的裁判结果。如果这项制度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或具备相应的能力，则说明它具有了一种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价值。作为对案件事实真相进行探知和发掘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交叉询问的优势在于通过质疑证人可靠性对证据反复甄别和筛选，以致更接近并发现事实真相。

诉讼制度的内在价值要看该制度本身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自身实现的价值可称为程序正义，是否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关键在于那些受程序结果不利影响的人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待遇。作为控辩双方在参与法庭审理时的一项权利，交叉询问突出了控辩平衡对抗的性质，双方均试图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式证明证人的不可靠性或者削弱其证言效力，以达到使裁判者支持己方观点的目的。对控辩双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意义重大。

二、交叉询问的可证伪性及其限制

1、交叉询问的可证伪性：为证人的诚实性投上合理怀疑。

在刑事审判中如何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程度和证明力，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证人的感知能力，即其在待证事实发生的关键时刻是否具有正常稳定和值得被信赖的感知能力；二是记忆能力，即确定其对于待证事实的记忆是否完好无损；三是表达能力，即证人是否有能力且愿意真实、清晰地表述待证事实，使裁判者不造成误解或迷惑不解。

某些证人的直接证言对案件审理结果并不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对方进行交叉询问时，往往是以澄清、补充或者限制其直接证言为目的。而对于那些能够充分有力地证明待证事实、有可能产生不利于对方的裁判结果的己方证人，对方在交叉询问时则会展开更为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目的在于削弱或消除某证人直接证言的效力。很可能通过交叉询问发现那些导致证人记忆出现偏差或者事实被歪曲的利益之所在和意识之偏袒，即可使证人的可靠性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一旦裁判者内心产生了这种质疑，且质疑程度又大大超过其证明待证事实的可信度，那么，交叉询问的目的就算是圆满的实现了。

2、交叉询问时的限制：交叉询问应局限在直接询问的题目和涉及证人可靠性的问题上。

（1）不得质疑己方证人。举证方和其证人势必在庭审前已经交流过，因此证言应当在举证方意料之中。出于提高诉讼效率以及保障法庭秩序之考虑，一般要求不得质疑己方证人。

（2）意见排除规则。证人作证只能陈述自己经历的事实，而不能发表自己的判断或推测意见。因为证人只需为裁判者提供判断的素材，而不能从主观意识上影响裁判者的居中判定。

（3）反对复合式及其他混乱性问题。也就是要求交叉询问方应避免使用那些会不恰当地使证人感到迷惑、误解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

三、交叉询问的质疑技术

交叉询问中既可对证人的知识来源提出质疑，也可攻击其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无法准确描述事件的表达能力。

一般而言，对证人的质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寻找证人的偏见和成见；二是揭示证人在参与庭审之前自相矛盾的陈述；三是列举证人的犯罪前科与劣迹，在其作为证人必须具备的诚实性上投上阴影。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六种技术：

1、感觉缺陷：最基本的一种质疑叉询问，揭示该证人的感觉缺陷，用以证明其由于某种感觉缺陷实际上无法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或者品味到其在庭审中作证的内容。

2、精神状态：与第一种方法相似，通过说明该证人在经历待证事实时不正常或者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来质疑其对事实真相的了解程度。

3、证人品格：通过提交关于否定该证人诚实品格的意见以及相关的名声证据，但对于这种诚实品格的否定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而一般性不道德行为的品格证据不得采纳。

4、犯罪前科与劣迹：即以该证人过去有重罪前科或者不端行为为由怀疑其眼下作为证人的可靠性。这种技术的存在本身并不代表其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就算是反对者，也不能轻易否认将证人的前科劣迹适当纳入采信其证言的考虑。

5、以前自相矛盾的陈述：如前所述，运用此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的真实性，而是为了削弱此证人的可靠性，因此只有在受质疑的证人明确否认曾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或者对此含糊其辞时，才可传唤其他证人来证明受质疑之证人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否则，很可能造成交叉询问者两次证明证人自相矛盾的陈述之情形，导致一份言词证据突出于本案其他所有证言的不公正局面。

6、偏见、利益与成见：可以询问诸如对被告人精神异常持肯定态度的精神病专家或学者等专家证人，是否因其在主询问的证言获得了报酬，以此能够普遍证明证人的可靠性。

四、交叉询问在我国刑事程序改革中的设计与发展

（一）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主要体现为:第一，调查被告人、被害人，应当先由其陈述案情，然后控辩双方可以对其发问，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发问；第二，在调查被告人、被害人以后，首先由控方举证，然后辩方举证，对于证人、鉴定人首先由传唤的一方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发问；第三，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要遵循询问证人的规则，如相关性规则、诱导性规则等。

（二）现行制度中的主要问题。

受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具有自己的特色。

1、书证中心主义对交叉询问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的“书证中心主义”折损了交叉询问在探知案件真实情况方面的实体正义价值。正是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大量适用书面证言，无法保障证人出庭，往往限制了交叉询问的适用范围。

2、价值实现的有限性。

交叉询问所实现的内在价值不及其外在价值。在我国并未强调被告人对不利于己的证人当面提出质询是其基本权利，只是从发现案件真实的角度提出交叉询问。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情况时，交叉询问才是必需的，一旦并非有利或者有可能以其他更为便捷的方式，包括采用书面证言等调查方式也能做到，那么交叉询问制度就极易被替代和搁浅。如此以来，交叉询问体现得更多的还是其工具性价值，而其内在的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并没有充分体现。因此有学者认为，交叉询问是技术方法型而非权利技术型。

3、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法官询问。

交叉询问源自英美法系，根据当事人主义模式是由控辩双方主导庭审，法官与陪审团只是中立庭审和居中裁判。但我国属于职权主义模式，由法官主持和驾驭庭审，这就决定了法官在交叉询问时的主动性。我国的刑事诉讼强调了法官查明案情的责任，同时也认可法官在庭审中的积极作为。而且我国没有建立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实行的是职业法官审判，难免会积极干预和介入到证据调查中来。而且在职业法官的普遍意识中，极易产生对交叉询问方询问动机的不信任和交叉询问使得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认同。同时，法官也因为自己的职业关系，自然认为法官询问更能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 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规定“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而在实务中法官询问证人已不仅仅是对交叉询问的拾遗补缺，而是处于中心地位。这种询问有可能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却无疑破坏了法官作为中立裁判者的形象，成为了立场鲜明的制裁者。

（三）配套措施的改革与完善。

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的设计和运行，应当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诉讼传统，在因地制宜地设置相关的适用程序和规则同时，改革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1、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并未要求庭前证据开示，因此不仅辩护方对控方的证据了解得非常有限，控方对辩方的证据材料的掌握也没有任何可利用的法定渠道，只有当控辩双方能够预先知晓并掌握对方持有的相关证据，才能在庭审前进行适当的准备，在庭审中“量体裁衣”“对症下药”。若不进行证据开示，双方对彼此的证据材料都不了解，无法预期庭审中的攻击和防御，那么在庭审中进行交叉询问时很可能流于形式，无法达到交叉询问的预期效果。因此，应当在立法中确定控方向辩护方展示证据的义务，使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得到确切保障，同时也明确辩护方向控方展示特定种类的证据。

2、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条可以理解为证人如果不出庭作证则不具有证据能力。但第一百五十七条却又规定了“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实质上并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后者仍然默许了证人不出庭，这就令控辩双方无法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既无从确认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也无法检验证人的书面证言之真实性，因此为了保障当事人交叉询问的实有权利，加强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应当设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3、证人出庭。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似乎是作出了证人出庭的刚性要求，但实务中证人不出庭却是常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证人保护制度尚未确立，证人虽有作证义务，但国家应当对证人履行该义务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提供必要保护；第二，证人费用补助制度不完善，即使已有一些地方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或提出了改革要求，但多数都没有落实到位；第三，传统文化因素造成证人对于出庭作证的抵触，这又将涉及到免证权的设定；等等。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在制度上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提高证人出庭率，保障交叉询问制度的顺利进行。

总的来说，应当从立法上逐步实现工具型的交叉询问向权利型的交叉询问的转变，以逐步确立以当事人交叉询问为主、法官职权询问为补充的模式,由控辩双方主导整个交叉询问程序,而法官只需主持、引导交叉询问，并对控辩双方的争议之处进行裁断。同时，证人出庭的相关制度保障以及不履行出庭义务的法律后果也应有明确界定。另外，作为合格的交叉询问者应当练就良好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知识积累、大量的庭审实践、清晰的逻辑思维以及敏锐的洞察能力。只有紧密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运行状况，将各种主客观因素都考虑周全，才能充分实现交叉询问的价值和功能。

（作者：湘潭大学法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方向））

注释：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310页.

张卫平.守望相象的空间.法律出版社,2003.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