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国内研究综述

摘要：“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命题。国外学者已经对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涉及到这一领域，以徐康宁为杰出代表。文章通过对“资源诅咒”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就其中的疑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近些年，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生的激烈的争论，传统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然赐予人类的福音，是“神赐的天粮”；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认为资源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富裕，而是由于丰富的资源导致了人们陷入了更深的贫困陷阱，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curse of resources）。大量的现象认证了“资源诅咒”假说：20世纪的资源丰富的非洲、盛产石油的OPEC组织中的国家、部分拉丁美洲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崩溃的危机；而一些资源匮乏的国家，尤以瑞士、日本和东亚经济四小龙为代表，均取得了经济快速高效的增长。但是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却享受到了“资源祝福”，避开了“资源诅咒”，比如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在一国范围内，各地区之间是否也存在这样的“资源诅咒”呢？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都是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省份，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如山西、陕西、黑龙江等，其经济发展很缓慢。

因此，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否真的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资源诅咒”是否是世界范围内或地区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本文在研究了国内学者近些年来的众多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源诅咒”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国外研究的理论基础

“资源诅咒”的概念，最早是由Auty于1993年第一次提出来的，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

Sachs and Warner（1997）对“资源诅咒”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采用第一产业出口份额和金属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还有学者选取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的比重（Hamilton，2003），研究这些指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负相关关系普遍成立。

国外最近一些研究（Isham等，2002；Murshed，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

对于“资源诅咒”机理的研究，“荷兰病”（由于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传统的制造部门发生了萎缩，人们称之为非工业化或“荷兰病”。之所以用“荷兰”命名，是因为20世纪50～70年代，荷兰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经济增长曲线落入“陷阱”。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也可以发现相同的情形）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代表。Sachs和Warner（1995）在Matsuyama（1992）的模型基础上衍生出动态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包含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可贸易的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越丰裕，对于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也越高，进入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便随之下降。在制造业部门具有“干中学”的假设条件下，这种“荷兰病”就妨碍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忽视被认为是造成资源诅咒的重要因素。跨国数据实证显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和初级、高级学校学生入学率都与自然资本饱有率成反向关系（Gylfason，2001）。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制度因素的研究，试图从制度弱化的角度给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Mauro，1995；Collier，Hoeffler，1998；Mehlum，Moene，Torvik，2002；Lay and Mahmoud，2004）。

三、“资源诅咒”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资源诅咒”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几年，以徐康宁、韩剑（2005）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为重要开端，此后众多相关研究逐渐活跃。

（一）在中国地区层面的实证研究

徐康宁、韩剑（2005）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中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中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

徐康宁、王剑（2006）根据Corden和Neary（1982）经典“荷兰病”模型的经济涵义，以1995～2003年各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采掘业部门的投入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引入控制变量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经济水平等，得出的主要结论为，“资源的诅咒”在省际层面上成立，并且主要是通过资本转移渠道排挤制造业和技术产业，从而制约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劳动转移渠道的显著性则略差。

胡援成、肖德勇（2007）以1999～2004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验证了“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省际层面上的存在，并求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门槛临界值主要取决于当地高素质高能力人才的比例。武芳梅（2007）参照徐康宁、韩剑（2005）的研究方法，对27个省份的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全国的位置再次作了验证。张菲菲、刘刚、沈镭（2007）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胡健、焦兵（2008）对区域油气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证明了“资源诅咒”在中国地区层次上是成立的，但是不同的指标描述和不同的研究角度，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

郑长德（2006）通过对2004年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关系的研究及1978～2004年各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和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关系的研究比较，认为“自然资源诅咒”在中国各地区层面上即使存在，也不是经济增长率意义上的，而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意义上的，这和已有的研究不同。丁菊红、邓可斌（2007）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干预低效率与“资源之咒”现象、经济增长率低下是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利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的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中国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二）中国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以山西为主，兼顾其他省市。

徐康宁、王剑（2006），王闰平、陈凯（2006），武芳梅（2007）通过对全国各省份的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分析后得出结论，山西省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王再文（2006）从比较优势与制度落差出发，同样对山西省进行了典型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重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山西的资源禀赋优势决定的；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的持续“重型化”可能导致山西经济遭遇“资源诅咒”。从根本上说，山西经济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将资源其赋优势确实转化为发展优势。

王必达、郑雯雯（2007）认为甘肃作为一个资源大省，其经济发展速度与它的资源拥有量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协调性。甘肃的经济发展明显带有印尼模式的特点：产业升级缓慢；相比较东部省份，“制度势差”明显；教育和科技发展还很落后。

（三）“资源诅咒”的单方面要素分析

张景华（2008）以1996～2005年各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制度因素为门槛变量，证明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际层面成立，这与徐康宁和王剑（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制度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制度质量越高，自然资源诅咒效应越小，而且制度质量大于53.87的门槛值，自然资源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刘瑞明、白永秀（2008）从分工这一角度出发，在一个包含偷抢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内生化了资源诅咒假说。分析表明，丰富的人均资源本身会提高分工的门槛，使得人们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结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张耀军（2006）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诅咒现象，指出拜托资源诅咒的最根本的出路是资源型城市转型，而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提升。世界著名的资源型地区鲁尔和洛林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典型国家“资源诅咒”现象对中国的启示

王必达等（2007）通过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资源特点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对中国各省份的启示。马来西亚和印尼均为资源丰裕国家，但前者的发展模式使其成功地摆脱了资源诅咒，而后者却依然严重依赖自然资源，中国资源丰裕省份的经济发展明显带有印尼模式的特点，因此要摆脱资源诅咒必须按照马来西亚模式发展，升级产业结构、建立良好有效的制度并合理分配资源（即教育科研投入）。

冯宗宪等（2007）分析了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资源诅咒”的原因，大量的黄金、钻石、石油在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又成为当地“寻租”和“租值耗散”最典型的产业，甚至导致对资源抢夺的内战。而在墨西哥和智利等，则是由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导致了“资源诅咒”。这些都给中国资源丰裕省份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启示。

四、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资源诅咒”目前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资本诅咒”现象在中国省级层面上基本存在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特例，如山东既是资源大省，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大省。

目前对“资源诅咒”在中国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资源诅咒”在省际层面上是存在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并不明显。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加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未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研究前景：

第一，指标体系的进一步比较和确定。如省际样本的选择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以城市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如何设置，经济增长指标如何设置。

第二，“资源诅咒”在一省内部是否存在。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一个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同样存在“资源诅咒”，尚无人研究。

第三，数据的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针对城市和小区域范围内的数据往往没有相应的统计。

参考文献：

1、胡援成,肖德勇.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4).

2、武芳梅.“资源的诅咒”与经济发展――基于山西省的典型分析[J].经济问题,2007(10).

3、丁菊红,邓可斌.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7).

4、张菲菲,刘刚,沈镭.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4).

5、刘瑞明,白永秀.资源诅咒: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07(11).

6、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

7、王云.“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及破解[J].经济问题,2008(1).

8、饶文军.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关系理论综述[J].商场现代化,2007(10).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