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新闻史的新资料

《胡政之文集》于今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研究胡政之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胡政之是值得研究的对象。

首先是因为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的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正如方汉奇先生在《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大公报》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同时又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报纸，所以从创刊起，就受到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瞩目和尊重，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甚至得到国际新闻学界的承认和关注，曾被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报纸。①

根据《新记〈大公报〉史稿》作者吴廷俊的划分，百年《大公报》史共分为四段：英敛之时期（1902年6月―1916年9月）、王郅隆时期（1916年9月―1925年11月）、新记公司时期（1926年9月―1949年6月）、1949年6月至今的新生时期。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记公司时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经营得非常成功。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联合主持下，报纸发行量剧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6个版。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版曾经发行达97000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抗战结束后，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版总发行量达到20万份，总资产达到60多万美元。

新记公司《大公报》为旧中国报业开辟了新路径。吴、张、胡三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总结自身的从业经验，于1926年9月1日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四不”主张，既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是包括政治立场、新闻言论、经营方针和报纸风格的具体概括。1943年10月21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说：“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③这是对“四不”主义的重申，表明《大公报》对社训一以贯之的遵循。

其次，是因为胡政之与《大公报》的关系

早在新记公司成立之前，胡政之就担任了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的编辑和总经理；张季鸾病故、吴鼎昌辞职后，他又独自主持报社；《大公报》上海、香港、桂林版的创刊和战后各版的复刊，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的。他两次入主《大公报》，先后在这个报纸工作27年，是和该报渊源最深、贡献最大的一人。④

人们常说，新记公司《大公报》靠的是吴鼎昌的钱、张季鸾的笔、胡政之的算盘。诚然，没有吴鼎昌5万元的本金、张季鸾的社论、胡政之的经营，这张报纸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但是，这样泾渭分明的表述，似乎过于板滞，反而不能如实地反映三人的合作情况。事实上，创业之初，三人就约定：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作为副总编辑，胡政之是兢兢业业的。他每天清早七八点钟便到报馆,着重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阅读报纸,中午和经理部同仁一同进餐。午间稍事休息,便督促编辑部白班和采访人员进行工作。到下午3时,规定夜班编辑集中阅报,他习惯把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编辑记者参考。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四个小时。⑤《大公报》的新闻力求真实准确，编排上肯下功夫，是胡政之一向所倡导的；被当时新闻界称为“四绝”的《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也都蕴涵了胡政之的心血。

就经营而言，吴鼎昌主要掌握经营方针和购买纸张，胡政之的工作重点是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等方面。胡政之是法律专业出身，十分注意报社各项制度的建设，包括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等；他擅长策划，“大公剧团”、“大公篮球队”，以及各项社会服务的开展，都与之有关。

总理在1958年谈到《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不仅肯定《大公报》是爱国抗战的，还中肯地指出《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有数为证，《大公报》仅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的就有60多人；列入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有12人，占有幸作为人物辞条入选这部部级百科全书的108人的九分之一。很显然，如果张季鸾、胡政之不注意延揽吸纳和培养人才，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不可能产生于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报社。特别是胡政之，在报纸接办之初，就调遣原《国闻周报》的得力人马为《大公报》所用；他还大胆提拔和使用人才，范长江、萧乾、陈纪滢、徐铸成、梁厚甫、朱启平、李侠文等骨干力量的发现、引进和录用，都出于他的慧眼和决策。这些人才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外，一般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不仅为《大公报》作出了贡献，还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表现出色。⑥

再次，是因为胡政之本人就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

他无疑是位杰出的记者和编辑，有着相当的职业敏感和捕捉战机的能力。入道之初，胡政之就参加过有关二十一条幕后交涉情况的重大采访活动；他会日、英、法、意等多国语言，1919年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当时亲临现场采访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而后又游历欧洲，采写旅游通讯；他还能够亲自用电码发消息，拍照片；也能从容编排调度各版的新闻，组织策划各种副刊和专论。

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报纸政论家。除了在《大公报》工作，胡政之还曾经担任过章太炎在上海主办的《大共和日报》的翻译、编辑和总编辑，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的主编，成功创办了《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这些报纸上的很多社评和专论，都出自他手。据方汉奇先生在《怎样评价胡政之》（见《方汉奇文集》第476页）中统计的数字，仅在《新社会报》上的评论文章就在百篇以上；1916年应聘《大公报》笔政，5年内发表的评论文字不下500篇；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后，仍然经常为该报撰写社评和各种评论文章。

他在经营方面的才能，在王郅隆时期《大公报》时，就得到了锻炼；后来独自成功创办了《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也得以印证。在生命最后20多年的岁月中，胡政之把全身心交给了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工作，使得自身的事业和这个报纸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当然，他还有着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知名于时的社会贤达。据《民国人物大辞典》介绍，1942年7月，胡政之成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4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他是参政员；这一年，他还曾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过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在新闻界也是并世无两；1946年1月，他以无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被迫参加制宪国民大会。这些名分，说明他在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影响。至于参加制宪国民大会，曾成为他一生的污点，但与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高度的敬业精神相比，可以说是瑕不掩瑜。

然而，这样一位为同时代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和思想的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研究。胡政之的后人王瑾和胡玫有感于此，特地在退休以后，花费七八年时间，跑遍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从其所藏的《大共和日报》、《国闻周报》、《大公报》上，一字一句地抄下了胡政之在上面所发表的近千篇文章。文集稿交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后，被定为重点出版图书，前后反复校对三次以上，使这本原来定于两年前出版的《胡政之文集》终于得以问世！这不仅了却了胡政之后人的心愿，也为致力于新闻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胡政之文集》共95万字，按文章性质分为“政论”、“时评”、“新闻”、“通讯”、“讲话”和“其它”，每类依照时间顺序，收录了从1912年到1949年胡政之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它们向我们清楚地展现了在动荡不安的民国年代，一个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理解和对应社会，选择和从事新闻业，树立和坚持职业理想；又是怎样把自己锻造成为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为中国报界开辟“一条新路径”，实现“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的抱负的。

1949年胡政之去世时，旅美爱国华侨、矿业专家李国钦说：“胡先生的别离好像树林中倒下一棵大橡树,不但震动了广大的区域,而且在中国的土地留下了一个广阔的缺陷。人们将永远记牢他,记牢他是一位辉煌的编辑,一位有力的作家,一位良好的企业家,一位富于公众精神的公民。”政之先生走了，“我将恍然若有所失。全世界具有高尚思想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也将恍然若有所失。我们的后世将在新闻史中给他一适当的位置,那个适当的位置将鼓舞全中国的青年记者和作家。”⑦这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预言，现在即将变成现实。

由于种种原因，文集没有收录胡政之从1921年3月到8月在《新社会报》上发表的上百篇时评，也没有收录胡政之译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多达20万字的译文。我们期待着这些珍贵资料，能早日与读者相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⑥方汉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见《大公报百年史》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6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③周雨：《大公报史》第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④方汉奇为胡玫、王瑾主编的《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所作的《序》，见该书第2页，2001年内部出版

⑤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第64页

⑦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