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用智慧的眼睛透视生活的深邃

最初对王全安的印象来源于第六代西山会议的一张照片，光头，一把黑胡子，看上去凶凶的，让人有点畏而远之，于是便留下了个不甚好的印象：流于冷酷，失于平和。但所有的这一切后来都由于一部叫《惊蛰》的影片而土崩瓦解，也正是由于这部影片才有了笔者和王全安的一次深聊，或者说应该叫神聊，而正是通过这次神聊，笔者才得以透过他浓密的胡须，倾听到他善良的心音，感受到他智慧的目光。

因为我是一个漏网分子，所以我得以用生活赋予我的眼睛观察生活

看过王全安的电影，感受最深切的就是他浓厚深沉的平民意识。从《月蚀》到《惊蛰》，从胡小兵到关二妹，王全安一直在用心诠释的都是平凡的生活当中普通的人们，而且是作为中国最广大群体的中下层的老百姓们。这在以自恋而立身的第六代中几乎是踪迹难寻，借用一句经常被用来评述第六代的话，可以称王全安为“另类的第六代”中的另类，而这个另类的另类说回来就是关注百姓，回归生活。王全安是真正站在平民的视点上去看待身边的生活的，他说“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漏网分子，所以我得以用生活赋予我的眼睛观察生活”。

出生于1965年的王全安童年几乎全部是在当中度过的，这让他远离了通常的成长道路，小学五年级就去参加了工作，于是他成了一个漏网分子，一头漏到了生活广阔的海洋里。从市歌舞团到省歌舞团，从延安到法国，当大多数人还在学校或家里的时候，王全安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天南海北，目睹了各地人们真实的生活。在同各地各国老百姓的同吃同住同歌舞中，年少的王全安感受到了来自于生活本身的魅力，日渐一日，耳濡目染，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他浓郁的平民意识。生活赋予了王全安心灵的眼睛，他又用这双眼睛去观察生活，他发现生活原来都是一样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而生活最真切的魅力尽然焕发于那些我们通常视而不见的普通人身上。

边缘人物恰恰才是最大多数的人群，之所以边缘是因为我们不屑一顾

关于艺术的来源有两句互相矛盾的话，一是“生活在别处”，二是“处处是生活”，其实这两句话压根就不矛盾，根本就是一句话，因为重要的不是生活在哪，而是你有没有看得见生活的眼睛，看不看得见生活中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的王全安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留学的机会，回到了国内，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熟悉的是中国人，而且中国有那么多人。”其实每人都是一部电影，重要的是你要关注别人，关注他们也许琐屑但却真切的情感生活。于是在王全安不经意的笔触之下，跃然纸上的是一个为了能当个照相师而辛苦打拼的小市民胡小兵，是一个为了能不靠男人而执着坚持的农民关二妹。他们都是身处生活最底层但却最广大的群体，他们整天从电影身边走过，但电影却从来不屑一顾，即使偶尔看见了还是带着一种鄙夷的目光，电影的这种状态让王全安觉得很心痛，他说“我从小就是在弱势群体身边长大，我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物质上也许很贫乏，但精神上绝对不见得差。”

有梦想才会有快乐

站在电影《老枪》的古堡中，17岁的王全安萌发了他关于电影最初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他漫长但却自得的追梦历程，这一追就又是整整一个17年。17之后，王全安的处女作《月蚀》问世。

《月蚀》讲述了一个叫胡小兵的平民小伙子的理想之梦。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上一个照相师，但是没有钱，家里人也反对，但他从不气馁，一直默默地做着，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他也不功利，他之所以去做只是因为喜欢；他也不好高骛远，只想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即使当别人撺掇他去当什么电影摄影师，他也只是憨憨一笑，说都是一碗饭。这就是胡小兵，也就是王全安，其实胡小兵就是成名以前的王全安，执着，坦然。王全安说“我从来不急在一时，因为我不是为了名利，但也从来不敢浪费时间，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这个过程。而且我坚信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把电影当作一辈子的事去做。”其实任何事，只要你能从一生的标准上去衡量，你就一定能够平和坦然。而这种平和与坦然恰恰是从事艺术所最可贵的心态，要守得住清贫与平淡。

在西影厂待了八年，什么都没干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王全安去了西影厂导演室，但直到1999年，8年时间里，他什么都没干，既没导也没演，全都闷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剧本了，而且都是没投拍的剧本。王全安对此看得很是坦然，他说“其实我从在表演系一上学就开始写剧本了，算下来，正好一年一个剧本，12年，12个剧本，当写到第十三个剧本时，我觉得我可以拍了，这就是《月蚀》。但绝不是说前边的12个剧本就白费了，因为他们已经贯通在我的筋脉里，而且没有它们就没有《月蚀》。”我在听到这时，忽然想起“十年磨一剑”那句名言来。其实想起来很容易，做到很难，但王全安做到了。他默然但却坚定地守着心中的那分执着，不求闻达于世，但求脚踏实地。他深信只要你能沉得下来，就一定能够站得起来，他深信成大事者须奈得住寂寞与清贫。其实，也恰恰是由于这样的信念，当年毕业时，王全安才会舍弃繁华的京城而回到寂寞的西北。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清贫的环境中，以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远离生活而发晕。如此说来，他应该算是迷茫的第六代当中一个清醒的智者，恐怕也正是拥有了这种清醒的意识，才有了今天的王全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好像是一次回炉，炼出了火眼金睛然后再升起。”而伴随着这火眼金睛重新升起的就是《月蚀》。

微笑着签署处分通知

《月蚀》的开场是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的广播和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倒在地的雅南，《月蚀》的结尾是雅南在心中目睹了因为没有遵守交规而被撞死的佳娘后站在十字路口的红灯下，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而在此之前她本已决定抛开生活的规则，奔向自由。其实生活就是一张各种规则结起的网，而我们都生活在网中央。有些人顺从地接受，有些人努力地反抗。雅南是一个顺从者，牛牛也是。王全安说“生活在规则当中的人都是成熟的知道深浅的人，我跟他们一样也生活在规则当中。” 如此说来，雅南和牛牛会像是王全安，但王全安觉得“他们缺乏自由，而我对人的欣赏更多地是去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当人有梦想的时候就有自由，有梦想才会喜欢自己进而喜欢别人，而这是一个作为电影人首先所必需的。”

小兵和佳娘就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浪漫、幻想、敢爱敢恨，即便他们自己是普通的，即便他们的梦是朴素的，他们依旧勇于为之付出全部，直至走向悲壮的结局。生命其实就是一次次地挣脱，挣脱的最终往往就是悲壮，那是由于我们潜在的欲望在不停地鼓动着我们朝规则去撞，直至倒在它的冷酷之下。王全安说“我生来就是个反抗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兵和佳娘更像是王全安的模样，但王全安却并不希望自己是他们，因为他们同样失去了自由。王全安说“硬撞是英雄的做法，而我不是英雄。对于规则，我是疏离的，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自由的信念，而不是为了一个自恋的英雄式情结而葬送了革命的本钱。”这恐怕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写十年剧本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讲，无论生活还是电影创作都如同在打仗，而打仗最好要于兵马未动之时先行粮草，准备工作越充分，胜利的希望便越大，正如他自己所说“之所以做那么长时间的准备，就是为了能打得长一些，而且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个战斗的过程之中。”

无论雅南、牛牛，还是小兵、佳娘其实都不是王全安，但又都像王全安。王全安用自己作品当中的这四个人物描绘出了立体的自己。雅南和牛牛代表了他对规则的认同部分，而小兵和佳娘表征着他对自由的向往，概括地说，王全安是一个从容周转于规则和自由之间的智者。这恐怕从下面这件事上最可窥其一斑。王全安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经常逃课，因为他只想去听跟他将来做导演相关的课，但他从不逃多课，因为他不想被开除。他总是先算好逃多少节课最合适，既可以不被开除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学其所好。于是每次去签署旷课处分通知时，他总是微笑着，而其他同学无一例外的都哭丧着脸。老师很奇怪，问王全安为什么被处分了还高兴，王全安总是继续微笑着不答。在多年以后，当《惊蛰》获得上下普遍的认可和好评之后，王全安也在微笑着。他说“我骄傲的不是因为拿了奖，而是因为作为一部独立电影，能够引起大家都去关注真实的生活，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影响最大的人是母亲

也许是因为十年积攒的缘故，王全安在《月蚀》这部影片当中做了大量的实验和尝试。他说“我要广泛地体验一下”。而影片的成功也多少让王全安有些找不着北。这时候，是他母亲在不断地提醒他不能拍老百姓看不懂的东西，不能参加太多功利的活动。母亲恰当而及时的告诫让王全安免掉了很多人成功之后都易有的飘飘然。

王全安说他比较偏爱表现女性，我并不知道这是否跟他的母亲有关，但王全安说过之所以偏爱女性是由于她们比较真诚实在，而我从王全安谈话时的字里行间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真诚实在的人。

从《月蚀》到《惊蛰》，其实女性充满了王全安的电影世界，无论是雅南、佳娘，还是关二妹。她们都有缺点，但无一例外都是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她们性格迥异，但无一例外都像王全安。前面说到雅南在《月蚀》结尾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但在《惊蛰》里关二妹却给了我们答案。关二妹是王全安自认为迄今为止塑造得最好的人物。她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男人，但最终不管是介绍的还是自己找的都无一例外地虚伪或者世俗着。她并没有痛哭流涕或者怨天尤人，她自己站了起来，坚守着自己的处世原则，踏实地活着，靠自己活着。其实，这就是走过《月蚀》之后的王全安自己。他说“我的心沉下来了，真正去关注人的成分重了。一定要戒除知识分子身子拙劣自恋的东西，要用最朴素的语言去表现一个普通农民最真实的状态，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也正因为如此，王全安才惊讶于母亲的知识与达观。于是，我们在《惊蛰》的结尾，看到的是作为母亲的关二妹抱着孩子在骑旋转木马，脸上满是疼爱与关心，眼中多是坚定与希冀，而嘴上在说的是环游世界。

人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王全安说“哪怕是农民也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信念”，因为生活在不断向前。此时的关二妹已然就是成熟之后的王全安，他在真实的生活之上放眼张望着世界，而已不再站在十字路口徘徊。

父亲是党校校长

王全安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像一个坐观天下，目及千年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个能与自己的实践成功结合的战略家，而战略意识是艺术人通常最为缺乏的素质。采访的时候我一直怀疑他深得马列哲学尤其是军事革命战略学的真传。我甚至于怀疑冥冥之中的命运轮回。当他从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走出来时，当他清守蜗居埋头自修时，当他把目光投向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依靠力量“农民”时，当他转了一大圈杀进京城时，我不止一次地怀疑。不过王全安只用了一句话回答――我父亲是延安党校校长。在那一刻，我确信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绝不亚于他的母亲。王全安说“我系统地看过哲学，一直看到宗教，但当我刚看到佛学时，嘎然而止，不敢再看。”我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因为哲学可以让人知事，而佛学则让人了事。尽管从长远来讲，本来无一物，但人活着却不可无为，正如王全安自己讲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当中”。

杀向白鹿原

当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王全安告诉我他准备执导的下部影片是改编自实同名小说的《白鹿原》，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沉淀巨作。我知道他一定能够拍好，因为他打开他那辆老式切诺基的车门时，说了一句话“用了八年了，虽然旧了，但也一直没舍得换。”秦地是中华文化的庙堂，关中农民是中国农民的缩影，而王全安在那里生活了三四十年，恐怕更不是“舍得舍不得”能够道尽的。

我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离去。切诺基犀利的车灯劈开萧瑟的寒风，击碎夜色的黑暗，杀向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