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商业银行资本配置功能理论综述

摘 要:在功能主义者看来,信贷配置是银行的基本职能｡银行体系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有规模经济优势,在改善经理人监督方面则有比较优势｡银行通过上述机制使信贷资本投向“好项目”或“优质项目”｡银行体系改善信贷配置的具体表现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刺激技术进步､提高信贷资本的使用效率等｡资本结构理论表明,银行系统的配置功能劣于公司债券但优于股票市场｡银行因其风险的负外部性而面临更多规制,并受到政府较多干预｡

关键词:信贷配置;商业银行;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5-0023-03

一、商业银行信贷资本配置功能：单一部门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们以机构主义视角来审视银行。认为银行的经济功能，主要集中于储蓄动员。在较早时期，也有个别学者意识到了银行在优化资本等方面的功能。如Bagehot（1873）在总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时颇为自豪地说到：银行能有效甄别项目的“好”与“坏”，英国金融中介调整速度较快， 能将资本投向最有利可图的项目， 并从无利的项目中撤退； 这种功能， 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传统业务即贷款业务衰落，但整个银行业并未因此相应衰落下去。相反，银行开始大规模进入其他业务领域。这种背景下，银行的其他功能，如资本配置、 风险管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Lan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1986)的比较分析发现，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相比，英国金融中介更善于甄别有利可图的项目和厂商，并促进了英国19世纪的经济辉煌。部分学者甚至离开机构主义视角，而按照功能主义观点去理解银行等金融中介。功能主义者如Merton（1993）和Levine（1997）等均把资本配置看成是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

其他学者深入探究银行优化资本配置的具体机理。 文森特・P・卡罗索（1970）强调，储蓄者没有时间、能力和方法去获取、处理关于企业家能力及市场形势等相关信息；信息搜寻成本使他们在投资机会面前望而却步， 阻止了资本流向高价值的项目。Levine（1997）更是认为，相对于单个储蓄者来说，银行在收集、 处理信息方面的规模及专业优势能帮助投资者获得相关信息， 资本配置因而得以改善。 在Gurley and Shaw（1995）、Fama（1980）等发展的古典交易成本模型的基础上， Meroton （1995）等提供的信息模型强调，减少信息成本是银行的基本功能，银行在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有规模经济优势。Leland and Pyle（1977）更是把银行看成是“信息共享联盟”， 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使它以低成本搜寻和甄别“好”项目。Diamond（1984）另有见解，认为银行在监督和审计借款人并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方面有比较优势，银行的贷款审查和监督功能可有效甄别劣质与优质项目，这种功能迫使经理人将信贷资本投向预期利润率较高的优质项目。Boyd and Prescott(1986)也认为银行能帮助企业选择较好的项目。

银行优化资本配置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促进技术进步。Schumpeter（1912，转引自King and Levine，1993）和King and Levine（1993）均认为，良好的银行能甄别高技术项目、区别新产品或工艺的企业并为之提供融资，因而促进了技术进步。 其二是促进长期资本形成。Diamond and Dybvig （1983） 的DD模型及其扩展，Bencivenga and Smith（1991）和Greenwood（1990）等提供的理论模型均证明，银行能为投资者解决因流动性风险带来的消费冲击，并促进资本从短期项目流向长期项目。 其三是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Diamond（1984）认为，银行的流动性能将个人小额剩余资金转化成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工具、 将非流动性资产变成流动性资金，然后集中投向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

二、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比较分析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优于股票市场但劣于公司债券。

1.商业银行相对于股票市场的比较优势。这种观点的早期文献见于资本结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的提出者Myers （1984） 描述了股票市场和债务融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差异：如果资本市场是半强式有效的，发行新股会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投资项目缺乏信心而致，此时股票价格会低估，公司价值相应降低；债务融资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资本的高效配置。GrossmanandHart（1982,1986 ) 证明，企业破产时，重组更可能保住经理职务，债务融资能更好约束他；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促使他努力工作、减少个人享受、做出更佳的投资决策。债务融资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是多样的。Jensen（1986）从债务期限结构、Hart（1995）从债务还本付息的强制性特征、HarrisandRaviv（1991）从债权人财务调查权的信息揭示功能、Stulz (1990)从债务的优先清偿权、Hart andMoore（1995）和Ross（1977）从债务对公司质量的信号揭示等角度得到相似结论： 债务融资有利于减少成本， 促使经理人高效使用资本并将之运用于高收益项目，进而提高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股票来说，银行信贷作为债务融资存在相对优势。但在行业层面上，世界银行专家BeckandLevine(2002）的实证分析文献显示，金融发展有利于资本流向新兴产业部门，但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性的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2.公司债券相对于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企业资本结构的微观和金融市场格局的宏观两个层面，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债券市场规模远大于信贷和股票。①显然，这与公司债券的比较优势是分不开的。尽管其内在奥妙和机理，尚未为人所熟知，但部分文献对此做出了尝试性分析。与银行相比，公司债券在规模经济和市场细化方面有优势。Stiglitz and Weiss（1981）指出，基于银行脆弱性危害性的认识，政府往往对贷款利率做出限制；银行自身为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在利率低于一定水平时，也会采用信贷配额而非变动利率来出清信贷市场，信贷产品往往是单一、标准化的。这种机制所形成的信贷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借款者信息，使融资的实际成本偏离经风险调整后的成本，使风险高的项目得到相对低的利率。公司债券价格定价包含了比贷款利率更为复杂的市场内容和相关信息：相对信贷来说，它能通过个性化定价，通过市场细分而在较大程度上按照风险状况来配置资本：高风险的项目对应着高利率，低风险对应着低利率（Hankinson，1999）。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公司债券风险功能及其资本配置功能更加为人所重视。哈特和穆尔（1995）发现，企业具有使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相匹配的倾向。这种情形使主要依赖于短期负债的银行将资产主要配置于短期资产；公司债券的发展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长期资产，优化了资本的跨时期配置；多元化的跨期资本市场降低了宏观风险概率。Nils H. Hakansson（1999）强调，成熟的公司债券市场意味着较少的政府干预、较高的会计透明度、大量专业化金融分析专家、受尊重的信用评级机构、熟练的信用分析专家、对公司重组等重大信息的高效而准确传递的渠道。 所有这些构成一种巨大的市场力量， 这种力量促进资本的高效使用和优化配置，并能及时发现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相反， 过度依赖信贷则导致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裙带资本主义使大量信贷被配置于政府所偏好的企业和部门，导致资本的低效使用和大量坏账，而政府也有意识隐藏金融风险的相关信息，直到金融危机暴发。Nils H. Hakansson还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来证明公司债券在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之功能。略早时期，Sapsford（1997）的文献提供了统计方面的证据： 就信贷与GDP之比指标看，在1995年，日本是美国的3倍，马来西亚和泰国是美国的2倍。这种过度依赖信贷的融资格局导致的资本低效配置既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因素， 也扩大了危机本身的损失和危害程度。 与相同期限的银行信贷相比， 公司债券的流动性是较高的，当一国不幸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的损害程度。 美国1987年10月19日的股灾之所以没有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债券市场（包括公司债券） 吸收了从股票市场撤出的巨额资金（BengHolmstorm and Jean Tirole，1997，转引自Hakansson，1999）。

三、金融规制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金融脆弱性等因素使银行频频破产。破产的负外部性使监管成为必要，为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目标，相对其他金融组织，金融当局对银行施加更多金融规制。但金融规制的实践未必能实现其目标， 相反它可能降低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当局不合适的风险监控体系、规制本身产生的规制规律如TGTF等、规制者对风险的忍耐和犹豫不决、规制对市场纪律的改变（Levine，2002)等，都加剧了银行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贷款数量高于最优水平，银行承担过高的信用风险水平。比如，就资本充足度规制而言，David Besanko and George Kanatas（1996），Blum(1999），Hellmann，T.F.，Murdock， K. C.， Stiglitz, J. E（2000）等提供的动态模型均表明，这一规制减少了预期利润， 盈利压力刺激经理人为增加额外收入而冒险。再如， 最后贷款人政策对银行的拯救使高风险银行倾向于“为起死回生下赌注”的冒险风险管理策略，政府救助分担了其信用风险成本，激发了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如，存款保险分担了银行部分成本，恶化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刺激经理人将信贷投向高风险项目（Allen,1998）。一项综合研究选取6个规制变量即存款保险、 当局是否每年对大银行进行现场稽核、是否对失职监事施加法律惩罚、是否允许银行开展境外业务、有无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银行监事是否有法律义务向当局报告管理者的不合理行为，对新兴市场经济（EME）的实证分析显示，各规制能约束经理人的过度风险激励（Godlewski，2004）。

四、金融制度环境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比规制更本质的是制度环境。资本作为一种稀缺要素所内含的高额租金诱惑也使有关各方对其配置施加影响，在如何发挥银行资本配置功能的金融发展战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与金融自由化等金融制度环境对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发挥影响甚大。

具有普罗米斯修式情感的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和列宁等，主张实现金融管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二战”后，计划经济国家采取了金融管制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实行了金融抑制。McKinnon (1973)、Shaw (197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或新金融发展理论试图说服人们，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取金融抑制的教训，通过金融发展或自由化政策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按此药方改革了金融体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Kapur（1976） 首先意识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麦金农（1991）本人也反思发现，难以依靠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新凯恩斯主义者Hellmanmn、Murdock、Stiglitz（1998）则乘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按此理论，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领域存在较多租金，为实现租金合理分配，政府可根据其产业政策，甚至是补贴改革成本等政治经济需要，运用信贷配额、差异性利率等对这些部门的租金提供专属保护（patentprotection）。简言之，政府应该通过金融约束来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

五、制度安排、制度装置与信贷资本配置

1.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影响乃至决定制度安排，信贷领域也是如此。

首先是产权制度。 激进主义和市场失灵弥补论者都主张国家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在各种干预菜单中，国有产权最为直接。对俄罗斯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信贷市场失灵的情况使其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安排国有银行是必要的（Gerschenkron，1962），因为政府可通过国有银行将储蓄投向战略部门，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要。许多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此有共鸣。如Lewis（1950）就声称，金融的国家控制和银行国家所有利于经济发展。Myrdal（1968）也对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国有银行现象表示理解。 但不同的理论对产权的功能存在差异性认识。发展理论认为，国有银行是政府最变向的干预储蓄配置之工具， 借助于国有银行可控制金融资源， 有助于金融资源流向战略部门而非私人部门。 俄罗斯（Gerschenkron，1962）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Krishnan，2000）基于此理论而安排了国有银行制度。发展观点隐含的前提是，政治家知道哪些是战略部门， 利他的政府和银行共同将资源配置于这些部门， 这些部门也高效使用稀缺并具有政府补贴性质的金融资源。这种假设一一遭到了政治理论的批评。（1）作为政府的施惠（施恩）机器，政府通过它可获得政治租金，国有银行往往支持那些经济低效但政治合适的项目； 为政府偏好的国有部门提供融资，也可为赤字融资。（2）银行与其对克服市场失灵感兴趣，还不如说更喜欢追求政治目标；它也不太可能花费成本去甄别并对真正的战略部门提供信贷， 它更喜欢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提供融资(La Porta，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2001)。（3）国有银行也许真的将信贷资本投向了战略部门，但绩效未必符合政府的理想模型。为回答这些争论，一些文献进行了实证分析， 这些分析的结果大都支持政治理论的观点：国有银行导致信贷资本配置的政治化，企业对官员的贿赂、银行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信贷资本的使用效率（Kornai，1979；Shleifery，1994)；国有银行垄断对市场力量的破坏、 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歧视等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长期增长（Megginson etal，1994；Lopez-de-Silanes, 1997；Levine，1999）。

其次是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严格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 司法体系固然重要，但它的可实施性更为关键。EME的债权人保护条款比英美国家更为完善，但契约可实施性却远差于后者；在EME内部，英美法律渊源的地方债权人利益保护较好， 信贷配置效率较高；而那些大陆法渊源国家如亚洲国家，政府对信贷市场的行政干预、 不完善的破产程序等因素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La Porta，1998）。

2.制度装置。商业银行内部的制度设计如治理结构、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也对经理人行为从而对信贷资本配置产生影响。相对于非金融部门，商业银行资产的模糊性使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突出，冲突问题也更为严重。经理人作为者既然无需为其决策承担完全成本，有限责任使他做出超越股东目标的信贷决策，使银行承担过度的信用风险（Godlewski，2004）。为缓解冲突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需要安排激励兼容机制。Jensen,M.C.and K.J.Murphy（1990）主张使用股票期权、股票等方式使银行经理人薪水与绩效挂钩。但是，经理人的股权比重要适当，经理人持大股反而增加银行信用风险，而外部人（如股东）持大股则会降低信用风险；但经理人持小股也有它的弊端。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使传统业务萎缩，为寻找新的利润来源，银行广泛进入表外业务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新领域，或为高风险的借款者融资。业务创新却使EME遭遇信用风险：银行业衰退，投资机会较少，如果持小股，“坏”银行经理人倾向于将信贷投向较高风险的借款人， 以保留职位和获取较高收益（Godlewski，2004）。在约束机制方面，良好的治理结构能迫使经理人将信贷资本投向于效率较高的项目。亚洲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即EME（lLSV，1999）内部，虚弱的制度环境降低了治理结构对经理人的约束力，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也受到不利影响。

六、市场自发制度与信贷资本配置

一些市场因素如免费午餐一样，能对经理人施加约束并有利于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纪律和市场力量。首先，银行组织的越来越复杂使金融当局对市场纪律的约束作用寄予厚望。债务工具如次级债务或无保险存款的还本付息压力能缓解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股票市场变量对企业未来的违约率提供了更多信息，公开交易的银行股票价值又反映了市场对银行财务状况的最近评价。银行股票的公开交易减少了经理人的信息优势并可缓解冲突问题，迫使银行经理人高效配置信贷资本。市场纪律有效性取决于银行的股东或债权人是否有监督银行风险的激励机制；此种机制的缺乏会减少公开交易的约束效应，甚至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其次是市场力量。标准新古典框架下，竞争性市场对应着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多的贷款数量。机理是：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行为越谨慎、企业提供的信息质量也越高 。“看不见的手”能减少经理人道德风险，导致更有效的资本配置（Boot and Thakor，2000)。经验证明，竞争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即竞争增加了均衡下的贷款数量；银行的市场优势力量则提高贷款利率导致信贷配给，减少均衡下的贷款数量（Stiglitz and Weiss，1981）。但过犹不及，过度竞争使银行接受高风险，信贷合约不能充分揭示风险，从而使银行产生过度风险（Hellmann etal，2000)。Rajan (1995)还认为，竞争性贷款市场导致了借款人信息搜寻方面的搭便车现象，不利于银行对借款人进行高成本的筛选和监督。搭便车的结果是使竞争对手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竞争性信贷市场使借贷双方难以维持长期关系，这种情况可能影响经济福利。

参考文献：

［1］文森特・P・ 卡罗索（美）. 美国投资银行业史［M］.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0.

［2］兹维・博迪（美）. 金融学研究的新方法：功能观点［N］. 经济学消息报，2000-12-01：（4）.

［3］赫尔曼，默多克，斯蒂格利茨（美）. 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C］//. 青木昌彦.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