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理清。例如，对“”的评价，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被“”完全控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解放后的大部分工作成果也在“”中被全面否定。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

1980年，在北京高校新闻系中，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资历了，因为职称评定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

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应该回到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上去！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这样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辑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然而，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对这个观点仍然存在争论。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赞同，一篇反对，我写的第三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提出新闻是商品，这会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所以新闻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观点：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艰难。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质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对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新闻学科发展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