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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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黄天鹏 《新闻学刊》 编辑思想
黄天鹏，我国现代著名新闻学者。1925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当时，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担任该系主任。由于黄天鹏好学善思，尤其对新闻学科情有独钟，遂成为徐宝璜颇为赏识的学生。1927年1月，黄天鹏发起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会刊《新闻学刊》――我国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1928年8月，北京新闻学会又出版了《新闻周刊》，仍由黄天鹏主编，附在北京《全民日报》发行。1928年，黄天鹏主编北平《全民日报》副刊《新闻周刊》。同年到上海任《申报》主笔，《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29年初，黄天鹏将原《新闻学刊》改组扩大为《报学杂志》，销量增数倍。1930年，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任沪江大学等校新闻系教授，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了《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等书籍。主编出版了《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杂志。整理出版了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以及整理出版了演讲集《新闻学演讲集》。
一、编辑思想的核心――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
在《新闻学入门》一书中，黄天鹏解释了自己缘何走上新闻事业之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满足自己求知求新的欲望，他毅然决定做一名记者。在走上新闻之路后，他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报纸和上海报纸之间有差距，同时又觉察到上海报纸和日文报、英文报之间有差距。“于是我便起了研究的心情，而知道有新闻学这一门的学术”。①在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的启蒙下，黄天鹏开始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继而又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和理论之间离得太远，于是，他萌生了发展新闻学术的思想，并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改进新闻纸的目的。
1、创办期刊，发展学术
1927年1月1日，由黄天鹏和他故乡的几位同志一起组织的纯粹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新闻学会。其简章明确规定：学会是“由对于新闻事业有志人士所组合纯粹学术团体”，学会“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②北京新闻学会还出版《新闻学刊》，“发行期刊，专以提倡此(新闻)学为事者，前此尚闻乎其未有也，有之则自新闻学刊始。”③
当时，为《新闻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有知名学者与报业活动家，如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胡政之等人。黄天鹏本人也为《新闻学刊》的发展付出了诸多艰辛，亲自撰写文章十余篇。这些学者与黄天鹏一起“于新闻学上各问题，条析缕分，竟委究源，务使其为学术化”。《新闻学刊》以高质量的论方博得了“社会之欢迎”，发行不到一年，“不胫而走，留心斯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④
1928年初，《新闻学刊》问世一年，黄天鹏便在《民国日报》主编了一个姊妹杂志《新闻周刊》。“《新闻学刊》周期较长，重点在‘学’；《新闻周刊》周期较短，于‘学’之外‘并重于新闻之报告，所谓新闻之新闻者是也’。”⑤《新闻周刊》出版四期后因故停刊。
1928年底，黄天鹏又将《新闻学刊》扩版改称为《报学杂志》。该刊于1929年3月创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黄天鹏主编的这三本杂志，成为我国新闻学术运动的中心刊物，同时也是我国最早一批新闻研究的专门刊物。除了主编这三本杂志外，黄天鹏为发展学术，普及新闻学还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论著散文报章新志，日就散佚湮没，其中不乏可存之作，殊负前贤之修，爱应同文之求，粗就行俊所积，选辑《新闻学论文集》。”⑥《新闻学论文集》汇集了当时散见于报刊上的有关新闻学的文章和论文。在这之后，黄天鹏又陆续整理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学演讲集》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为普及新闻学作了很大贡献，为当时的新闻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同时又为今人的研究作了资料整理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素材。对了解当时新闻学界的各种观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出版新闻学专著，普及新闻学
在读过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后，黄天鹏对新闻学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把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意见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新闻与新闻记者》（《天庐谈报》最初的蓝本）。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黄天鹏从事新闻学著述的处女之作。在这之后的五、六年，黄天鹏潜心研究学术，服务报馆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于是，对暮气沉沉的新闻界下了改革的决心。“我又觉得要从根本的改革，那非先提倡学术不可，非使他们知道改革的意义不可”。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的的书籍有：《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在《新闻学概要》中，黄天鹏强调了普及新闻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新闻学谁都有研究的必要”。在这里，黄天鹏已经意识到国民应该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人人都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新闻学知识。因此，在这一时期，黄天鹏致力于新闻学专著的出版，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当时，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所有新闻学著作中，仅黄天鹏一人编著的就有十几种，数量十分可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总计中国所有新闻学书廿余册中，我却编著了十几种，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经过我手制的占了十分之八，在量上自然可观，而质上我是十二分的惭愧，没有什么有力的贡献，不过在沉寂的新闻学界能够引起国人的注意和认识，而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一点我是引为的。”⑧他用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的决心。
二、首创报纸一版为要闻版
1928年底，黄天鹏在沪主持《申报》要闻笔政。1929年夏，黄天鹏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新闻学术会议，会后留学日本，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新闻学的留日学者。留日期间，他不仅勤于笔耕，写作了《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文学概论》，同时目睹了日本新闻事业的发达，得到许多精神上的鼓舞。“这个时期东邻新闻学术的兴盛，新闻事业的发达，给我许多的鼓励。我觉得以彼例我，中国新闻事业的确是最有希望，最有可为的大事业，只期待着我们来发展，我们去努力。”⑨在当时，日本新闻事业较我国的更为发达，新闻学术发展也更为蓬勃。黄天鹏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同时，也有志于“以彼例我”，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
1930年秋，黄天鹏回到上海。因为其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黄天鹏被聘为《时事新报》的通讯部主任，以函授方式训练该报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和记者。在培训通讯员和记者的同时，他想方设法对《时事新报》的版式进行革新，以尽可能的吸引读者。在此之前，中国报纸第一版的内容编排是随意的，既有重大新闻，也有一般时事，还包括声明、启事、广告等方面的其他内容。因此，黄天鹏将其在日本所学到的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借鉴日本报纸的版式在我国首次将第一版改为国内外及地方要闻版，使读者一拿起报纸，就对当天的国内外要闻一目了然。这一革新，使《时事新报》焕然一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⑩
参考文献
①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2
②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北京新闻学会纪略》[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③④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吴（贯因）序》[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⑤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周刊发刊词》[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⑥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新闻运动之回顾》[M].上海联合书店，l930
⑦⑧⑨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4、76
⑩黄羡章：《潮汕民国人物评传・黄天鹏――我国现代新闻学的勇敢拓荒人和默默耕耘者》[M].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
（作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新闻学专业研究生）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创刊，到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停刊，这两个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绍、评论“大众传播学”的文章。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页开始刊登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s）》。该文摘译自美国华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工具概论》，认为“公众传播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研究：公众传播者，信息或讲话内容，传播渠道，被传播对象即观众或听众。”基于此，该文主要阐述了“公众传播工具的意义”、“公众传播工具”的种类、对“被传播对象”（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等等。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2期刊登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该文摘译自美国埃德温•艾默里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1年版），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有哪些类别”，包括对“读者群的研究”、“读者、观众、听众的研究”、“编排的研究”、“舆论的研究”、“内容分析”、“宣传效果的研究”、“对宣传人员的研究”、“创造性的研究”等等内容。同期还刊载了陈建德、欣文宪摘译的《菲律宾大学公众传播学院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总第三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的《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讲话》一文。该文由朴昌根译，仰文渊、周义澄校订，比较全面、概括地阐述了日本及世界上新闻学研究、“公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世界上的新闻研究有两大潮流，其一，是美国式的实用新闻研究。在美国，以提高商业新闻和新闻记者水平为目的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以1908年密苏里大学设置新闻学院为首创阶段，新闻教育作为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开始了”。“另一个是德国的理论研究潮流。十九世纪末，德国出现了对新闻学术关心的高潮。1910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MaxWeber）指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新闻的社会学。’到1916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立了最初的新闻研究所，德国的新闻学不是停留在以具体的报纸材料为对象的，而是寻求从普遍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其目标是确立一个具有理论体系的新闻学”。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起步甚早，“最早是1899年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以后，日本的一些热心的人———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出版了一些新闻的先驱性的著作”，如杉村广太郎著的《最新新闻学》。“杉村是东京《朝日新闻》社调查部部长。”“至于在日本正式开始有关新闻学术研究”，即从1929年创办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文学院新闻研究室开始的。”“这个新闻研究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小野秀雄。”小野秀雄在1923年公开发行了《日本新闻发展史》，此书被看作是日本新闻史方面的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小野秀雄是一个具有新闻记者经验的人”。另外，“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概念，“大约在40年代产生于美国。它在学术上被广泛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它输入到日本来，一般认为是40年代末的事情。”“40年代末从美国新传入了公共传播的概念。而这种新概念没有经过多少年就取代了从前的德国新闻学或实用新闻学研究，直到形成了战后日本新闻研究的新潮流。1955年出版了城户和其他三个人编辑的《公众传播讲座》共六卷，这可以说是它的里程碑。”1978年10月间，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北京、上海介绍了大众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给当时新闻所的80多位第一届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10月21日，他又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演讲《日本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2期刊载郑北渭的译文《民主、舆论与公众传播》，该文摘自美国新闻学者沃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6年版）。1979年第3期（总第5期）刊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介绍：传播学》一文，专门介绍《传播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作者云：“宣韦伯（WilburSchramm，）”，又译作“施拉姆”博士，原为伊利诺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56年任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学院院长。1975年获东西中心方‘最高荣誉研究员’衔，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衔。著作有《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传播的社会责任》、《传播手册》、《大媒介与小媒介》、《传媒、信息与人》等二十种。1976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担任‘胡文虎传播讲席’教授。”1979年第4期（总第六期）载陈建德译文《大众传播简年表》（摘译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该文第一次正式把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
《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总第9期），刊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新词》一文，第一次对“传学”（communication）、“智据”（information）“传通”（communication）、“人的传通”（humancommu?nication）、“传媒”（medium，复数media）、“传播”（masscommunication）、“传播媒介”（massmedia）、“把关人”（gatekeeper）、“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传者”（commu?nicator）、“受众”（audience）、“信息”（mes?sage）、“回报”（日本人译作“回馈”、“反馈”）（feedback）、“符号”（signs）、“非语言符号”（nonverbalsigns）等重要的大众传播学名词及概念作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解释。
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由油印的《国际新闻界简报》（1961年4月在北京创刊，至1965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改版后出版的《国际新闻界》创刊。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张隆栋翻译的希伯特的一篇长文：《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此文的（二）、（三）部分后来又分两期连载）。这篇文章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引进、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制度和效果研究的长篇论文。《国际新闻界》及其主编张隆栋（1917．7．3－2009．3．2）也为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引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80年代“大众传播学”开始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一）80年代前期，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对传播学的全面引进
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及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顿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作一个传播学讲座。1981年5月，《新闻大学》丛刊（后改为季刊，16开本）创刊，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当时是作为新闻丛书形式出版的，故封面未署刊期（第一期共128页，23?2万字，以后每期篇幅保持在23万字上下）。1981年12月出版的第2期才在封面署名刊期。《新闻大学》从1983年5月出版的第3期后，便正式改为季刊，如，第4期于1982年9月出版，第5期于1982年12月出版，第6期于1983年6月出版，第7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8期于1984年12月出版。#p#分页标题#e#
《新闻大学》一创刊，便开始刊载陈韵昭等系统介绍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以后基本上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其较为著名的篇目有：第一期第29页首载陈韵昭《传学浅谈》、第2期第18页载陈韵昭《传与传播》、第5期第23页载陈韵昭《传的周折》、第6期第118页载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第78页载《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
1981年6月，中国内地首篇以传播学研究为题、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在此之前，早在197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在高年级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并对大众传播学作批判性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也是我国较早系统译介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一。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广州暨南大学的马戎，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厦门大学的陈阳明，新华社的李启，《新闻战线》的陈宏德，《北京周报》的刘有源，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及张黎、徐耀魁、陶涵、明安香、刘力群、黄可风等［3］。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见《报纸动态》1982年第34期）［4］。由《新闻战线》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报纸动态》（内刊）1982年第34期（1982年12月5日出版）第一面刊登简讯《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的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有关西方传播学问题的讨论会。”
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促进了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1983年，《新闻战线》月刊分七期连续刊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写的《传播学简介》，这是一篇客观介绍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的文章。《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一期也登载了作者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1983年3月号转载）。陈力丹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斯拉姆著）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马戎写出了《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的万言论文，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早就在研究中国式传播学，但没有多大进展。他们的路子不对。一是全盘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模式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样做，实践上跟外国人屁股跑，理论阐述上也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是拿西方传播学现成理论观点套中国例子，做的是‘对号入座’的资料整理工作，或者如经传家作‘经注’。……象这样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接着写道：“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指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不妨想想，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传播模式，建立起‘宣传员网’，很快就垮了；我们在农村靠‘土广播’上马，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线广播网’，却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引起外国传播者极大兴趣。两个‘网’的兴衰表明：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
（二）传学大师及传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访华及其对我国传学深入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年）在他的高足弟子、香港地区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1924．7．4－2012．9．8）的陪同下访华。这次活动的缘起是：经过十年“”浩劫，我国的教育战线形势严峻，大、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视野开阔，决定发展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事业，开办“电视大学”，“让少数的优秀教师与优良教材，通过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把知识与技术传递到数目异常庞大的等待教育的儿童、少年与成人那里。”为此，他们组织人员到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港地区“取经”学习。1981年春，广东省教育局长林川，亲自带领一个电化教育访问团到香港访问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演讲室里，余也鲁等人向来自中国十几个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及电化教育的策划人，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方面的一些新发展。接着，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潘炯华协同李运林、李克东两位教师也来到香港，参观香港的电化教育设施，并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余也鲁提出，1982年在国内开办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的邀请。此事得到余也鲁的首肯。随后余也鲁便三次到夏威夷，去与他的老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商讨学术报告的内容，进行精心的准备。据余也鲁回忆云：“宣伟伯博士已是75岁高龄，对这次演讲也是全力以赴。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事先写好，用中文印出。同时准备了一套录像示范教材，大多为海外有相当水平的教学片。”#p#分页标题#e#
1982年4月下旬，正是“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施拉姆偕夫人、余也鲁等一同来到广州，一共进行了为期7天共7个专题的学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化教员三百余人。这之后，施拉姆、余也鲁等又应邀到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作了一连串介绍西方传播学内容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不少座谈会，进行了充分、频繁而又紧凑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在北京时，施拉姆先后到《人民日报》社、社科院新闻所（5月3日、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月5日）等处作了学术报告。期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施拉姆夫妇和余也鲁一行。到复旦大学讲学时，同样也作了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复旦的陪同及接待人员有王中、舒宗侨、郑北渭、陈韵昭等。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连续发表施拉姆（宣伟伯）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讲演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在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1983年后，余也鲁教授于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2年春夏之交施拉姆来华讲学以后，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82年前后，我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活动亦逐步开展起来。一些传播学者纷纷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们切磋交流，境外学者也纷纷到中国来讲学。早在1980年1月5日，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10天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最后为会议作总结。1980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居延安等人应邀参加了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主办、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学理论研讨会，会上他们宣读了合作的论文《论中国报纸的改革》。1981年1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在北京举行新闻传播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第一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共同研讨新闻传播学问题。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科学院的高级学者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从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纸的读者工作。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与部分教师座谈，交流、探讨了大众传播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复旦大学讲授传播学。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也来复旦讲学，介绍传播学。美国学者W•赛弗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到复旦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或新闻系还陆续派人去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进修，研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1986年，张隆栋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参加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学术讨论会。
到80年代中期，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刊登了王志兴的文章：《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该文对世界两大传播学派———美国的“传播学经验学派”（通常也被称为“传统学派”和“正统学派”），和欧洲传播学界“传播学批判学派”，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与此同时，有不少论文就“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刊登的徐耀魁的文章《试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吴文虎的文章《传播学理论架构初探》，还有苑子熙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传播学若干原理与应用》纲要和姜克安的论文《我国传播学途径初探》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同期刊登的杨思讯的文章《社会制约简论———谁影响传播》，也全面地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不多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问题。这些都是喜人的成果。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在黄山举行。会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明确确定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80年代也出版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传播学著作及译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论文集，共收入明安香《西方大众传播研究概况》、刘有源《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现状》、李祖兴《苏联的大众传播研究》、徐耀魁《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及南斯拉夫的大众传播研究》、范东升《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刘力群《西方传播学的著名学者》、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张黎《〈传学概论〉简介》等研究及介绍性文字共8篇，传播学译文共2篇。此外还有《大众传播大事年表》、《传播学参考书目》、《中译传播学词汇》等知识性文章三篇。W•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香港：海天书楼，1977年4月出版）该书繁体竖排，是当时直至现在，最好的《传学概论》版本。书前有宣伟伯写的《序》和余也鲁写的《译述的话》，弥足珍贵。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W•宣威伯著，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最新增订本、竖排繁体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赛弗林、坦卡特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郑北渭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该书首载陈韵昭《译者的话》云：“1981年夏，（我）在夏威夷大学新闻系的资料室里看到德克萨斯大学两位副教授沃纳、J•赛弗林与小彦姆斯•W•坦卡德写的这本书，真是喜出望外。”“将全书译完后，得我的老师郑北渭教授校阅译稿，勘正了我的不少错误。”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戴元光等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梅尔文•德福勒、埃弗雷特•丹尼斯著《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应谦校）（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等。#p#分页标题#e#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姜红：女，安徽合肥人，博士，现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进入安徽大学新闻学系（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2006年担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2012年担任院长。2007年破格受聘为教授，2013年获聘三级教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和思想研究。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批评、新闻观念、媒介与社会治理等。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当代媒介素养》主讲人，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常务理事，中央电视台栏目评审专家，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智库专家，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014年“安徽省优秀教师”。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9篇于本学科影响因子最高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曾获2004年“全国博士生论坛新闻传播学分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201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优秀论文奖、首届“国家学会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姜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安徽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开设新闻学专业的院校，已经经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洗礼，到今天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请
您谈谈贵院的独特优势。
姜红：您好，很高兴受到贵刊的采访！是的，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前身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根据早期资料显示，1960年中文系即开办新闻专业，并招收首批13名学生，后因历史原因停招;1980年，经当时的安徽省教委批准开办新闻学专业;1984年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设立新闻学专业;1998年，成立安徽大学新闻学系;2003年，成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我们院和全国大多数学院一样，早期都和中文系联系在一起，有着人文学科的传统和血脉。所以，我们这样的从中文系母体里分化出来的新闻系、新闻传播学院，会带有更多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的东西在专业发展的早期，并没有显示出其重要性。因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无学”论的盛行，新闻专业普遍有一种“合法性焦虑”，追求专业主义、定位社会科学，需要远离的就是人文学科。但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偏人文的取向恰恰是我们的特色。我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新闻思想和媒介批评方面的，我们最具实力的科研团队也是史论研究团队，已经获得了多个国家社科项目，2015年又斩获了一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近年来，我院致力于打造最具活力和人文情怀的新闻传播学院。如果说，新闻的门槛是专业性，那么，新闻的精神则需要有更多人文的想象力。
近年来，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为中心，搭建多学科聚集、融通、互动的平台，注重“顶天”（理论研究）和“立地”（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五年共承担各级各类项目58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项（含2项重点项目），省部级项目20项。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2项。作为首席专家单位承担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编写工作。学院现有1个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1个部级特色专业（新闻学专业），1个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1门部级精品课“新闻学概论”，1门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当代媒介素养”。2012年，在教育部学科水平评估中，本学科位列国内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第19位。
记者：近几年，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影响较大，贵院在教研工作模式和观念方面较之前有何变化？
姜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形成了“夯实基础、重在应用、面向地方”的人才培养方针，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社会美誉度高。开设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数字媒体艺术五个本科专业，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学术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新闻与传播硕士（MJC）、出版硕士（MP）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年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招收媒介文化与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目前，各层次在校学生的总数为1300余人。当下中国，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及更新换代的程度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与新媒体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在进行着准备。首先，在观念层面认识到，当下的新媒体革命是一场新传播革命，它所带来的将是一场对传统媒体业具有颠覆性的“哥白尼革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一定历史积淀的新闻传播学院来说，教学和科研的各方面，都要经历新媒体背景下的“范式转型”。目前的主要变化有：专业设置上，我们在2014年申报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已获教育部批准，2015年正式招生;实验教学中，建立了全媒体实验室，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教学实践，并且与多个新媒体单位合作共建实习实践基地;科研平台上，我们的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正在将研究重点转向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等工作;教学方式上，慕课、网络公开课、网络直播等形式也越来越多的被运用。
记者：您在大学阶段选的专业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毕业后到安徽大学新闻系任教，突然改变专业方向是对新闻的热爱吗？可否和读者分享一下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后的感受？
姜红：我1998年从中文系硕士毕业到新闻系任教时，连新闻和中文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觉得都是写字儿的，都是培养会写字儿的人，没有多大差别。那时候真谈不上对新闻有什么热爱，心里真正热爱的还是文学，读研时还做过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1998年，安大的新闻学系刚刚从中文系分出，人很少，却有着非常好的创业激情和氛围。我是系里的第17名教师，我被安排上的课是系主任芮必峰老师主讲的《新闻学概论》。如果不听芮老师的课，只按照教材来讲的话，估计学生听我的课都能睡着。但是，芮老师的课让我发现了新闻学的魅力，也是让我留在这个学科没有“逃跑”的动力之一。到2015年，我从事新闻教育工作也有17年了，对新闻学科和新闻教育才有了真正的热爱。这17年间，新闻学一步步从“无学”成为“显学”，新闻传播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举足轻重的一门学科。过去学文学，老是在想鲁迅的一个问题：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对心灵的作用很大，对现实的作用却有限。而新闻传播学追踪和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还有可能“影响今天”。这个学科的学者，和人文学科的学者不同，不能钻故纸堆，耳目都是张开的，时刻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对新事物和新信息的敏感。所以，我的师爷甘惜分先生百岁时还在玩微博微信，我的导师童兵教授70多数仍然对新媒体的数据了如指掌。我非常幸运，误打误撞来到这样一个学科，它虽然还算不上成熟，但有活力，有成长性，又有那么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记者：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新闻观念？您认为培养新闻观念对学生的就业有什么意义？
姜红：新闻观念对新闻从业者的思想认识及工作认识影响很大，同时也是新闻从业者决定工作目标及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者必须有对新闻价值的观念意识，新闻教育者同样需要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好的媒体观念。我目前有一门本科生的入门课《当代媒介素养》，这门课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培养兴趣，涵育理念，其中的“涵育理念”就是对学生观念的培养。虽然业界有人说，新闻理想已经渐行渐远，坚持不动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大学里都不讲新闻理想的话，学生毕业去了媒体、去了公司，就更加可能成为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校要培养的人才多少都要有点利他主义精神的。媒体和新闻业也应该是一个“公”的事业，邵飘萍说记者是“社会公人”，报馆是“公共机关”。尽管今天，技术与市场的合力对新闻业冲击很大，但我们向社会输送的人才，还是要有公心和公信力，有公共的情怀。这些东西是超越时代的。民国新闻人那种“公天下”、“弘毅进取”的精神还是需要今天的新闻人传承下去。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研究，您觉得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出版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观念？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④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让新闻学的研究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新闻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仅公开出版发行的新闻学术期刊就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100多家，还有数百家内部发行的新闻学术期刊，每年出版发行的国内外新闻学著作也有好几百种。但是，一些院校和新闻研究机构的人员由于缺乏新闻实践经验，所发表的新闻学术论文和新闻学术著作，要么“前瞻性”太强，不符合中国新闻界的实际；要么堆砌新概念新词语，让人听起来玄玄乎乎却不知所云；要么是胡编乱造不着边际，或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朱金平的新闻学术研究，既建立在新闻学术前沿阵地上，又紧贴中国新闻界的实际，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
2004年是中国新闻界“抓典型年”，他撰写的《新闻典型论》在2003年底出版了，次年7月被再版。这本书梳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宣传过的所有重大典型及其特点，总结了典型宣传的基本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
这些年我国突发事件频繁，常常形成舆论的焦点。怎样搞好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既体现了各级党委机关与政府各部门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也反映了各媒体事件性报道的整体水平。通过对中外突发事件报道规律的深入研究，朱金平在2004年12月推出了《论突发事件报道》一书，对各种突发事件报道的重点、采写的方法及遵循的原则等作了深入的阐述，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学专著，并为一些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考试提供了一个题库。
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让世人前所未有地深刻感受到舆论战在现代战争中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此中央提出要加强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的研究。朱金平最早在《军事记者》上发表了《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舆论霸权》的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所有杂志中最先开设了“三战”专栏，后来定位成“舆论战”专栏，先后刊发相关论文200多篇，成为我国舆论战研究的重要阵地。2005年，他撰写出版了《舆论战》一书，对舆论战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从战前、战中、战后和平时4个层面上为我国舆论战的深入研究设立了框架结构，成为一些军事院校与传媒学科的重要辅助教材。总政一位领导看到这本书后给他打电话，称赞他为我国舆论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2006年他出版的《新闻记者论》，由于紧贴中国新闻界与新闻人的实际，被一些新闻院校指定为学生必读教材。而他将编辑工作与编辑人员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新闻编辑论》出版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由报社新闻研究所、长征出版社和人民武警报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等都作了报道。
在新闻学术研究的课题上，朱金平总是善于选择那些新闻人关注的新话题。他说，采写新闻需要抓问题，搞新闻研究同样需要抓问题，只是“问题”不同而已。所以，他的学术论文和新闻工作评论，尤其注重实用性。在相对和平时期，有些人对军事新闻不再感兴趣，于是他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了《让军事新闻走进寻常百姓家》；当20世纪90年代初深度报道普遍受到媒体重视时，他发表了《军事深度报道写作探析》与《分析性新闻之分析》的论文。针对有些媒体片面强调“专家办报”理念，忽视读者自然来稿来信的问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论文《读者来信，新闻的矿床》。为什么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厚而读者越来越少？许多人将其归咎于网络的冲击，而他则认为时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报纸上的许多稿件质量太差，缺乏新闻性，所以他发表了《伪新闻――报纸的第一公害》和《新媒体时代报纸生存和发展策略》的论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思考，他就在《军事记者》杂志当年第11期发表了《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报道探索》的论文，受到军内外新闻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人将假新闻与失实报道混为一谈，他在新闻界首次提出将这二者区别开来，发表了《假新闻≠失实报道》的论文，认为二者虽然都是新闻的大敌，但表现形式不同、危害程度不同，因而纠正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对有关部门处理一些虚假报道提供了理论依据。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他在2010年第8期的《军事记者》发表了《怎样成为一个全媒体型的新闻人》。2011年他发表的《传媒公信力与受众忠诚度》及《微博时代的典型宣传策略浅谈》等论文，紧贴中国新闻界的实际，受到广泛好评。
近10年来，他发表的论文有20多篇被收入《中国新闻年鉴》与《中国出版年鉴》等各种文集，还有多篇被其他媒体转载。他编发的论文，有10多篇分别获得中国新闻奖和中国人民新闻奖等奖项。
将新闻研究的根基扎在新闻实践的土壤里
为什么我们一些新闻学术期刊发表的许多论文无人问津？为什么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许多新闻类书籍备受读者冷落？关键是那些理论研究者的高论，与新闻实践相脱离。有些论文与论著的作者没有或严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理论研究空对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朱金平的新闻研究成果，完全建立在新闻实践的基础之上，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都较强。
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朱金平出生在江苏南通市，家乡的教育、文化与新闻事业一直比较发达。1974年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他，就在市广播电台发表了第一篇新闻稿件《这个照顾不能要》。那年，他才16岁。高中一毕业，他就被推荐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新闻学习班，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他新闻写作的热情。1978年他作为特种兵入伍到海军后，在基层部队当了4年业余通讯员，在报纸发表了许多稿件，因此被破格提干。1984年10月，他就被正式调到人民海军报社记者处当记者。1985年10月25日，山西晋城朝阳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22名矿工生死不明，海军北海舰队防救船大队的潜水员奉命前去营救。他得知情况后，迅速前往事发地点采访，采到了15名矿工被困井下11天获救的独家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全国主要媒体都先后刊发了他采写的消息与通讯，国外16家通讯社转发了他采写的稿件，美联社记者追踪他到人民海军报社采访他。他在现场组织拍摄的相关新闻照片，获当年全国摄影界金像奖。后来，他又参与我国第一支海上联合编队首赴太平洋合成训练的采访，采写的消息、通讯和拍摄的图片被多家媒体刊用。
在人民海军报社担任编辑期间，他就先后担任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文化工作等多个部门的编辑。他担任责编的《水兵与法》、《导航鸟》和《大视野》专版，都深受部队官兵喜爱。1995年他调到报社任《读者之友》专版组组长。他在这个专版上编发的稿件，有50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他编发的1篇稿件获五四新闻奖一等奖，采写的稿件1篇获五四新闻奖二等奖，1篇获全国省以上党报舆论监督好新闻二等奖。《读者之友》版当时被认为是军报最受欢迎的专版，每个月收到的表扬信就有几百封。1996年初，他从一张通讯员自发寄来的照片说明词中，发现了某部班长彭光荣爱兵带兵的事迹，经过深入采访，挖掘报道出一个全军重大典型，受到上至军委领导、下至普通士兵的热情赞扬，仅表扬信就收到7000多封，为此，授予彭光荣“模范班长”荣誉称号，将其破格提干。1998年长江一线发生特大洪灾，他主动请缨到抗洪一线采访，采写的长篇通讯《独生子女兵抗洪风采录》与《抗洪烈士遗属的高风亮节》受到广泛好评。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他先后发表了2300多篇（幅）消息、通讯、评论及图片。丰富的新闻报道实践经验，为他从事新闻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思考的依据。
2002年初，组织上调他到《军事记者》杂志担任主编。虽然从事新闻业务研究，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新闻报道的实践岗位，这是他的新闻研究区别于其他一些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学者最重要的方面。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是北京奥运会，无论是2009年的国庆大阅兵还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他都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文字与图片报道。2008年的年初，他还冒着严寒来到我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漠河某边防连采访，并在凌晨零下46℃的低温下与执勤战士一道站岗。回报社后，他共发表各类稿件23篇，其中多篇被评为军报当日好稿和全年优质稿件。2009年盛夏，他随报社领导参与了“东北边防记行”系列采访报道。这些新闻实践活动，不断给他的新闻研究提供新鲜素材、注入新的活力。
在他主编的《军事记者》月刊上，每一期都会根据当时新闻界有关情况，精心策划一期“专题研究”，注重实用性与指导性，受到新闻采编人员重视。为此，他先后在全国新闻期刊主编年会和全军社科期刊主编培训班上介绍了经验。实际上，他把刊物每期策划和组织的稿件，都当做学习的过程，并以此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他利用《军事记者》杂志这个平台，借助军报的力量，每年组织一次“军事新闻论坛”，将全军各新闻媒体的老总们集合在一起，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为杂志获取高质量论文的同时，也启发了读者思维，开阔了读者眼界。
这些年来，他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及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硕士与博士论文的评阅或答辩工作，并为军地各类新闻学习班及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子们讲课。同时，他还参加总部机关舆论战和对外军事宣传的实际工作与课题研究工作，参与了我军外宣的第一部教材《军事对外宣传概论》的撰写。这些广泛的涉猎，使得他的实用新闻学研究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全局性问题，又使其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把新闻学术研究的文字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打开一些新闻学专著或翻阅一些新闻学术论文，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其语言的枯燥乏味。要使新闻学术研究的成果受到读者的青睐，体现在文字上就是要尽量通俗一点，做到生动活泼。这一点，朱金平在他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做得很好。读他的学术著作，就像一位长者在与一位朋友进行亲切的谈话，寓事于理，娓娓道来。无论是各章节小标题的制作，还是段落行文，他的学术论文都能做到通俗易懂，充满新意。
“从火山爆发、地震降临、海啸逞威、洪水泛滥、森林大火、热带风暴、瘟疫流行等自然灾害，到飞机坠毁、轮船翻沉、火车出轨、恐怖袭击、种族格斗、逞凶、政治谋杀、矿井透水、瓦斯爆炸、桥梁垮塌等等重大事故的发生，在为新闻人提供大量新闻报道素材的同时，也使受众从这一篇篇突发事件报道中加深了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认识。”这是朱金平在《论突发事件报道》一书中的一段话，平实而不平庸，既有文采又有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像躲藏在茂盛草丛中的狡兔，需要猎鹰睁大锐眼；像徜徉在密林深处的猎物，需要猎豹施展敏捷的身手；像游弋在大洋深处的潜艇，需要声纳不停地搜索；像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矿物，需要勘探者艰苦地探寻。新闻，需要媒体人用全部身心去寻找和发现。”这段话出自朱金平的《新闻发现论》，一组排比句，洋溢着文采，生动形象。
“伪新闻，就像小沈阳扮演的一个娘娘腔十足而嘴里又声称自己是个‘纯爷们儿’的餐馆服务员一样可笑，又像一个旧时街头拉客的风尘女子身上却披挂着‘我是一个处女’的牌子那样滑稽。”这是朱金平在《伪新闻――报纸第一公害》的论文中，对伪新闻做的比喻，非常形象，又轻松幽默，读来如清风拂面。
朱金平无论在新闻学术著作还是在新闻学术论文中，都能做到以事明理，行文流畅，充满文采。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从中学毕业开始，它就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种“杂七杂八的书籍”。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朱金平，当战士时就获得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首届函授大专文凭，提干后又取得海军政治学院政工专业的大专文凭，后来结合工作又获得法学本科文凭，2001年取得海军指挥学院战略学的研究生学历。
这样的学习，铺就了他厚实的知识根底。他从中学时就开始了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等文艺演唱材料和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的创作，至今先后发表了300多万字长、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他创作的唯一反映我国申办奥运会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打开奥运之门》获全国畅销书奖，《今生无悔》获全国短篇报告文学一等奖，《一个超极限生命的追问》被报社评为2008年度唯一获一等奖的报告文学。其哲理性摄影散文集《风景中的哲理》，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原主席邵华认为是中国摄影界、文学界和哲学界独一无二的作品集，获得全国书评二等奖和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二等奖。他在1993年成为首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他又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正因为如此，他撰写的新闻学著作和新闻论文，在语言和行文上才如此通俗流畅、形象生动，并令人回味。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新闻教育 改革 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 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
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 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 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 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 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
进入200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承接新世纪东风，展示出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与上一个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从论文、论著数量看，不但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选题也时有关注。
2000-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薛中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徐琴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陈昌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两岸中美新闻传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专著的陆续出版为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的日臻完善进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从2002年郑州大学研究生张鸿勋发表第一篇有关比较新闻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两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分析比较研究———ahchor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美国到中国》至今，不过短短八年时间，硕士学位论文总数已达50余篇，且比较研究选题之科学、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论文难以企及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论文，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张西明的《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比较研究》，也已开始把比较新闻学作为主修方向。以上数据只是笔者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简单检索所得，实际的硕博论文以比较新闻学为选题的应该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研究实力的不断扩大。从队伍的构成看，新世纪1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人员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年轻化、高校化特点。除了童兵、单波、张威、顾潜等老资格比较新闻学领军人物仍然在此领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张咏华、陈昌凤、李希光、朱颖、朱清河、庹继光、钟瑛等一批学界新秀逐渐步入比较新闻学研究梯队，为新世界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夯实了人力基础。随着比较新闻学学科体系与专业教材的完备、研究队伍及研究水准的提升与优化，比较新闻学专业课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起来，像武汉大学设置了比较新闻学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新世纪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热潮迭起，一个个高质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出来：经过数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纪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该书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闻传播史、中西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功能观、性质观、真实观、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权利观、受众观等）、中西新闻传播体制、中西新闻传播控制、中西新闻传播法制、中西新闻传播实务与中西新闻传播教育等诸方面存在的异同给予了粗细有致、点面结合的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而且更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因此，本书不失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比较新闻学专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外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传播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宽领域梳理。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姚里军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将中美新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质，令人豁然开朗。
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顾潜的《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传播为大背景，透过理论思想视角，从历史和现状对中西方新闻传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与评比，发人深思。2003年2月，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张威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通过对中西新闻学相对平衡的介绍，尝试对传统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解答，并就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作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以良好外语教育背景与所在院所资源为平台，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具新媒体代表意义的中外网络新闻业的关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一书，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外网络新闻业在与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背景下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现状与意义、影响；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闻业同物质经济运作的最新发展，指出网络新闻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来自经济运作发展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资鉴。
以关注美国新闻传媒业为研究志趣的一批学者，21世纪以来开始陆续发力并结出硕果。清华大学新闻史学者陈昌凤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一书，兼重实践性和学术性，作者力图将新闻教育放在新闻业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概论其历史传承和走向，探讨其理念与潮流的发展，对于新闻教育在中国（包括大陆、港台）的兴起和本土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对于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新闻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闻教育从人文传统起步、逐渐融会多学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的新闻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这本书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青年学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样的思考视角推出自己比较新闻学专著《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这本专著运用文化结构理论，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式、体制形态、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入手，透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闻传媒的发展变迁、态势、前路。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就”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4]、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孙玮就媒体如何报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就主流新闻网站报道的”客观性“[6]、陕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朱清河就新闻报道整体取向及其根源[7]、复旦硕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标准[8]等所作的中美新闻比较研究都从某个方面拓展与丰富了中美（西）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术积淀。
3.研究取向逐渐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
随着传媒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的突飞猛进，比较新闻学近年来由过去所探讨与关注的范畴、深度越来越走向细微通幽的境地，其热点与重点追随着时代大势而起伏、呈现出大异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来，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最大变化就是开始把研究热点与重点从”宏大叙事“的整体关照逐步转向”精细入微“的具象解构。
通过对近十年280篇有关中外比较新闻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发稿量占去十年总数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寻味的是， 2000到2006年7年所发表的论宏观比较研究的超过三分之一，经典论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叙事“，而2007年以来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外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个具体现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开，鲜见既往通而化之整体比较选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总体取向越来越趋向局部、具体、细节、精细的微观选题。
与学术研究论文成果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没见到一本比较新闻学类书籍正式出版，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较新闻学”宏观学术问题“研究的式微，换句话说，也许是由于比较新闻学学术体系已经完备，学者的兴趣已经从”宏大叙事“建构转向”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完善。
四、比较新闻学研究现存的偏向与问题。
比较新闻学研究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表面上看，在繁荣的同时，有头绪较乱的现象，譬如简单比附问题，结论草率问题，”视野“窄化问题，方法老套问题，推论模式化问题、资料陈旧问题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研究队伍知识储备不够多元，选题涵盖范围渐趋单向度。
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闻体制、各种新闻现象之间的互订与比对，以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照优劣，扬长补短，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此类学术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凯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语教育背景、西方留学访问背景的人的不断加入。
像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近年来的研究选题，也是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充实、改善的佐证。但只要我们稍微对科研队伍与研究成果的构成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专业人才与研究选项太过于英语化及美国化、欧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闻某某方面比较“的论文、专著，实际上讨论的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中西新闻比较，因为美国在西方的独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国现象为主也不为过，但”为主“不可”唯独“。尤其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博采众家之长，抱着多看、多听、多了解的态度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度关照，这是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襟怀。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过于倾向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较新闻学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互促共进。因此针对它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与鲜活的。经过长期学术研究实践磨练，除了传统的分析和综合贯穿其中外，比较新闻学应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与手段：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际研究；四是阐发研究；五是”模子—寻根“法。对照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创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闻传播的几次接触高潮，以中、西两种视角，从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几个方面，全面阐释中西新闻传播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试图建构比较新闻传播学科框架体系的努力。
3.学术争鸣不足，学术流派没有形成。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只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竞争局面，才能吐故纳新，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遏制了学界求新思变的热情，使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研究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几年来，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所遭遇的发展瓶颈问题，比如研究选题的简单重复、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与模式化等。面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浪潮，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要想推动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论创新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威，在整个比较新闻界（甚至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展开经久不衰的学术互动活动，形成良好的观念争鸣与商榷氛围，培养一批学有专攻、关注前沿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专门人才，定期开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沙龙、论坛、研讨会，让不同观点、理念、意见、建议在阳光下相互碰撞、激荡，让真知灼见在观念交锋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转化为业界行动与学术实践”增长极“。惟其如此，比较新闻学研究才能在未来发展征途上，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参 考 文 献。
[1]周鸿书。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j].中国记者，198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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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金萍。从《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悉尼奥运报道论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 （2）[4]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包丽敏。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1, （1）。
[5]孙玮。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j].新闻大学， 2000, （3）。
[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2, （2）。
[7]朱清河。报道重点的差异及根源解读[j].新闻界，2006, （1）。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 新闻学与传播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10-07
Visualiz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methods. It can be used to show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research evolution. The paper utilizes knowledge mapping tools to display 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document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 （2000-2011）.
Keywords knowledge mapp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通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文献的计量与评价，可以展现学科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1]的提出，遴选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以这些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与评价可以获取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变化。
白云将CSSCI（2004～2006）收录的15种新闻传播学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与评价，从文献类型、语种、篇均被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2]。段京肃以CSSCI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数据为基础，从引文类型、引文文种、基金项目等方面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计量与评价，并列出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学术机构和著作[3-5]。胡媛帅等从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两个方面，对CSSCI（2004～2006）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科学评价，并对这些期刊进行了层次划分[6]。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对CSSCI（2000～2011）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多角度计量，从研究热点、被引文献、被引作者以及作者合著等方面展现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情况。
在可视化分析前，文章对2000～2011年间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数据进行了清洗，去除公告、通信、未标注作者文章等无效发文和网络引用及未标注作者引用信息。接着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作者合作图谱进行具体分析，图谱中主要指标为频次、中介中心度以及突变值。频次为当前评价知识单元出现次数，中介中心度为当前知识单元在网络连接中过渡作用的重要程度，突变值表示当前知识单元在某一时间片前后的重大数值变化。此外，图谱中点的数量由聚类参数Modularity Q控制，在0.4～0.8之间表明图谱较好。
2 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可以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
为了显示效果，本文将所有关键词标签字体大小进行了一致化，标签的显示数量由频次进行控制。图中关键词对应圆环大小与其频次成正比，节点间连线代表相关关键词共现情况。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关键词，文章列出上图中出现频次200以上的关键词28个（见表1）。
可知，科技期刊、书评、新闻报道、中国出版业、编辑工作、编辑和学术期刊是这12年来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们使用频次最多的关键词，由于图像节点较多，因而中介中心度值均接近0。从整体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大部分热点关键词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对于这些关键词突变情况不予考虑，将其突变值设为-。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及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特绘制关键词Time Zone视图（见图2），该视图是由一系列柱形区域构成，这些时区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节点的位置代表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由此可以直观的演示和发现关键词变化情况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1）新闻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纽带。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体、新闻采访、新闻摄影等等。这部分研究在图谱中位于中心位置，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2）编辑工作与出版研究一直是这12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编辑、编辑工作、出版、中国出版业、图书营销、图书出版等关键词，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下方，相关关键词频次较高但数量较少，表明这部分研究相对集中。在2004年左右，出版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点，相关关键词包括图书出版业、出版企业、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等，这表明国家对于出版业的调整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3）图书评论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相关关键词主要是书评，作为图书出版重要传播媒介，书评与图书出版、图书质量、著作权等关键词具有较大关联，在图谱中位于下方。由于其研究内容与图书密切相关，因而主题相对泛化，与其他学术热点关联较少。
（4）科技期刊研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关键词包括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和期刊质量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下方。其中，科技期刊在12年间出现频次逐渐增加，表明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是今年啦新闻学与传播学稳定增长的研究点。
（5）传播研究。主要关键词包括传播学、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电视新闻、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等等，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上方。由图谱可知，对于传播媒体的研究是十二年间学者关注的重要组成，而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称为近年来的研究增长点，其中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在2006年产生较大增长。
（6）数字出版研究。数字出版在2006年成为学科较大的研究增长点，相关关键词还包括出版改革、出版产业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上方。虽然与其他关键词连接较少，但这部分研究在近年来的增长较大。
3 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3）可以揭示在十二年间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所代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成正比。同时，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文献被引情况，文章列出了被引频次大于30的23篇文献（见表2）。
为了更好地理清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引文随着时间的推演进程，文章绘制了文献共被引时间线视图（见图4），并按频次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图中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所代表引文的发表时间，各条横向粗线的长短代表各个聚类所跨时间的长短。
由图可知，引文发表年份分布在1955至2009的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85到2009年间。通过综合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将2000～2011年间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五大领域：
（1） 新闻学相关文献。1983年的《新闻工作文选》、1992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3年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1994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98年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9年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2000年郑超然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1年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2002年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2005年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6年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新闻学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 传播学理论相关文献。1984年施拉姆・威尔伯的《传播学概论》、1987年麦奎尔・丹尼斯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5年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7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9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000年赛佛林・沃纳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4年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和费斯克・约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6年麦奎尔・丹尼斯的《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传播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 科技期刊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1998年陈浩元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1999年王利群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网的形势与思考》、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2）》和蔡玉麟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2004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和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200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5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任胜利的《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郭玉的《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和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合理合法》、2008年姚远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2009年郑筱梅的《期刊网络化趋势及科技期刊应对策略》，这16篇引文组成了科学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编辑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和王立名的《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2000年格罗斯的《编辑人的世界》、2001年胡传焯的《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学》、2002年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2003年任火的《编辑独语》和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8篇引文组成了编辑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 传播媒介相关文献。2000年麦克卢汉・马歇尔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000年菲德勒・罗杰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2000年戴扬・丹尼尔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2000年波斯特・马克的《第二媒介时代》、2000年喻国明的《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年黄升民的《重提媒介产业化》、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1年张国良的《新闻媒介与社会》、2001年史蒂文森・尼克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2002年梅罗维茨・约书亚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4年张惠民的《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这11篇引文组成了媒介文化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作者共被引图谱（见图5）可以展现对2000～2011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郭庆光、陈浩元、任胜利、游苏宁、方汉奇等学者分别位于图谱相应区域的中心，是这12年间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是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机构作者。麦克卢汉・马歇尔、赛佛林・沃纳是被引较多的国外学者，同时附上其译著翻译作者。为了更详细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引用的相对重要的作者，文章给出了被引频次大于130（包含130）的23位作者（见表3）。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和陈浩元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为了更直观的辨清这些被引作者的具体影响领域，文章通过自动聚类标签LLR算法来对图中各个聚类进行标注（见图6）。
图6中带“#”号标签为聚类标签，该标签是引用了相关作者的发文关键词聚类中心词汇，以此为依据，综合表3、图5和图6，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学术群体：
（1）新闻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良荣、方汉奇、任胜利、甘惜分、杨保军等。其中，部分学者发文数量虽不突出，但其论著的被引数量却很大，如方汉奇、任胜利、李良荣等；
（2）科技期刊相关研究。代表人物有陈浩元、李兴昌、王立名、金碧辉、戴龙基、格罗斯、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雷群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等。这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又可以继续划分为期刊编辑研究和期刊评价两个领域。
（3）传播学研究。像陈力丹、喻国明、施拉姆・威尔伯、麦奎尔・丹尼斯、李彬、张国良、胡正荣、郭庆光、赛佛林・沃纳、埃默里・迈克尔、陈卫星、麦斯克・约翰等这些人都有较高的引用频次，这个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相对较多，表明了在传播研究中国内学者较为重视对国外研究的引用。
5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作者合作图谱（见图7），通过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揭示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动态。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学者，文章列出了2000～2011年发文量大于25篇的33位学者（见表4）。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有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强度。在图中满足阈值的学者中，多数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合作关系，学科整体合作不理想。在图谱中，在中心位置上，可以清晰观察到以游苏宁和陈力丹为核心的两个较大合作团体。以游苏宁为核心的团体包括刘冰、石朝云、金东、吕相征、袁桂清、钱寿初等学者，该团队主要以医学期刊研究为科研合作对象。以陈力丹为核心的团体包括郭镇之、王晶、钟紫红等学者，其研究主要是新闻学研究。此外，图中还存在：以胡智锋为核心的四人团队（包括：孟建、杨乘虎、顾亚奇）；以张国良为核心的三人人团队（包括：朱春阳、李本乾）；以任胜利为桥梁的三人团体（包括：曾建勋、宋培元）；以喻国明为连接的三人团体（包括：王斌、张佰明）；以童兵为核心的三人团队（包括：张涛甫、张晓锋）。
通过综合查证分析，可知上述各个小团体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其中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科学杂志社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较多的存在着师生关系，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
6 结语
可以看出新闻研究、编辑出版研究、传播研究、科技期刊研究是十二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图书评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数字出版是近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增长较快的研究点。通过文献共被引图谱，理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并通过时间线进行展现。通过作者共被引图谱分析，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展现了对学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最后，从作者合作图谱展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合作情况，本学科内学者合作多以小团体出现，团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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