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16:02:21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通过对2006年～2011年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上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方法运用不足；以产业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新媒体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研究影响较小；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为研究主体；研究受到了较多资助。
关键词：
传媒经济学 内容分析 研究回顾
一、研究缘起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媒经济学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忽视。在国外，较早对传媒经济展开研究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如科斯对无线频率分配、广播电视管制的研究等。即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从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仍然很有限，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方面也较为薄弱。但自20世纪80年代始，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不再是经济学家，而是新闻传播学者。美国学者莱西对1988年到1992年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和《新闻学季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在两家杂志发表的70余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中，64篇来自新闻传播学者，只有9篇来自经济学家。同时，传媒经济研究在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方面也有所提升，莱西发现在样本中有3篇文章发展理论、48篇文章检验理论，15篇为前理论，10篇属于评论。
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传媒集团的组建和传媒市场竞争的加剧，传媒经济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如章平对1996年～2005年间的两家新闻传播学期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媒介组织和媒介管理是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传媒经济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强月新对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的传媒经济量化研究进行回顾，认为传媒经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量化研究方法不断增加。丁汉青对1998年～2007年内地传媒经济学术圈进行引文分析，认为这一领域研究既缺乏核心作者群，也缺乏核心信息源，传媒经济学根植于新闻传播学。
尽管以上学者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作出了较好的回顾和总结，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这些研究发表的时间较早，因此大多是对2006年之前的传媒经济研究作回顾，而对近几年传媒经济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尚不多见。另外，随着新媒体在整个传媒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传媒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二、研究方法
通过对2006年～2011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4家期刊上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考察近几年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1.研究样本
之所以用2006年-2011年发表于上述4刊上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为样本，出于以下考虑：从研究时间上讲，先前研究大多对2006年之前的传媒经济研究进行回顾，本文要对2006年之后的研究进行回顾，故以2006年作为起点。从期刊选择上讲，这4家期刊的主办单位在国内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领域影响较大，4家期刊的学术性较强，以这4家期刊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2.分析类目
文章目的。莱西认为，文章目的分为4类：理论发展类，以创建新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这需要一系列系统的假设和理论化定义；理论检验类，属于经验研究文章，是对已有理论、模型的检验和发展；非理论类，不涉及理论和模型。评论类，对媒介经济的观点进行评论，或对相关概念定义进行解释讨论。
在莱西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将文章目的分为三类，（1）提出理论类；（2）检验理论类；（3）非理论类。前两类的定义与菜西的定义相同，而将评论类文章纳入非理论类。
理论类型。（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2）管理学；（3）制度经济学；（4）传媒经济学；（5）新闻传播学。
作者情况。（1）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2）高校科研院所经济管理学研究人员；（3）传媒机构、公司研究人员；（4）其他。
研究对象。（1）报纸；（2）广播；（3）电视；（4）网络；（5）杂志图书；（6）传媒产业（指文章不对具体一类或几类传媒进行研究，而是对整个传媒行业进行分析）；（7）其他。
研究方法。（1）调查研究；（2）内容分析；（3）实验研究；（4）案例研究；（5）经济模型；（6）无明确方法。
研究主题。（1）媒体生产、媒体产品、广告、发行；（2）媒体组织、媒体管理、媒体营销、媒体战略；（3）消费者行为；（4）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绩效；（5）媒体所有权、政府规制；（6）传媒经济本质、定义。
资助情况。（1）获得资助；（2）未获资助。
3.研究信度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由两位新闻学研究生共同完成，在4家期刊6年间发表的328篇传媒经济论文中随机抽取了10%，即33篇文章进行编码员一致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检验采用了霍斯蒂的检验公式：
编码员相互同意度=2M/（N1+N2）
其中：M表示编码员一致的数目
N1表示第一位编码员的同意数
N2表示第二位编码员的同意数
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其中：N表示编码员数目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得到编码员一致度为0.82，信度为0.90，属于可接受范围。
三、研究结果
1.文章总数基本稳定，各刊比例差别较大
近6年来，除2008年和2011年外，4家刊物发表的传媒经济学论文的总数大体稳定。《现代传播》6年间发表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最多，总计138篇；《国际新闻界》次之，为88篇；《新闻大学》发表72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最少，为30篇。只考察4家刊物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数量是不够的，因为4家刊物的刊期不同，每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不同。要观察4家刊物上传媒经济学论文的数量多寡，应计算传媒经济论文在4家刊物6年间总论文中的比重。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上传媒经济论文占论文总数量的6.21%。其中，《新闻大学》上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占该刊6年间论文总数的12.29%；《新闻与传播研究》上传媒经济论文占该刊6年问论文总数的6.42%；《现代传播》上传媒经济论文占6.31%；《国际新闻界》上传媒经济论文占4.32%。
2.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足
2006年～2011年发表于4家刊物的传媒经济论文中，提出理论和检验理论的论文数量一直没有超过25%，近8成的论文属于非理论性论文，这说明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化水平还不高。美国学者莱西对1988年～1992年刊登在《传媒经济学杂志》和《新闻学季刊》的传媒经济论文研究发现，74%的文章具有理论基础，26%的文章不具备理论基础。我国传媒经济研究还需要提高理论化程度。
3.传媒经济学理论是主要理论来源
在4家刊物发表的具有理论基础的传媒经济论文中，传媒经济学理论是这些文章的主要理论来源。说明尽管传媒经济学的理论化程度还不够，但传媒经济学已拥有了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会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进行研究。同时，虽然传媒经济学和新闻传播学有很深的渊源，但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并不大，新闻传播学理论很少成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传媒经济学研究更多借助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对传媒经济研究的影响也不大。
4.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是研究主体
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中，作者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为主体。2006年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占88.89%，2007年这一数字为85.25%，2008年为88.24%，2009年为84.13%，2010年为89.71%，2011年为89.74%。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人员很少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章平考察了1996年-2005年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的传媒经济学论文发现，这10年间两家期刊上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学、管理学学者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仅占1.7%。本次研究的发现与先前研究基本一致，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上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只占2.56%。同时，由媒体、公司等机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比例也从1996年～2005年的22.4%下降到11.28%。这说明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更多由高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者承担。
5.宏观的传媒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传媒产业的宏观研究是4家刊物的主要研究对象，学者们非常关注传媒产业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传媒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更容易引起学者的注意。具体到各类媒体而言，对电视媒体的研究最多，其次为报纸。章平先前的研究发现以报纸为主题的研究最多，其次为大众传媒，接下来是电视。排名的变化意味着学者们的研究视点发生了转移，传媒产业的宏观经济发展是学者关注的重心，报纸不再是传媒经济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媒体，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尽管受到了关注，但关注度并不高。
6.缺乏研究方法
对2006年～2011年4家刊物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文章缺乏明确的研究方法。2006年～2011年，无明确研究方法的文章比例分别为95.24%、85.24%、85.29%、90.48%、97.06%、84.62%。研究方法的缺席和较低的理论化程度，是影响传媒经济研究走向深入的两大因素。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调查研究法和经济模型分析使用较多，内容分析和案例研究使用较少，而实验研究则为空白。
7.主要议题集中于媒体管理、媒体营销和媒体战略
2006年～2011年，4家期刊上传媒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为媒体管理、组织、营销、战略问题。媒体生产、产品、广告、发行问题和媒体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绩效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可以看出，传媒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很强，多数研究以解决传媒组织现实的经营管理问题为目标，属于对策性研究。另外，传媒作为兼具经营创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组织，政府规制问题和媒体所有权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2006年-2011年，尽管仍有学者对媒介经济的定义、本质提出了新的见解，但对媒介经济的本质及媒介经济定义的研究已经慢慢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8.资助比例得到提高
先前的研究发现1996年～2005年只有1篇传媒经济论文获得资助，但2006年开始，传媒经济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助，2011年获资助的研究达到了46.15%，传媒经济研究以其强烈的应用导向得到了更多的研究资助。
结语
通过对4家刊物2006年～2011年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可得以下几个结论：
1.传媒经济研究缺乏研究方法，理论化程度不高。通过对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传媒经济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中研究方法普遍缺席，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很多文章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文章的论点缺乏理论基础。由于较多关注传媒业实际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并以解决传媒运作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重点，这使得传媒经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对策式的研究也使得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无用武之地。虽然传媒经济学研究要与媒体实践相结合，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应是构建理论、检验和发展理论。
2.新闻传播学学者是研究主体，传媒经济理论是主要理论来源。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群体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学者，传媒经济研究没有受到经济学管理学学者的太多关注，这一结果与美国学者莱西的结论相同。在理论来源方面，传媒经济研究主要以传媒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来源，相比较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传媒经济理论的影响，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研究的辐射力并不大。
3.宏观产业研究是主要研究对象，新媒体的关注度并不高。传媒经济研究主要以关注传媒产业的普遍性问题为主，如传媒的体制问题、改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等。具体到各类媒体，学者们对电视的关注度超过了报纸。虽然新媒体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得到了高度关注，但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学者们对新媒体的关注度并不高。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叙事学 新闻叙事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⒄王天华,《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评价与动态读者定位》,山东大学
⒅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P154
(作者:兰州大学2007级新闻学硕士)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陆定一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21]周根红.(2008,November).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以《收获》（1990―2008）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北五省（区）举行了一次新闻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非常活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讨论会是1980年5月在兰州举行的。和甘肃省委对会议十分重视。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亲自与会。著名儒将肖华在大会上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鼓励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写出反映时代、群众喜闻乐见的好新闻作品。大会不设主席台。抗战时期曾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的宋平，和其他与会人员一起坐在台下听会，还不断记笔记。新闻局的两位负责同志也到会。
参加会议的包括我国杰出的新闻理论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带着研究生李良荣）、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带着研究生童兵），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的专家学者。全国共有四十个单位的人员参加会议。各省、市（区）报（台）与会的多数是总编、副总编，台长、副台长。新疆日报对这次会议也很重视，当时主要领导离不开，只好由我这个刚上任的副总编辑带队，和我一起赴会的有4位资深主任。
会议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自解放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一直争论的所有理论问题，如报纸的性质任务、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新闻的本质真实和现象真实、新闻自由、报纸上的批评等。
最可贵的是会议贯彻“双百”方针，在小组会和大会发言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特别是关于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争论最激烈。多数人主张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但是，也有的鉴于的教训，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有不一致的情况；有的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有的则认为党性高于人民性，甚至说新闻事业不应有人民性的提法……
这次新闻学术会议规模之大、思想之活跃，在我国都是空前的，可以载入中国新闻学术史。但是，理论上准备不足，讨论不深入，也是明显的缺陷。以我们的发言为例，我们阐发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基本观点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那篇论文基本上是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根据党报长期以来单向传播、忽视表达人民意愿的实际，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新闻事业是有客观规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据马恩全集第二版新译文）同时，新闻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长期以来，存在“新闻无学”的说法。粉碎“”之后，新闻学研究受到重视，西方大众传播学的引进，丰富了新闻学。国家把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各地办起了新闻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新闻学研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是，新闻到底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仍然被许多人怀疑。这和我们新闻学界和业界本身有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党报的实践经验（包括解放前民办报纸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对西方的传播学真正鉴别和消化吸收，融进新闻传播学，都是需要不断深入解决的问题。
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要以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为推动力。这早已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所证明。新闻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有其特殊性，但是，政策不能代替理论，而要以理论做指导。新闻学理论的发展，也要通过讨论、争鸣，要以发展媒介批评来助推理论建设。而目前，这方面的学术民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媒介批评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些“批评”简单粗暴，有些则无原则地溢美。这几年新闻教学点大量涌现，但大都是草台班子匆匆上马，连基本课程都开不起来，更谈不上新闻学研究。新闻业界的研究工作有所发展，但不少单位的研究气氛并不浓厚。
新闻实践要靠理论的指导。回顾三十多年前的那次会议，我最主要的体会就是，需要真正把新闻学当做一门科学，重视它的建设，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培育媒介批评，使新闻学理论研究达到新水平，从而提高媒体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者的媒介素质，把我们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黄天鹏 《新闻学刊》 编辑思想
黄天鹏，我国现代著名新闻学者。1925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当时，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担任该系主任。由于黄天鹏好学善思，尤其对新闻学科情有独钟，遂成为徐宝璜颇为赏识的学生。1927年1月，黄天鹏发起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会刊《新闻学刊》――我国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1928年8月，北京新闻学会又出版了《新闻周刊》，仍由黄天鹏主编，附在北京《全民日报》发行。1928年，黄天鹏主编北平《全民日报》副刊《新闻周刊》。同年到上海任《申报》主笔，《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29年初，黄天鹏将原《新闻学刊》改组扩大为《报学杂志》，销量增数倍。1930年，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任沪江大学等校新闻系教授，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了《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等书籍。主编出版了《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杂志。整理出版了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以及整理出版了演讲集《新闻学演讲集》。
一、编辑思想的核心――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
在《新闻学入门》一书中，黄天鹏解释了自己缘何走上新闻事业之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满足自己求知求新的欲望，他毅然决定做一名记者。在走上新闻之路后，他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报纸和上海报纸之间有差距，同时又觉察到上海报纸和日文报、英文报之间有差距。“于是我便起了研究的心情，而知道有新闻学这一门的学术”。①在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的启蒙下，黄天鹏开始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继而又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和理论之间离得太远，于是，他萌生了发展新闻学术的思想，并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改进新闻纸的目的。
1、创办期刊，发展学术
1927年1月1日，由黄天鹏和他故乡的几位同志一起组织的纯粹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新闻学会。其简章明确规定：学会是“由对于新闻事业有志人士所组合纯粹学术团体”，学会“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②北京新闻学会还出版《新闻学刊》，“发行期刊，专以提倡此(新闻)学为事者，前此尚闻乎其未有也，有之则自新闻学刊始。”③
当时，为《新闻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有知名学者与报业活动家，如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胡政之等人。黄天鹏本人也为《新闻学刊》的发展付出了诸多艰辛，亲自撰写文章十余篇。这些学者与黄天鹏一起“于新闻学上各问题，条析缕分，竟委究源，务使其为学术化”。《新闻学刊》以高质量的论方博得了“社会之欢迎”，发行不到一年，“不胫而走，留心斯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④
1928年初，《新闻学刊》问世一年，黄天鹏便在《民国日报》主编了一个姊妹杂志《新闻周刊》。“《新闻学刊》周期较长，重点在‘学’；《新闻周刊》周期较短，于‘学’之外‘并重于新闻之报告，所谓新闻之新闻者是也’。”⑤《新闻周刊》出版四期后因故停刊。
1928年底，黄天鹏又将《新闻学刊》扩版改称为《报学杂志》。该刊于1929年3月创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黄天鹏主编的这三本杂志，成为我国新闻学术运动的中心刊物，同时也是我国最早一批新闻研究的专门刊物。除了主编这三本杂志外，黄天鹏为发展学术，普及新闻学还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论著散文报章新志，日就散佚湮没，其中不乏可存之作，殊负前贤之修，爱应同文之求，粗就行俊所积，选辑《新闻学论文集》。”⑥《新闻学论文集》汇集了当时散见于报刊上的有关新闻学的文章和论文。在这之后，黄天鹏又陆续整理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学演讲集》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为普及新闻学作了很大贡献，为当时的新闻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同时又为今人的研究作了资料整理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素材。对了解当时新闻学界的各种观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出版新闻学专著，普及新闻学
在读过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后，黄天鹏对新闻学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把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意见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新闻与新闻记者》（《天庐谈报》最初的蓝本）。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黄天鹏从事新闻学著述的处女之作。在这之后的五、六年，黄天鹏潜心研究学术，服务报馆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于是，对暮气沉沉的新闻界下了改革的决心。“我又觉得要从根本的改革，那非先提倡学术不可，非使他们知道改革的意义不可”。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的的书籍有：《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在《新闻学概要》中，黄天鹏强调了普及新闻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新闻学谁都有研究的必要”。在这里，黄天鹏已经意识到国民应该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人人都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新闻学知识。因此，在这一时期，黄天鹏致力于新闻学专著的出版，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当时，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所有新闻学著作中，仅黄天鹏一人编著的就有十几种，数量十分可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总计中国所有新闻学书廿余册中，我却编著了十几种，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经过我手制的占了十分之八，在量上自然可观，而质上我是十二分的惭愧，没有什么有力的贡献，不过在沉寂的新闻学界能够引起国人的注意和认识，而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一点我是引为的。”⑧他用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的决心。
二、首创报纸一版为要闻版
1928年底，黄天鹏在沪主持《申报》要闻笔政。1929年夏，黄天鹏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新闻学术会议，会后留学日本，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新闻学的留日学者。留日期间，他不仅勤于笔耕，写作了《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文学概论》，同时目睹了日本新闻事业的发达，得到许多精神上的鼓舞。“这个时期东邻新闻学术的兴盛，新闻事业的发达，给我许多的鼓励。我觉得以彼例我，中国新闻事业的确是最有希望，最有可为的大事业，只期待着我们来发展，我们去努力。”⑨在当时，日本新闻事业较我国的更为发达，新闻学术发展也更为蓬勃。黄天鹏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同时，也有志于“以彼例我”，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
1930年秋，黄天鹏回到上海。因为其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黄天鹏被聘为《时事新报》的通讯部主任，以函授方式训练该报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和记者。在培训通讯员和记者的同时，他想方设法对《时事新报》的版式进行革新，以尽可能的吸引读者。在此之前，中国报纸第一版的内容编排是随意的，既有重大新闻，也有一般时事，还包括声明、启事、广告等方面的其他内容。因此，黄天鹏将其在日本所学到的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借鉴日本报纸的版式在我国首次将第一版改为国内外及地方要闻版，使读者一拿起报纸，就对当天的国内外要闻一目了然。这一革新，使《时事新报》焕然一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⑩
参考文献
①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2
②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北京新闻学会纪略》[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③④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吴（贯因）序》[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⑤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周刊发刊词》[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⑥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新闻运动之回顾》[M].上海联合书店，l930
⑦⑧⑨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4、76
⑩黄羡章：《潮汕民国人物评传・黄天鹏――我国现代新闻学的勇敢拓荒人和默默耕耘者》[M].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
（作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新闻学专业研究生）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闻学 理论研究 新闻 新闻媒体 舆论监督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2－0055－02
在新闻学理论研究领域，一直有许多问题存在分歧，学界对此已进行过多番探讨，诸方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近来，复旦大学的童兵教授在《围绕“五论”的六十年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学理论研究管窥》[1]一文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有争议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研究，颇有见地。此文可谓为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理清了阶段性的思路，并对今后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有着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迪。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对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来讲，必要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澄清问题，而且能够推动学术交流与争鸣，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基于此，笔者在考察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当前研究热点的基础之上，认为当前中国新闻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些问题仍然极有商榷与深化的必要。比如，新闻的定义与时代性拓展，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下面，笔者就这两个问题的源起，当前学界的主要观点等方面一一展开论列，并略抒已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关于新闻定义的探讨与见解
对于新闻定义的探讨，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问题。1919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者，乃多数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2]，首倡“事实说”；40年代，陆定一又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3]，开创“报道说”。与此同时，围绕着此问题，学界展开了争论，尤其是80年代之后，兴起了探讨的热潮，各种新观点纷至沓来，直至今日，亦未成定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继续对新闻的定义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作时代性的拓展尤有意义。
在诸多争鸣的观点中，除了上文列举的徐氏和陆氏定义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新闻是最近报道的事情”“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4]，等等。其他还比较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如：胡乔木的“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范长江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5]等观点，思维模式亦与徐宝璜的“事实说”相同。
概而言之，多数学者持“报道说”“信息说”“事实说”。近期，武汉大学李卓均教授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为受众关注的事实的信息”；安徽大学必峰教授提出“新闻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等新闻定义也跳不过上述“三说”。吴高福教授则另辟蹊径，提出了“意识形态说”，认为“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报道新闻事实，并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以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关于新闻的定义是观点纷争，至今未形成定论。
本人认为，目前关于新闻的定义尽管大多体现着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能给新闻定义做出科学的界定与解读。给新闻下定义应把握新闻的本质，指出能成为新闻的信息应必须具有的特征。就最为盛行的陆氏定义而言，新闻应是独立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报道与否而存在或消亡。一如著名学者胡兴荣所言，“事实不会因为新闻传播者不报道而消失，也不会因为新闻传播者的加工而改变本来的面貌”[6]。因此，不将新闻与新闻报道区分开来，不仅很难对新闻进行准确定义，而且极易导致新闻学出现很多原理与概念的混乱，使之偏离学术逻辑正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在分析上述种种观点并基于对新闻本质的思考，且受教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秦志希教授的新闻学原理课堂的基础上，笔者大胆对新闻定义做出如下新探索：
其一，新闻须是可被人感知和传播的，但又不是传播报道本身，而是传播或者报道的事实所包含的信息。其二，新闻不是客观事实本身，未经人感知的自在事实只是新闻的资料。即使事实被感知和传播，如果其本身不包含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亦不能成为新闻。其三，新闻不是报道的文本本身，媒介上的文本中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才能称为新闻。其四，新闻不一定是新近发生的，也应包括以前发生但新近被发现的信息。其五，新闻不存在真实不真实及倾向性问题，新闻本身没有立场。是否真实及倾向问题，是就新闻报道而言的。其六，新闻应具有新闻价值，而新闻为受众所关注的程度，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
综上，笔者对新闻的定义持“信息说”，并认为应从新闻的属性去思考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可被人感知和传播并为受众所关注的事实的信息。
二、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舆论监督关系问题的研究及见解
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舆论监督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比较敏感和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也曾以报刊的使命为例，比较经典地阐释了两者之间应当保持的关系，即媒体“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他的以上所言对于我们反思中国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本质关系，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深入研究并探讨我国新闻媒体应当如何与政府建立并保持舆论监督关系，极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舆论监督，也可以称为媒体监督，指的是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公民）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所进行的监督，是当前学界讨论颇多的一个话题。其实质在于，维护公民的全部权利，代行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中的表达权利与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但提起中国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却是计划经济时代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是时，新闻媒体是政府的组成部门，完全对政府负责，是政府的传声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新闻媒体方从政府部门中脱离出来，在名义上成为独立机构，对政府行使监督之责。此点有类于西方。
然而，中外媒体在报道重点上却颇有差异。西方媒体素以“社会第四权力”自居，自称是独立于司法、行政、立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最大的功能在于为纳税人服务，无情地揭露黑暗。中国媒体则始终把自己的职能建构在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认为事业与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因此，西方新闻界将其报纸谑称“乌鸦”，并附雅号“喜鹊”于中国报纸。
当前，围绕着舆论监督，学界主要就其实质性展开了争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媒体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在全世界恐怕都罕见的机制：完全党有党营或国有国营的有限商业运作。在政治上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没有多少自由报道和评论国家一级公共事务的权利。”（转引于新华网：《新世纪的舆论监督》，2007年8月10日）实际即认为，中国媒体的监督徒有虚名，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根本无法代表民意发出呼声。另有学者则认为，媒体监督对于市场经济意义重大，是其必要的制度机制，离开新闻媒体，中国难以实现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舆论监督是反腐利器，可以有效推动公共政策的进程，对社会转型可以起到辅助、保护、守望的建设性作用。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过程。首先是电视媒体确立了在监督中的强势地位，此阶段（2001～2002）电视的影响力特别突出，在政府和民众中影响广泛。央视栏目《焦点访谈》称为“焦青天”就是明证。第二阶段（2003～2004），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形成小高潮。此期，官方对舆论监督采取的态度尤为宽容，甚至主张大幅增加舆论监督报道的数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大学生孙志刚死亡案和全世界关注的SARS事件。第三阶段（2004～），限制政治性批评与时评的崛起。主要特点为，限制批评党政系统和官员，尤其是禁止媒体进行跨地区的舆论监督。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因具有很强的公众震慑力而使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其他监督方式。然而，目前中国媒体舆论监督效果有限、监督力度不够，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缺失。在近几年中国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中，新闻界的败诉率在30%。这里有部分媒体舆论监督不当的因素，也说明了舆论监督承担着重大的法律责任，但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媒体这种特殊资源在现阶段的中国尚未被充分认识与挖掘。但是，中国舆论监督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有效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显现。不少人士越来越意识到在大力发展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下，建设公共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舆论监督承载着公众的巨大利益和高度期待。曾有不少官员指出，“我们要感谢舆论监督，只要舆论监督是真实客观的，我们就要认真整改”，等等。因此，中国舆论监督的前景是明朗的，但有赖于政治、市场和公共领域的共同推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媒体监督要坚持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并最终将焦点聚集于如何实现其有效运作。在实施方法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逐步改善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
首先，将新闻媒体行业从行政、事业编制中剥离出来，放入市场中进行良性竞争，使其发展壮大。避免新闻媒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使其处于独立地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权与揭露、谏言的话语权。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逐渐实现舆论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与程序化。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等法律，并在其中明确保障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从事舆论监督的权力与空间。
再次，对于媒体监督，政府要采取认可、支持，并在必要情况下予以配合的态度。允许新闻媒体发出不同声音，对同一事物发表不同的看法。因为世界是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批评的角度也是多方位的，不能强求统一；一片赞歌背后往往是虚假。
第四，明确并完善媒体监督的负责对象。即，媒体监督应当对社会负责，对百姓负责。不能人云亦云，要多批评，多提建设性意见或建议，惟有如此，才会真正有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
第五，培养思想过硬，思维敏锐与业务能力强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不断为舆论监督系统输入新鲜血液。
三、结论
上文中，笔者探讨了新闻定义的时代性拓展和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舆论监督关系问题。上述新闻理论问题的争议有见仁见智的合理性，但也暴露出新闻学理论研究缺乏应有的学术规范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进行新闻学理论研究首先应明确自我角色，科学遵循应有的学术规范，摆脱对政治话语的依附；其次，要注重理论内部的逻辑关联，避免出现悖论和冲突，并将比较思维引入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在研究中纵比古今横比中外；再次，应在保持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专业性的同时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且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外来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其对于我们构建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的辅助作用；最后，对于新闻理论研究者来说，要耐得住寂寞，有毅力与恒心投入到长期的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去，为不断深化、拓展新闻理论研究提供最有价值的原创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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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长江.通讯与论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陈力丹：我国的舆论调查和研究开始于辛亥革命时期，仅比美国晚十几年。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1947）和《解放日报》（1941-1947）也都有过多次规模很大的读者调查。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最早的一次调查是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陈韵昭老师组织的。1980年，郑北渭编辑的《世界新闻事业》第3期摘编了美国学者伯纳德・亨奈西《舆论》一书的内容。1981年8月，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出版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2期发表了我的一篇小文章《驴和它背上的麻袋――马克思谈报刊与舆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篇关于舆论的研究文章。但我知道，就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深度来看，最早研究舆论的不是我，而是1978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的同宿舍同学李祖兴，他的毕业论文是《重视舆论的调节作用》。那时候研究材料非常少，他在努力找寻各种材料的同时，经常和我们讨论舆论学的问题。
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写作《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其中第四讲“新闻事业与舆论”（1.5万字）的作者就是李祖兴，这篇文章的写作基础是他的硕士论文，早于我的小文章。现在很多关于舆论的认识，这篇文章都已经涉及。这篇文章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历史上，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现在没有人知道这篇文章。
还有我的老师林珊，不应该忘记她。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刷出版了林老师翻译的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当时书名《舆论学》），该书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李普曼的这本书又有多种翻译版本，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舆论学影响非常大。
1983年以后关于舆论学的文章逐渐多起来，1988年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出版的《基础舆论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具有理论上填补空白的意义。后来刘教授出版了七八部舆论学的著作。1993年他主编了《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我是副主编之一。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那本《天理民心》，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舆论史的论著，本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因人为作梗而未通过评审。刘教授自己联系出版后，该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他的集大成论著，我认为是2002年出版的硬壳大开本的《社会舆论原理》。
这里特别要提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本舆论学著作，即1989年出版的孟小平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由于当时出版书很困难，他不得不把他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纳入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一套关于公共关系的丛书。孟小平是1982年北京媒体受众调查的参与者，他对舆论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尤其是他提到的舆论八要素。2003年他不幸因车祸在温哥华逝世。
1994年我承担了一项关于舆论导向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想研究的是舆论学原理，不是舆论导向，但连续两次申报舆论学原理的选题均得不到批准，只好沿着舆论导向的主旋律思路申报。那时候出版书是比较困难的，直到1999年课题的成果才得以出版，即我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总共3万元的课题费我给出版社1万元，还没有稿费。这本书出版以后很成功，连续6次印刷以后，责编退休，后来不知道又印了多少次。该书在2012年全国图书引证排名中，列为新闻传播学界引证最多的前十名之九。
1993年，喻国明、刘夏阳的《中国民意研究》给了我一些启示，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缺憾是这本书不是系统论述的著作。2001年喻国明的《解构民意》一书，全面研究了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版了多部舆论学论著和教材，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静的《舆论学概论》。
记者：目前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应该怎样认识舆论学研究这门学科？
陈力丹：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面对舆论和舆情之时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这会影响我们对舆论形势的正确判断。例如“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说法，显然不知道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这一关于舆论的基本认识。如何对待公众的意见，还涉及我们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做到“党性人民性相一致”。
舆论的不一律应该是舆论的常态，也是社会精神生态平衡所必须的。曾说：“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记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舆论调查是进行舆论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我国的舆论调查工作做得怎么样？
陈力丹：学者们在对舆论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舆论调查也在中国逐渐得到了普及。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舆论调查是在1980年1月，就是前面提到的复旦大学郑北渭、陈韵昭老师组织的，他们让学生在上海随机发放问卷，调查人们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受审的消息。1981年，《天津日报》发放2万份读者调查问卷，以弄清报纸读者的结构。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首都新闻学会）举行首次读者研究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作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发言，为随后的中国受众研究确定了基调。1982年4月9日，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了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组，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担任组长，调查组实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分析受众调查数据的调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986年5月，第一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黄山培训中心举行。1986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30周年，总编辑谭文瑞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展全国读者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有55%的读者在问卷上写了书面意见，调查组还写了28份简报。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甘惜分教授为首任所长，他第二年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改革”的建议。
1988年春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展望”的调查，影响很大。这是我国首次高层次舆论调查。紧接着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88年3月开展的对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调查，这是第二次高层舆论调查。
1989年3月，中央宣传部在西山培训中心举办“新闻传播调查方法培训班”，为普及舆论调查请美国传播学教授威S尔（David Weaver）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籍客座女教授英健（Janice Engsberg，1948-2014）授课。
1990年以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为主，进行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调查、“新闻传播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的系列调查。1994年，陈崇山主持了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舆论调查。以后的舆论调查，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种工作常态。
1992年5月，第二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甘惜分老师也参加了。2001年9月，第三次受众研究研讨会由我组织，在河北大学召开，出版了论文集《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
随着陈崇山1993年退休，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从90年代中期以后，替代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舆论调查中的全国领军地位，紧跟传播网络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调查，在调查手段和理论深度上多有创新，喻国明成为新一代我国舆论调查和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记者：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一直以来坚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实证调查，在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效，您认为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体现了什么特色，对未来的舆论学研究有什么借鉴意义？
陈力丹：最近这30年，我国的舆论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方法和研究手段都在与时俱进，例如采用了“眼动仪”这样微观的先进测量方法，但从如此多样的调查中，却没有产生较高水平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的论著。人们忙于眼下一个又一个既有物质利益又有好名誉的调查机会，无暇进行理论建树。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和各方面的舆论调查，呈现一种学术发展的不协调状态。具体的舆论调查越来越精细、角度也很多样化，但舆论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滞后。
我那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所以被引证很高，不是由于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由于没有适合被引证（或适合学习）的理论性论著。这个时期虽然出版了较多的舆论学论著，但舆论学的理论建构脱离现实的舆论调查，与现实较为贴近且具有学术性研究的论著不多。一些论著根据经验搭建的研究框架和创造的术语，多数得不到本学科和国际舆论学界的承认。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那本我都觉得没什么的书，相对而言就显得抢眼了。
记者：在党中央“网络强国”战略的指引下，舆情研究的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请您分析一下今后舆论研究发展的方向。
陈力丹：现在的网络舆论调查，其形式和手段与传统的调查已经天壤之别，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如何科学地推及整体这个关键问题，现在尚没有有效的解决路径，各种网上调查公司宣称可以推及整体的保证，都带有广告性质而不具有科学性。我希望能有一批而不是一本国人的舆论学理论著作超越我，得以指导网络时代的舆论调查。
在对舆论的认识上，我们也需要具有科学的认识。舆论是公众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意见集合，会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个“势”指的就是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显然，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和引导舆论的前提，忽略了这个前提，对舆论的研究和对舆情分析的运用就可能走偏，甚至把舆论、舆情视为敌人。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即人民。必须在尊重人民、爱护人民的前提下，引导人民和他们的意见、情绪。关于党与人民的关系，在纪念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庄严宣布：“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的政党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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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总体来看，我国关于新闻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研究性教学”的比较少，大多是集中在“案例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改革”这两大研究领域，这与开展研究性教学程序较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有效范式可供借鉴，如果实践效果不好往往得不偿失有关。当然，也有一些涉及新闻学课程改革的论文提及研究性教学，但只是作为论文中提出建议的一部分，没有对研究性教学的具体开展进行详细论述。可见，探讨研究性教学在新闻学相关课程中的应用，不仅能够弥补学术研究上的缺憾，还有利于教师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培养他们适应新闻行业岗位实际的技能，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内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提出“问题教学法”，倡导“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这为研究性教学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能力为目标，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教学情境，鼓励和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通过对研究内容的深刻认识，产生新的观点，完善个人认知体系。“研究”的核心在于创新性思维。
新闻策划是新闻学的专业课程，重在阐述新闻报道策划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认识新闻策划在现实新闻行业中的具体实施，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本门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其天然的优势，也更利于教师以此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将研究性教学循序渐进地拓展到其他课程。
二当前新闻策划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课程教学缺乏实践环节
与新闻写作、新闻评论学等课程不同，本门课程的实践必须有专业平台的支撑。有些教师对于“实践”的理解，就是让学生对某个活动进行新闻策划并形成策划文书，但这样的策划方案必须经过媒介实体来检验，然而这是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得到执行的，也就无法验证它的可行性或执行效度，仅凭教师的主观认定来判断新闻策划方案的优劣，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新闻行业的从业经历，缺乏实践经验和对新闻实务的直观感觉，只能从理论上来判定，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对新闻策划的深入理解。
（二）缺少与其他课程的结合
很多教师把新闻策划上成一门偏重理论的课程，只注重新闻策划单方面知识的讲解，与之前教授过的课程断裂开来。新闻策划与新闻采访写作、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一次新闻策划依赖众多的新闻写作才能实现，而很多新闻策划行为的深层次动因都可以从传播学理论上追根溯源。通过现有的教学模式，学生能够学会“怎样进行新闻策划”，但对“为什么要这样进行新闻策划”缺乏理论层面上的理解，同时对“在新闻写作中怎样表现策划的意图”这样的细节缺乏感知。
三新闻策划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实践
（一）结合传播学理论讲授新闻策划的重点知识
在传统教学中，理论教学占据了绝大部分课时，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要精简理论的讲授，把重点提炼出来，留更多的课时用于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而在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将之前已经教授过的传播学理论与新闻策划的知识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回顾和巩固所学知识，另一方面能让学生从理论的层面加深对新闻策划的认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了解，为稍后将要开展的案例分析和策划实践奠定基础。
在实践中，笔者将“新闻策划的原则”“新闻策划的选题确定”“新闻策划的评价”“新闻策划的方案制订”作为讲解的重点；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对会议报道策划、典型报道策划、突发事件报道策划进行详细分析；开设两个专题研究，即“新闻策划与媒介经营”和“新闻策划与炒作”；在讲授过程中融入的传播学理论包括议程的设置、沉默的螺旋、培养分析、社会责任论、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同时介绍比较值得深思的观点，如“娱乐至死”、“危机传播”，以拓宽学生的视野。至于如何将传播学理论与新闻策划案例结合起来，则需要教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选择案例的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范式。
（二）运用理论进行案例分析
在这个环节，学生正式进入新闻策划研究性学习的自主阶段，研究任务则是对报纸或网络上的某一新闻策划专题进行评述。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学生自由组合，每组成员6～8名，设一名小组长，小组内经过协商合理分工。学生选取的案例不限时效性，近年内比较成功的新闻策划都可以作为分析对象，教师引导学生从事件背景、栏目规划、文本内容、版面编排、整体效果、媒介经营等方面对该策划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新闻学或传播学的理论对其分析。另外，教师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提出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能想出怎样的措施来完善这个策划。在这个环节，学生要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以研究的形式来开展学习，教师可以鼓励他们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对该策划进行完善。这样，学生就能初步尝试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的地位，而教师只是一名指导者、引路人。
这个环节的任务必须提前布置，教师理论讲解结束后，马上进入案例分析的课程模块。每次课安排一组学生讲述对某新闻策划的分析，每位成员都必须上台发言，发言的内容在小组内分工确定，一般由小组长进行综述。该小组的评述结束后，由其他组的组员进行评价和补充，最后是教师评价。教师的评价要以鼓励为主，对于理论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要及时指出，以便学生在稍后的实践环节中完善。
（三）提供新闻策划实践的平台
很多高校对“新闻策划”课程的实践环节重视不够，往往以学生写一份策划方案为考核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缺少新闻策划的平台。对此，要动用多方资源，确保学生新闻策划的实践得到落实。笔者与校报编辑部联系，遇到校园大事件时，请校报编辑为新闻专业的学生预留一个版面，用于他们实施新闻策划。学生策划的新闻专题可以包括新生军训、校园运动会、社团活动、节日庆典，甚至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校园好声音”活动等，这些都是学生喜闻乐见或熟悉的活动，能够激发他们开展新闻策划的热情。完成的方式依然是小组合作，成员与案例分析环节相同，小组间相互沟通协调，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策划，每次策划的实现形式就是在校报刊登一个专版，从栏目的设置和版面的安排，再到新闻稿件的采写，均由学生自己完成。这样，学生不仅能完成新闻策划的实践，还能复习新闻写作的知识。
学生对于此次校园新闻专题的策划，必须经过调查和可行性分析，这是开展研究的必经环节，调查报告成果同样是作为实践考核的一部分。在实施新闻策划前，学生要对在校的老师、同学进行问卷调查，以利于在策划时根据受众的爱好和需求调整报道策略和版面设置。新闻专题刊登后，还要在校园范围内收集反馈信息，总结此次新闻策划的得与失。在这个阶段，学生充分经历了一次小型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只有经过实证调研以及行为分析，即有了理论研究的基础，新闻策划才能有明确的指向，实施效果才会更好。
（四）创建课程微博，利于日常指导
因为新闻策划实践的很多活动必须在课外进行，为确保学生遇到疑问时能及时得到解惑，在上课之初就创建一个课程微博，由教师进行日常管理。学生在理论学习、案例分析、新闻策划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疑问，都可以求助，教师要每天固定时间查看微博，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确保学生的研究性学习顺利开展。另外，教师要勤于更新课程微博，内容可以是转发媒体微博或名人微博对于最近热门时事的见解，也可以是自己对某报纸或网站专题策划的看法，表达自己的体会，与学生分享对事件的认知，或对于相关新闻策划的理解，引导学生进行多元化思考，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灵感，形成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五）考核方式的改革
研究性教学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意识，因此传统闭卷考试的终结性评价必须改革，转为形成性的评价方式，平时表现、案例分析报告、作品质量、调查研究的报告组成考核的四个内容，权重分别为20%、20%、40%、20%，作品即实践环节的校报专版。考核的主体也由传统单一的教师评价，改为小组自评、组间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主要根据各评价指标的创新性和整体效果进行评价。采用这样的评价方式，才能合理反映学生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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