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表达对媒介公共性的疏离

【摘 要】新媒体融合开创了自媒体时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初见端倪。新媒体技术优势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实现了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同时也对媒介的公共性产生破坏。自媒体技术的限制,非理性的话语表达,对媒介公共性产生了疏离。

【关键词】自媒体 公共性 非理性

随着媒介融合的程度加深,自媒体开始展现出其魅力,为公民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更有效的渠道。自媒体是最具个人色彩的媒体形式。“自媒体”(we media)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2003年7月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在这份报告里,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斯两位作者提出了“自媒体”概念,并对自媒体下了一个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大,与全球知识体系连接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①中国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较去年底增幅6.1%,而其中微博用户以208.9%的惊人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增长到1.95亿,成为用户量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中国社科院的《新媒体发展状况报告(2011)》显示,在2010年50起重大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引爆了信源革命,为公民的自我表达提供更大的自由度,真正开创了传播的个人主义时代。

而在现代社会,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一直被视为公共话语讲述的重要载体,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哈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相关主张。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公共领域是指“允许市民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以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的地方。公共领域向公众开放,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在这块地方自由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任何事务”。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观念”可得出这几层含义:一是公共性即为初始的理性启蒙与反思;二是公共性是开放的,在沟通领域内是公之于众的;三是公共性具有促成建构规范化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动力功能。归根到底,公共性就是一个批判性问题,面对的都是公共领域各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此意义上进行民主化商议,以最终形成公共意志,将公共权力排除在外,满足个体利益诉求,维护普适性价值观。②

自媒体所提供的表达形式为公民自我表达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实践着哈贝马斯所讲的话语民主,即公民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平等对话并最终形成共识。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出现大量社会秩序失调,社会道德失范,利益分配失衡的现象,公众表达需求强烈。自媒体这一技术化手段,使得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更加直接和畅通,既满足公众的知情和参与要求,又构成强大舆论促成事件的披露和解决,凝聚社会力量促成社会的有机整合和良性发展。然而,自媒体表达并不总是公共领域与私人利益的理性表达,其表达的随意性、不负责任性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对媒介公共性产生疏离作用。

一、技术手段削弱参与主体代表性

首先,互联网的架构与铺设及普及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有限的,自媒体表达参与并不能够覆盖全体国民,知情权与参与权呈现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虽然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公众参与的方式越来越简单化,但是总有一些人因为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民之外,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人丧失了利用网络表达的机会。媒介公共性的真谛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运用媒介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表达自我利益,而网络技术对公众参与的限制从本质上削弱了参与主体的代表性。直接导致了缺乏技术的弱势群体集体失声,甚至是通过其他群体以各种方式“被表达”,这些方式往往是戏谑的,排斥的或者“伪同情”的,这不仅不能促成问题的表达和解决,而且会造成更消极的后果。例如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存在某种意识),往往被视为不被城市接纳的异类,得不到现实的尊重。即使是作为劳动者和建设者也只是出现在某些颁奖典礼上,听着主持人们语焉不详的台词。表达群体的失衡削弱了主体参与的代表性。其次,网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和仿拟的界限”。这必然弱化了表达者的主体性,暗暗消解了表达者的理性。例如2011年的网络疯传的金庸去世的消息,噱头惊人,跟帖转帖者无数。最后谣言澄清,但仍未有避免的方法。传播个人主义导致个人为追求更高的关注度和点击率,从标题上做文章,在内容上挖新奇,通过少量原创和大量转载获得更大影响力,消弭了媒体公共性的初衷。

二、非理性网络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是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其最核心的表现是极端地推崇底层的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平民自我表达成为可能,极大地颠覆了传统话语权,开启了“平民时代”、“草根时代”。尤其是微博的出现,其迅速、便捷的传播方式,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话题和消息的来源。但是网络空间的随意与失序,也使得这种自由成为围观戏谑的狂欢,乌合之众的畅想,群体极化的宣扬。这种非理性的网络表达有违媒体公共性的本质,走向另一种极端。

1、“去中心化”后的娱乐化倾向

媒介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媒介的公共服务职能,还体现于“公共讲席”与“公共论坛”。即公众可以通过媒介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管理。自媒体出现之前,传统媒介作为倡导主流文化价值的工具,直接影响着公众的生活。但是传统媒介无法通过直接、快捷的互动,随时更新公众的意见和反应。开放的网络,发达的自媒体则不仅能传播主流文化和价值,而且可以作为公共平台为公众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使得非主流的、个性化的价值观得以展现。多元化的个人表达开启了一个否定话语中心和话语权威的时代。

然而,当网络极大地突破了传统表达平台的主流话语体系之后,却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四散奔离。网络传播内容鱼龙混杂,网民个人智趣各异,加之网络的匿名性和网民的从众性,使得“曲低和众”的娱乐心态盛行。在影响力前100的新浪微博中,娱乐明星、文化名人的微博占到80%,各种粉丝群更是将微博做为明星后援团的一大阵地。在谢娜和张杰婚礼现场,多家媒体微博关注,实时追踪,仅天娱传媒的微博转发量就达到了16647。反观各大媒体或时政微博则应和者寥寥。微博成为了明星们的秀场,而非公共领域的表达平台。即使是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也呈现戏谑的围观现象,形成全民娱乐化的局面。如“犀利哥”二度开发,使原本需要媒体、社会来关爱和帮助的当事人再度成为娱乐大众的“注意力产品”,偏离的舆论展现的是的“娱乐至死”的文化景观,对媒介的公共性造成极大的破坏。

2、话语强占导致网络暴力

话语强占是指“某种势力在当前的热点议题中,通过构建一种话语表达,形成表述框架,提供明确的观点、立场或立场的倾向性,以引发认同,造成不是真相胜似真相的效果,以引导舆论走向,实施话语表述的控制。”③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强占往往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对“社会不公”与“阶层对立”的共同想象,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并且通过贴标签、扣帽子、限制不同声音甚至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等方式实施多数人的暴政。话语强占就是一种网络暴力。广州老农的博客认为,网络暴力行为有以下特点:明显的暴力倾向;明显的攻击性;以一种执法者的形象出现;对当事人进行非法的伤害。在药家鑫案件及后续中,律师张显就利用公众的心理将微博为己所用,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案件审判之前,通过微博药家鑫为“军二代”的假信息,利用公众同情弱者的心理,激发网民的共同想象,虽然谣言被澄清,但已形成群体压力,对司法进行干预。在随后的赔款纷争中,张显与药父以微博为角斗场,强占道德高地,生命的意义被搁置,最终演化成一场利益争夺的闹剧。任何话语的背后往往有利益或立场作祟,而并非将公共利益作为目的,尤其在网络世界中,无代价的辱骂、揶揄、诽谤不仅不会带来惩罚甚至还会带来利益。话语掌控者的肆无忌惮,乌合之众的一致叫嚣,最终造成公共自由空间的毁灭。

自媒体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平台,网络世界成为最接近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的构建不仅需要社会文明的进步、伦理道德的提高,而且需要所有公民智识的全面提升。在自主的网络空间里,保持理性的思维,在自我表达的同时尊重他人。在公共性的基础上,保证坚守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从而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优势,完善个人表达,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①潘祥辉,《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当代传播》,2011(6)

②王小杨,《新媒体融合与公民社会建构》,《网络传播》,2011(10)

③陈龙,《话语强占: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实践》,《国际新闻界》,2011(5)

(作者: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