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学界的前沿对话

2007年10月18日至19日，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普渡大学全球传播研究中心、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暨全球传播学会大会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多位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围绕“全球传播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理性思辨的激烈碰撞中启迪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由于与会论文数量较多，笔者拟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前沿话题做一回顾和梳理。

全球传播的困境和出路

关于全球传播的现状，与会者主要是关注全球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媒体奇观、传播压迫、国家形象的建构、全球传播的霸权主义以及传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等问题，部分与会者还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Douglas Kellner教授探讨了全球化和媒体奇观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媒体奇观在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事件通常是通过传播媒介以媒体奇观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媒体因国家利益或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奇观。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新闻和信息正在逐渐地作为媒体奇观而被建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Debra Bergoffen教授、Kathalene A. Razzano博士、Fan Yang博士和美利坚大学的Loubna H. Skalli博士在《见证的权利：21世纪的传播压迫》中提出了“见证的权利”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受到压迫、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和个人不得不见证他们自己受压迫的机会。她们认为，见证的权利包含了通过媒介化的或公共形式的机制传播个人受压迫的经历，个人受压迫的经历可以通过广播、录音机等传统媒介形式以及电子邮件、博客等新媒介形式进行传播，但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形式的权利。在她们看来，把见证的权利看成一项基本的人权可以为全球传播研究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全球发展的重要一翼，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在全球传播中的弱势地位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偏见这样一个现状，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的刘康教授就如何打造中国国际形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媒在打造自我形象的时候，依然是用单调和陈旧的“外宣”手段，从比较狭隘的角度来做自我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或者丰富多彩化，而因循固有的对外宣传模式的中国传媒，在把握和表述这种多元化方面是很欠缺的。他建议应该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两方面重视丰富多彩和多元的中国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希光教授在发言中则提到了亚洲形象的塑造问题。他认为，亚洲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亚洲形象似乎不仅受到经济的影响，而且受到全球媒体根据政策所设定的议题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亚洲的形象比较模糊，亚洲国家应该使自己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这需要亚洲媒体做出更大的努力。全球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拥有文化的多元性。亚洲媒体如果能够独立地设置自己的议程，那么就能促进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融合和增进彼此之间的共识，从而推动我们的亚洲形象，让世界了解亚洲、认识亚洲。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Antonio Castillo教授通过对Telesur电视台的传播过程、传播动力和媒介策略的分析，深入阐释了Telesur电视台为寻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在他看来，Telesur电视台是传播拉丁美洲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加强拉丁美洲融合的一种媒介外交手段，作为对美国在此地区霸权主义的一种抗衡。

德国汉堡大学媒介学院新闻系的Steffen Burkhardt教授认为媒介丑闻是全球传播时代的一种有趣现象，有着广泛的影响。媒介丑闻通过让受众思考社会中的道德角色，并采取自己的立场，从而对受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美国希望学院的Deirdre D. Johnston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Nick Couldry教授也深入探讨了有关全球媒介伦理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院的Stephen Reese教授和Jia Dai博士探讨了博客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她们认为公众参与博客不仅是娱乐消费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中国的十大名人博客和十大市民博客进行定量分析，她们指出，博客的出现无形中为博客参与者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空间，博客参与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对特定的形势进行反思，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民主的基础。同时，她们认为博客参与者每天正以微小的方式培养一种市民精神，也正是这种弥漫在博客领域里的市民精神最终将带来民主的革命。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Hart Cohen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超越媒介形式的新传播生态和利益社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数字媒介连同媒介融合、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在全球和地方媒介社区中创造了新的形态。当下的网络媒体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体生产、分配和销售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形式，出现了网络化的媒介形式，而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相应的设施展示出来的。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黄升民教授通过对数字传媒时代家庭与个人信息接触行为的考察，认为重聚是透析信息行为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重聚的本质在于在大众市场呈现碎片化的情况下将受众重新聚集起来，既要紧扣受众特质，又要形成相对的规模。因此，受众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特性尤为重要，这些特性便成为重新聚合的基础和纽带。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系的Orayb Najjar副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网络电台的创办历程。同时，他对20世纪早期电台和21世纪的网络电台的发展进行了对比，并且就网络电台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传播研究系的Hana S.Noor Al-Deen博士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的媒介时代，图像能够传递丰富的情感信息，一幅好的图像更是说服公众的强大武器。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图像经常被处理、操纵来误导公众。在她看来，图像操纵不仅是对媒体公正的严重威胁，同时也是影响个人的强大工具。

另外，一些与会者还就新媒体的运用及其传播效果进行了探讨。例如，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的Rainer Winter教授主张利用网络传播手段建构起一个跨国公共领域；美国沙迦大学大众传播系的Mahboub Hashem教授探讨了传播新技术在美国向中东海湾国家移植高等教育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乔木副教授则以手机短信为例，具体探讨了新型传播手段（途径）在信息控制背景下的政治影响。

全球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罗以澄教授、吕尚彬教授对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报纸角色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渐进式改革这一背景之下，报纸媒介与社会场域双向互动，导致报纸正在进行角色转型。而建构报纸的公共性和公共类报纸种群，整合报纸角色，这是报纸角色转型的应循路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刘琛副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爱尔兰大众传媒的转型研究》一文中，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三个控制因素入手，阐释了全球化背景下爱尔兰大众传播政策、传媒经济结构，及其流行文化的变迁对爱尔兰大众传媒转型的影响，并分析了这种转型的性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的郭光华教授以广东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为例，探讨了民生新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转向问题。在他看来，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出现了三个转向：对受众的态度从迎合转入引导；同政府的关系由“背靠背”到“面对面”；栏目自身的定位由混沌走向明晰。据此，他认为“后民生新闻”时代已经到来，所谓“后民生新闻”，是以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不和谐现象为思考起点，以呼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来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为己任，在关注关心民生的基础上，注重对百姓生活中不文明现象的正确引导。

台湾政治大学的彭芸教授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传媒产业都面临着来自网络化的挑战，而台湾的传媒产业也不例外。通过对台湾电视和报纸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未来三年，台湾电视媒体产业发展将会面临的挑战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品牌竞争力、栏目包装、质量保证、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技术整合，而报纸产业发展将会面临的挑战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栏目包装、品牌竞争力、质量保证、储蓄金和成本控制、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另外，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传媒产业的聚合或重组问题。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Ying Lei教授从价值链的视角探讨了传媒产业的聚合度问题，并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的核心角色；而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Ya-Ching Lee教授则探讨了 IT的使用及其在媒介产业重组过程中的功能。

研讨会的其他相关议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邵培仁教授在《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一文中梳理了北美在生态学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人物和主要的思想理论，一共整合成十种理论，即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

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教授回顾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30年历程，在他看来，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后十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和吸收，近10年是传播学的本土建构。他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初步形成了四大学术群：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术群、新闻传播媒介市场化产业化学术群、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和价值重构学术群和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参照进行传播学本土建构学术群。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的罗世宏教授对台湾低收入家庭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印证了他所提出的预设，即信息贫穷、社会排斥和公民参与这三者之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彼此却至少有互相强化的状况。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柏铨教授探讨了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公众舆论问题，他认为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公众舆论是积极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的舆论，其特征是：舆论中的积极因素得以弘扬，消极因素受贬抑、被消解。在他看来，积极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的公众舆论并不是“众口一词”或“异口同声”，而是允许“不一律”舆论与“一律”舆论共同存在。

另外，这次会议还宣布成立了全球传播学会，并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后5年将分别在阿曼、印度、莫斯科、澳大利亚和伊朗举行。除此之外，该学会还将出版发行一系列传播学学术著作和刊物，建立传播学学术网站，这些举措必将对全球传播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