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思想初探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章是鲁迅1907年所作，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当时鲁迅以平和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针对要打破人类诞生的各种神话，还人以自然面目，为人类平等做理论上的铺垫，鲁迅撰写了《人之历史》，叙述了西方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发现。为了打开国人在科学领域的视野，他撰写了《科学史教篇》遍述西方探索自然奥秘方法的演进史以及西方的科学成果。为了培养独立、自尊、自由、自觉的国民精神，建立健全的人格，激励国人革命和改革的决心，他撰写了《摩罗诗力说》，提倡意在反抗旧秩序的新文艺。为了清理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的余波和保皇派的政治主张，他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在思想上廓清了文化的迷雾。这些文章的思想主旨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化的出路在于“立人”，即培养具备自觉意识、理性精神、独立自主、自由自尊、平等人格的现代人。它们奠定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基础，也是鲁迅早期对中国文化出路，即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所做的思考。从鲁迅广泛的撰述来看，他实践了他所说的“立人”的启蒙。

鲁迅的早期思想有其文化渊源。在考察了西方文明的轨迹之后，他认为各种文化各个时期的文化都有其偏执的一面。这是因为每一时期的文化都是继承批判了前一时期的文化才产生的，而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文化偏至论》)但文明必须具备自觉意识才会扬弃自身的偏颇，克服自身的弊病，健康发展。而人是文明自身的载体，只有社会“日进于自觉”“才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文明才会乘风破浪向前演进。所以，鲁迅认为建设新文化的出路是“立人”，培养具有自觉意识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破旧秩序，建立自由民主人道的社会，推动社会全面的进步。其次，鲁迅这种始终以人为核心的文化观，也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相契合。

鲁迅思想的诞生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1907年的中国处于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失败，义和团被镇压。为瓜分中国，日俄于1905年在中国进行了一场争夺战，而清政府却宣称保持中立，同时加紧对国内革命党人进行镇压。在思想界，洋务运动的余波仍在鼓吹西方物质文明，而没有意识到西方物质主义的危害；康梁维新派变成了保皇派，挥舞着君主立宪的大旗；革命派思潮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号召人们满清帝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从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

鲁迅的“立人”思想正是针对前两种思潮而发的。为了批驳前两种思潮的谬误，鲁迅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根源进行了探索。他历寻其本，从欧洲宗教改革一直追踪到他生活的当下――20世纪初。他认识到近代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是西方人觉醒后才出现的。欧洲的宗教改革对于西方人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宗教改革前，“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文化偏至论》)。宗教改革使人们获得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使哲学和科学得到繁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新航路的开辟，商业和对外贸易活跃起来。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

“转轮(宗教改革)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现，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由此也。”

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之所以把宗教改革看作西方前进的枢纽，主要是看到了它对“立人”的特殊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宗教改革又引发了英法美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欧美逐渐进入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物质生产极大地繁荣起来。鲁迅评论道：“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可以这样说，欧洲从中世纪挣脱出来是人的理性的胜利，是人的理性觉醒的结果。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是“立人”的历史。

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探索的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出路，都在舍本求末，追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果实而非根本。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企图以兵事图存；实业救国者主张发展实业与列强进行商战；保皇派主张实行君主立治。然而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朝末年的旧中国对西方文明不仅隔膜，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下，改革既缺乏革新的动力和决心，又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往往是口号多于行动，私欲胜于邦国，致使改革屡遭挫折。他们推崇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文明，反而被物质主义的思想束缚住了。其结果是西方的种种弊端反而被当做先进的事物来学习，使中国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

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发展实业进行商战与实行君主立治主张，其图强的愿望是好的。可是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使中国人的理性往往被皇权的一纸圣谕扼杀。这正如西方的宗教法庭对理性的扼杀。伏尔泰面对宗教法庭对爱尔维修的指控和迫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凭一纸粗制滥造的文书(指宗教法庭的禁令)好歹签上个名，便胜过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不以皇权为准则，其结论则被看做是非圣枉法的，是大逆不道的，皇权就是真理的化身。清朝文字狱的残酷屠杀，使文人学士噤若寒蝉。学者的理性被禁锢，康德所说的文化启蒙即人们在一切事情上拥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就更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追求物质上的繁荣，社会的民主，似乎是缘木求鱼，找错了方向。

但立人的关键是人的觉醒，即“尊个性而张精神”。怎样才能促使人的觉醒呢?鲁迅认为人要获得自觉，必须具备文化自觉，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会通。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这是鲁迅针对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抱残守缺的文化主张，和“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文化偏至论》)的全盘西化论调，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文化主张。中国20世纪初文化探索的道路，证明鲁迅的文化观是合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不管是当时主张保存国粹的学衡派如梅光迪、吴宓等学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派如胡适等学者，他们以后的治学历程无不是在有意无意中走上了中西会通的治学道路。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追求文化自觉的努力。这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启蒙运动。鲁迅是当之无愧的文化旗手。

辛亥革命的成功深刻地说明“立人”的重要性，只有革命志士的觉醒，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清政府腐朽的封建统治才会被，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才至终结。但是辛亥革命最终的失败，袁世凯等封建余孽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后来的军阀割据，也说明了“立人”的艰巨性。正如康德所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类的自觉意识为了保卫人的尊严和自由，总是要不停地与偏见和愚昧作斗争。文化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曲折前进的，一切文化都不例外。由此看来，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西方近代物质主义的批判，正是源于这种深刻的洞见。可见立人之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之曲折，文化启蒙任重而道远。

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观，对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现代化“人”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深思。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