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鲁迅悲剧观比较性解读

摘要：文章通过王国维、鲁迅如何把握美学范畴的悲剧，理解两者的悲剧观，从悲剧的阐述、悲剧内外探源、悲剧性的把握及悲剧观成因四个方面对鲁迅、王国维的悲剧观进行解读，进而加深对悲剧本质的理解，同时，证明悲剧感的开启对直观悲剧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悲剧

悲剧根源

悲剧观

悲剧感王国维鲁迅

中图分类号：I 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5－0077－04

1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此后，王国维、鲁迅比较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有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陈思和的《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王国维、鲁迅比较论》，把王国维、鲁迅的比较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把握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思潮的一般规律；有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如王吉鹏、崔玉英的《鲁迅与王国维之比较》，从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上的差异比较两者的文论思想，指出在文学本质的认识和文艺创作过程中，鲁迅吸取王国维的优点且具有历史唯物观；有从性格分析入手的，如裴毅然的《也谈鲁迅与王国维》，分析了王、鲁两者的性格与学术方向的关系，反对扬鲁抑王的倾向，指出鲁、王的学术成绩各有千秋，鲁迅以实践长，王国维以理论胜；有从文化接受角度切入的，如宁群贤的《王国维与鲁迅的文化选择及精神悲剧比较论》，从文化选择的不同来把握鲁、王人生悲剧观的成因；也有从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孟泽的专著《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两位学者诗学的“两歧性”和“一致性”。

生命美学的代表人物潘知常在《为美学补“神性”：从王国维“接着讲”》一文中说：“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美学背景，以此为视界，我们不难从错综复杂的美学历史中寻觅到一个充盈着无限思想活力的美学谱系，一个重新理解美学传统的深刻思路，并且借以进而叩问未来美学的新的方向。”美学的新方向暂且不论，从美学的角度对王国维和鲁迅进行比较研究也算一种新的比较角度。笔者认为，通过对王国维、鲁迅悲剧观的解读，把握两位先生如何直面文艺美学范畴的悲剧，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悲剧的本质，进而理解悲剧感的开启对于直观悲剧本质的重要性。下文从悲剧的阐述、悲剧内外探源及悲剧性的把握、悲剧观成因四个方面来探究王国维、鲁迅是如何直面悲剧的。

一、悲剧阐释：欲望与价值

通过“欲望”与“价值”这两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理解王国维、鲁迅关于悲剧的阐述。王国维从生存的层面上思考悲剧的根源，用欲望连接生活与苦痛的必然性。鲁迅从价值关系属性人手，把人生的价值放进社会历史里面观察。

王国维把悲剧看成是由于生活之欲望造成的一种人生的痛苦。他对悲剧的阐述在《红楼梦》评论中集中表现出来。例如：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生活不能没有欲望，而欲望具有“性无厌”的特点，故苦痛滋生且伴随一生。王国维把悲剧产生的根源归根于“欲”。人生本身由各种欲望构成，而人的欲望在生活中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因此，种种欲望，“性无厌”的欲望成为人生苦痛的根源，也是悲剧产生的根源。“生活”与“苦痛”的必然联系是“欲”，把握了欲望的特点也就把握了王国维悲剧观。

欲望除了“性无厌”的特点之外，还是与生俱有的，这体现了“原罪说”的观点。嫁接叔本华悲剧观的王国维，体现了叔本华的人生悲剧观：人的生活是苦痛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罪。正如叔本华所说的：“悲剧的真正意义是具有更为深远的真知灼见的，那就是说，它所揭示的不是英雄人物赎还他人的罪过，而是原罪，也就是生存本身的罪过。”

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自己对于悲剧的看法：“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毁灭给人看”的背景就是社会。鲁迅强调《红楼梦》的悲剧意蕴的“真”，他在《论睁了眼看》中说：“《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在“真”的前提下，艺术作品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主人公的人生价值才彰显，其毁灭才带有悲剧性。“价值”一词体现了一种关系说，有学者说：“价值是种关系属性。价值的产生，既决定于主体的需要，又决定于客体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作为价值的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因此，价值必然具有社会性、历史性。”

二、悲剧内外探源：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

对于悲剧的把握，以“欲望”为主进行阐述和以“价值”为主进行阐述，这体现的是存在与言说的区别。实质上，王国维、鲁迅都直面悲剧本身，以生命为本，内外探索悲剧产生的根源。

内在方面，王国维、鲁迅都是从个体生命活动出发把握悲剧的。“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在王国维把“欲”看作是人与生俱有的，把悲剧根源认定为“欲”之时，他就关注到个体生命。“欲”绵绵，无绝期，在人的一生中，众多的“欲”总有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此时“苦痛”之情油然而生。即使所有的欲望都得到满足，“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所以“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欲”是伴随着生命活动的过程，作为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从人自身需要进行阐述，这是人性的觉醒、个体的觉醒。王国维从个体生命活动出发来阐述悲剧，“生命的痛苦、凄美、沉郁、悲欢从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思想的世界”。通过“忧生”这个逻辑起点，王国维对悲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鲁迅对悲剧的理解也是以“忧生”为逻辑起点的。何为“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评价标准不是他人、社会强加给予的，而是指向生命本体内部的，因而鲁迅在这里加了“人生的”进行了限定。在鲁迅看来，悲剧在社会中产生，在个体生命中酝酿；只有生命本体觉醒，才意识到悲剧，才能领悟悲剧。“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认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就必须从“盲和骗”的陷坑中解放出来，必须感受现实生活的痛苦。意识到自我的痛苦，生命才还原为个体，才能摆脱社会赋予的“瞒和骗”。而当生命意识觉醒时，才能看到自我乃至他人、社会的悲剧。所以，鲁迅的悲剧观强调的是社会与个体生命的关系，立足点是

生命本体。

通过对宝玉的评价，我们也能够看到两位先生立足于个体生命来把握悲剧这一共同之处。“《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红楼梦》之写宝玉……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王国维看到了宝玉在人间事“缠陷最深”，而对悲剧的感受也就最深切，自然便产生了求解脱之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宝玉“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宝玉因“爱博心劳”而成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剧领会者。宝玉的“缠陷”也好，“爱博”也好，都指他的待人平等，尊重人性的尊严，能从自我生命出发，去感受他人生命。一个个美好的生命在他眼中流逝，所以宝玉因“缠陷”而领悟悲剧；因“爱博”而成为悲剧的领悟者。“缠陷”也好，“爱博”也好，都是来自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内在而言，个体的生命活动就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体验。外在而言，个体生命活动必须扎根于社会生活中，放置于社会生活大背景下把握。从社会生活中把握悲剧也是王国维、鲁迅探索悲剧根源的共同点。两位先生都视《红楼梦》为社会悲剧。

鲁迅把《红楼梦》认定为社会悲剧，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有所阐述。“《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和“毁灭给人看”都说明了鲁迅认为《红楼梦》是社会悲剧，把悲剧放在社会背景中理解。

王国维把悲剧分成三种：恶人肇祸；“盲目的命运者”自造；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无作恶之心而基于各自的对立位置造成的。在王国维看来，第三种更可取。因为“若前二种之悲剧…‘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第三种为“人生之所固有”，“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在第三种悲剧里，是属于没有恶毒之心的普通人们，为满足自我的生活欲望，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他们互为对方制造灾祸。通过生活辐射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致使悲剧的发生，因此王国维所说的第三种悲剧可以理解为社会悲剧。“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可以理解成王国维视《红楼梦》为社会悲剧。

三、悲剧性把握：有现实性而无现存性

柯汉琳在《美的形态学中》这样概括：“社会悲剧的悲剧性就是有现实性而没有现存性”。现实性的是“一切合理的要求”；没有“现存性”，“即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使之不能存在下去”。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关于悲剧性的论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的阐释。以个体生命为本，内外视域下考察悲剧，直面悲剧本身，进而把握悲剧的本质，这是两位先生的高明之处。由内而外，把悲剧放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把握，王国维、鲁迅都触及到了悲剧的实质――有现实性而无现存性。

再看看王国维对于悲剧性的把握。宝、黛爱情是人的欲望的正常表现。他们追求自由、解放个性，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具有现实性。然而，他们的要求和与之相关的人的欲望产生了冲突。王国维是这样分析的：“贾母爱宝钗之婉懿，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与黛玉追求自由爱情，要求个体生命获得解放的行为同当时的封建社会道德产生了矛盾：“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宝、黛爱望与身边亲人的生活欲愿产生了冲突，而这些与宝、黛生活密切相关的亲人无一不充当着封建卫道者。如此通过生活辐射了社会。实质上，宝、黛的爱情悲剧正是个体生命的合理追求(现实性)同贾母等人信奉的封建观念的冲突所导致的(失去现存性)。有现实性而无现存性造成了苦痛，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贾母等是悲剧的造成者?宝、黛自身不是悲剧的制造者吗?谁都不是造成悲剧的“凶手”。“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宝玉的悲剧也就是社会的平常悲剧了。在社会背景下理解悲剧，王国维把握住了悲剧性。

鲁迅没有专门的篇章谈论悲剧，但从他的悲剧作品中，我们可以分析他如何把握悲剧性的。鲁迅用悲凉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强大封建势力下的民众的人生价值的毁灭。他笔下的祥林嫂(《祝福》)、孔乙己(《孔乙己》)、单四嫂(《明天》)、陈士诚(《自光》)、华老栓(《药》)等没有叛逆意识，并没有“出格”行为，但仍逃脱不了悲凉的命运。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强权政治把他们变成了“愚民”，令他们饱受苦难的折磨。而他们也成为了“顺民”，思想麻木不仁，把苦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于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剧。个体生命意识(现存性)与封建专制思想冲突的结果是个体生命意识麻木、人格扭曲(合理思想被抹杀，失去现存性)。在这类作品中，两种对抗性力量的冲突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是给读者的启示却是明显的。清醒的读者能感受到有现实性而无现存性的冲突所带来的苦痛。鲁迅笔下另一类人物所表现的现存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冲突比较明显。如夏瑜(《药》)、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子君和涓生(《伤逝》)等，这类人为赢得个体生命的合理性勇敢地同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作斗争。他们行动了，然而他们失败了；在冲突中，主人公的合理要求(现实性)丧失了(无现存性)，读者从中感受到了悲剧性。

四、悲剧观成因：悲剧感与本质直观

持“欲望”说与持“价值”论的王国维与鲁迅，把握悲剧的共同点都是从个体生命出发阐述悲剧，把悲剧放在社会背景中理解，从而把握住有现实性而无现存性这一悲剧性。不同的是，王国维的阐述角度侧重个体与生活的矛盾，再通过生活辐射社会；鲁迅则直接把生命个体放进社会中，反映社会的不合理性。两位先生在阐释悲剧时，尽管缺少西方悲剧的崇高因子，但从广义的悲剧看，两位先生都不同程度地把握了悲剧的本质。

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何两位先生能深得悲剧的本质?用胡塞尔的理论阐释：时代开启了他们的悲剧感，在悲剧感意向投射下，他们直观了悲剧的本质。

启蒙是王国维、鲁迅共同的时代性“遭遇”，启蒙与被启蒙是两位先生自觉与不自觉的选择。启蒙就是去蔽，使事物以本来的样子呈现。去蔽以后，个体生命感被开启，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被放大，儒道一进一退的平衡不攻自破；面对惨淡的世界，解救、解脱之道“回天无术”。“直面惨淡的人生”，徘徊于“可爱者不可信”之间，不管是激进还是保守，鲁迅、王国维在进行形而上的追问时，都必然直面虚无，悲剧感的体验必然深刻。在这种“悲剧感”的意向下，接受和消化西方悲剧理论自然高人一筹，能够

透过现象看本质，直观悲剧的本质。

时代开启了王国维、鲁迅的悲剧感，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两人把握悲剧的共同点，也是理解悲剧的先决条件。应该说，两位先生都在直观中深入理解悲剧，进而把握悲剧的本质，阐述的不同只是存在与言说的不同，是情感意向的投射略有不同而已。比较而言，从“欲望”展开阐述，是王国维的哲学情怀使其文艺悲剧观更具形而上的追问而升华；而从“价值”展开阐述，是鲁迅的文学关怀使其文艺悲剧观更具形而下的介入。

当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导了两位先生，他们在看待悲剧的时候，没有西方主客二分乃至对立的视角，没能体验到悲剧两种对抗性力量的尖锐冲突，忽视了个体体验痛而后快的复杂心理，也缺乏个体抗争的崇高因子。这是中西文化思想的差异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苛求两位先生。对于悲剧本质的把握，我们还在形而上追问的路上，未能形成定论。而关于悲剧观，两位先生身心体验的深度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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