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能与世界同步

不同于现代制造业部门，银行业与现代经济体系有很高的关联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迅速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国际社会对于银行业经营和监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巴塞尔协议就是全球长期努力的主要成果，尤其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更是21世纪初开始国际银行业的主要指导文件。

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讲，巴塞尔协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与世界同步”的机会：因为对于制造业部门和其它一些服务部门来说，其经营和监管很难找到一个受到全球高度认同的统一规范，而这些规范能够迅速帮助中国企业与国际惯例接轨。在中国银行业变革的过程中，这个全球银行业的“公约”对中国银行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巴曙松博士的新著《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他总结出以下几个银行业监管发展的规律：1.从强调统一的监管标准转向多样化的外部监管与内部风险模型相集合；2.从信用风险监管转向全面风险监管；3.从强调定量指标转向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4.从一国监管转向国际合作监管；5.从合规导向的监管思路转向风险导向的监管思路。

对于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深刻分析，是巴曙松博士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贡献。

第一个支柱是资本金约束问题。新协议把资本金约束的范围拓展到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三大风险，但是他认为信用风险依然是影响银行资本金充足水平的支配性的风险类别。由于在衡量信用风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多项风险监管的理念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巴曙松博士认为，“运用新的方法进行信用风险的识别和衡量、进而据此配置资本金，可以说是对全球银行界信贷风险识别和衡量方法的一次巨大变革”。

巴曙松博士认为，监管当局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监管，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个新支柱。巴曙松博士认为“新协议框架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有一定灵活性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在新的资本框架下，对于监管当局来说最为明显的挑战，主要是对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参与和评估。巴曙松博士指出，新协议体现了国际金融监管中的一个理念上的变化，即监管机构要适当提供对于金融机构改善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选择空间。

巴曙松博士特别分析了市场约束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作用，称之为新协议的第三个支柱。他认为，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新的资本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不仅仅局限在对于新协议的全面解释和阐述，巴曙松博士还专门针对新协议的落实途径和中国银行业的应对措施作了很扎实的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各界越来越强烈地呼吁，应该尽快推进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改革势在必行，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改革。许多人提出发展“民营银行”，尽快推行“利率自由化”，全面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市场等等。对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研究，应该使我们大家对于金融业在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其普遍发展规律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成熟的理解。银行机构本身具有特许权价值，而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的监管是银行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巴曙松博士在专著中清楚地指出，加强银行业监管与银行机构发展应该是银行业走向现代化的两个基本途径，缺一不可。

我们的现实是，银行业监管体系需要以巴塞尔新协议为指导文件继续强化，而大量的银行机构则需要根据巴塞尔新协议的要求来强化管理体系，达到行业规范要求。因此，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落实巴塞尔新协议的过程，这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曙松博士的新作是一部很及时的力作，在中国银行业大转型时期，该专著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