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笔收购文物之后

近十余年来，私人收藏古董、艺术品的风气开始盛行。朋友们相聚，常会谈起官窑瓷器和明清字画之类的话题。从公家方面说来，上海博物馆刚以450万美元的天价，从美国购回中国最早书帖集成《淳化阁帖》的宋代原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又宣布：有15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晋索靖书出师颂》，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购得，成交价格为2200万元人民币。再早一些时候，2000年，保利集团以3000万港元拍回圆明园虎、牛、猴头三个兽首铜像，也是脍炙人口的一件盛事。

私人收藏，历来是官僚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乐趣。比如翁同 ，他在北京当官数十年，各种收入悉数购买书画碑帖。他在日记中记载，曾用400两银子购得王 所绘17米长卷《长江万里图》，兴奋了好多天。晚年被贬，开缺回籍，老家常熟已无住房。

对这样一位收藏大家来说，土地之类不动产显然不如字画善本书更加值钱。前几年，上海图书馆以450万美元从海外买回常熟翁氏六世所藏80种计542册古籍善本。这只是翁氏收藏流传到第五世孙翁万戈名下的善本部分，又如他的朋友潘祖荫收藏的大克鼎和大盂鼎，1951年由其孙女潘达于女士捐给上海博物馆，时下大克鼎是上博的镇馆之宝，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街头广告上，也印上它的图像，做为“保”字坚固支撑的三足。大盂鼎则被调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两件文物，显然已经无法估价了。

文物回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日本、韩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公、私藏家努力从国际市场上买回本国重要文物、艺术品的精彩故事，日本人甚至还猛烈地抢购欧洲印象派大师的作品，成为哄动世界的新闻。而欧美拥有如此众多的博物馆画廊，也同这些国家经济发达后在世界范围广为罗致直接相关。

过去我们感叹文物流失，是因为国外有大买家，而国内呢，一是人穷，文博单位更穷，大手收购的买卖是做不了的；二是禁止文物流通，你即便想出钱买单，也没有合法的环境。尽管私下交易从未停止，但高端文物，却不能到公开市场操作。现在抢救国宝的消息频频见诸于报端，出价昂贵，甚至还有争议，却显示出国家对于文物的重视和财力的日渐充裕。

经济发达了，必然会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我对文博事业的发展依然喜忧参半。毕竟中国还穷，各地博物馆普遍拨款不足，除了故宫、秦兵马俑等少数几家外，大多数博物馆仅靠门票收入难以维持开支。

去年年底，参观了两个展览，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里，为了看到“清明上河图”，我足足排了小半天的队。这个持续了36天的展览，吸引了23万观众，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可称盛况空前。而我回头又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庞大而灰暗的建筑物里，仅开了“珍藏特展”和“大唐丰韵”两个临时展馆，游人依稀，面积狭小，极负盛名的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四羊方尊、汉代金缕玉衣，连同二百来件国宝摆放得凌乱拥挤，毫无国家博物馆的泱泱风采和陈列水准。最著名的司母戊鼎，大约分量太重，就不搬到二楼展厅来，孤零零地遗留在一楼的空房间里，让人看得揪心难受，实在像个无人负责的老国企。

该馆有30万件藏品，有偌大的展览面积，怎么也应该拿出藏品的1％～2%来，布置几个代表国家水准的基本陈列。我们纳税人有权提出质疑。

显而易见，政府除了舍得花大钱从市场上购买文物之外，还应当用最大的精力改善文博单位的管理体制和市场推广方式。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观察，我有几个建议：一是在财力难以保证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博物馆的数量，将藏品向条件好的展馆流动；二是应当允许馆藏文物在市场上合理流通，以文物养文物；三是国家应当集中财力，像办重点大学一样，优先办好若干国家级博物馆，真正展现出文明古国的灿烂风采；四是鼓励私人收藏，并在向公家捐赠时予以税收上的优惠和权益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