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如何健康发展?

每年春节前二十天，北京最拥挤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全国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移运动开始了，数百万劳动者要返回老家或者城镇过春节。

他们是中国经济繁荣几十年的推动者，在未来几十年预计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城市里的暂住居民，在他们失去城市的工作之后，或者再也无法忍受城市生活的压力之后，他们必然会回到农村老家。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方向之一。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事实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并不牢固。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又重新把持续、大规模的城镇化确定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在动力。但是如何做好城镇化？国务院各部委、各大科研机构都纷纷召开研讨会。

2013年4月13日，《领导者》杂志和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郊区小镇百善镇共话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与会者既有对城镇化问题卓有见地的学者，如汤敏、华生、赵树凯；也有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房地产公司，如中信地产与龙湖地产；还有国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

钱、土地、人

城镇化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一个新提法。曾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的赵书凯就直观感觉到，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中央的号召、地方的理解、社会的关注和期待是不一致的，而且差距特别大。这就造就了很多政策到地方都是大打折扣的，而企业在寻找合作伙伴时主要看地方政府。

北京水务局局长程静也发现，在这几年的城镇化发展中，因为土地增值快，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增值来带动城镇化的趋势很明显，但随着拆迁成本、环境成本、经济成本的持续增长，这一模式急需改变。

如何改变？经济学家汤敏刚从四川做城镇化调研回来，带来了他的经验。他认为目前城市化就是三个问题：人、地、钱的问题。

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在重庆和成都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可怕，而且以目前的财力是可以做到的。在重庆共有500万农民工，到目前为止，重庆给了其中350万城市户口，现在每年以解决50万的速度在进行，不到三五年基本上重庆就能实现农民工的全部市民化。在成都，则是更加彻底的市民化，直接取消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与户口相联系的社保、医保、教育等问题，因为牵涉到钱的问题，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从经济成本上来看，汤敏说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已经解决了。

以重庆为例，汤敏说要每人大概10万元就解决了农民工的城市福利。这些钱政府出了1/3，企业出了1/3，农民工出了1/3。政府的1/3主要用来做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医院的扩建，企业的1/3主要缴纳农民工的五险一金。

但是在变为城市户口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宅基地以及耕地的消失，许多农民不愿意变为城镇户口。重庆和成都就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农民的承包地在转成城市户口以后不动，继续可以保留。在重庆，关于宅基地问题，实行的标准是一亩宅基地24万元的补偿，6万元作为拆房、检查等成本，剩余的村里拿走15%，85%交给个人，这笔钱足够在成都买套房子。

但让农民出让土地，是对他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的根本改变，这不仅会带来他心理问题的变化，在其后代子女的问题上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些经验也许值得地方去借鉴、探讨。但最关键的不是户籍问题，是户籍背后包含的公共服务，问题是这些公共服务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在教育上，北京占据了很大教育资源，高等教育中中央主管院校就占到60%-70%，所有人都希望到北京来上学，上学以后都不回老家，都在这里就业。那么北京为什么要成为行政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职能都集中在一个城市上？能否把这些转移出去？这也许这比城镇化还难。

同时也应该看到，城镇化并不是房地产化。农民在卖地之后，在城镇化大趋势的市场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区、新城的报批，一些新区、城市副中心规划大批量出台。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大量楼市供应随之来临，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在缺乏产业导入与支撑的前提下，不少城市出台新的产业发展规划，以此为基础开发产业新城。但是，实际操作上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更多的只是以产业新城为名直接进行房地产市场开发“造城”，“加快”所谓城镇化进程。这样，“被城镇化”导致市场供应没有办法顺利去化，或者卖出去的房子由于配套不全等原因没有人居住成为“空城”。

城镇化对于房地产企业肯定是机遇，但是需要产业整合来支撑。

环境问题急需解决

当人口高速向城镇大规模聚集时，会增加“三废”排放，降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增加城镇的环境压力。

北京水务局局长程静介绍说，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很尖锐。2000年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是300立方米，2012年下降到了一百零几立方米，能源自给率从2004年的15%下降到2012年的7%，粮食自给从27%下降到16%，蔬菜产量下降了35%，目前的自给率只有28%，淡季供给只有10%不到。同时在环境问题上，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高出世界城市水平的3～10倍。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北京集聚行政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不可避免就会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到北京，但是造就的结果就是人均环境差。

是因为北京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吗？显然不是。据陈卫东介绍，北京是在整个中国能源结构中最好的城市，人均天然气消费是天津市的3倍，人均煤炭消费是天津市的1/5，北京市的汽油是国四标准，硫的含量是全国平均标准的1/10，但是污染不是一个城市自己的问题，这需要整个中国对能源结构做出调整。

在历史上，1952年4月，因为伦敦雾霾，一个月死了4000人。这就要拷问中国的国家价值去取向是什么？任何发展都离不开能源的支撑，能源与生活质量成正比，这就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注意能源、环境与发展的问题。

对于城镇化建设遇到的难题，来自IBM的周波认为也许智慧城市会引导城市的健康发展。智慧城市可以让农产品更加值钱，同时为其创造一个服务产业，因为信息化就是服务产业，这样多余的劳动力可以给他创造一个岗位。在美国有一个十万人的小镇South bend，隶属于印第安纳州，这个小镇提供水服务给全印第安纳州，就可以养这十万人。这也许值得借鉴。

中国的十亿城民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在《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移居背后的故事》一书中，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记者汤姆·米勒深入考察了是什么导致中国在急于城市化的道路上误入歧途。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受到城市建设推动。当建筑活动在约20年后趋缓时，一种切实风险是：中国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零星区域分布着拥有巨额财富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但城市里充斥着庞大贫民窟。”

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被吞噬，纵横交错的宽阔道路将住宅区与工作区分离，就像某种巨大疯狂的模拟城市游戏。正如米勒所说，中国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超人口的城市化。财政改革让中央获得大部分税收，同时迫使地方政府承担教育和医疗成本。感受到压力的城市想出两个财源：廉价征用农村土地，将其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轻松获利，这促进了城市无序扩张；创建数千个“经济开发区”以吸引企业，增加财政收入。但很多开发区没得到充分利用，只是加剧了城市无序扩张。城市里的农民工则往往被推到隐藏在视线之外的贫民窟。

悲观者称中国正在建“鬼城”，其经济终有一天会崩溃。实际情况更复杂微妙。即便最极端的“鬼城”鄂尔多斯新城也在慢慢吸引居民。真正的担忧是，在这些无序扩张的城市吸引到足够市民后，提供的生活质量将是低下的，这将促成分裂的社会和无法兑现承诺的经济。中国仍有时间转变政策，以创建更幸福、更具成效的城市。

从长远来讲，正如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所说，“新型城镇化，大体上方向还是对的，但全部难点在于怎么改”。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城市化进展顺利，将可巩固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十亿城市人口》的作者汤姆·米勒说。“但如果进展不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很有可能出现全球最庞大的城市底层阶级……这将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