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27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寻常的一年，也是鲁迅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18日，怀着对“革命策源地”的向往，以及“向旧社会进攻”“继续作文艺运动”（《两地书》）等宏伟抱负，鲁迅来到广州，不久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黑云压城，无所畏惧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州的反动派立即策应，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当天，广州宣布，钱大钧任司令，调遣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搜查、封闭革命的工会、农会和学生、妇女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多人。

当时，中山大学先后有300多名师生被捕，学校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4月15日下午，鲁迅在悲愤中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冒雨出席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紧急会议，坚决要求尽力营救被捕学生。然而，他的呼吁毫无结果。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中山大学当局恐由此酿成风潮，除由副校长朱家骅和“学生代表”出面游说外，校委员会亦多次致函挽留，并在4月29日的第二封信中假惺惺地称：“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务，正赖鸿猷，何可遽予

舍去。”

据《鲁迅日记》记载，自4月22日至5月9日，短短的18天内，先后有“文科学生代表”、“中大学生代表”、校委会成员沈鹏飞等来访慰留，有的还带来信函或聘书。对此，鲁迅或拒不会见，或坚辞不就，并于4月29日和5月11日先后两次致信中山大学委员会，“辞一切职务”并退还聘书。直到6月6日，见慰留无望，中山大学校委会始来信允其辞职。

鲁迅早已看透了中山大学反动当局所谓“革新”的阴谋和骗局，所以坚决不与其合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

果然不出鲁迅所料，在不得不同意他辞职之后，中山大学当局立即露出了狰狞面目，于6月29日在《中山大学校报》上刊登出“处置共产党分子”的布告，开除大批学生和教职工。布告称：“其共产分子，如系学生，即予一律开除学籍，如系职工，即行解除职务，至犯反动嫌疑各生，应即停止晋业，留校察看，并暂行停发修业毕业各种证书，及其他证明书，俟察看将来有无悔悟，再行核办。”布告后面还列出了49名被开除的学生和职工的名单。

痛惜英才，夜不能寐

面对大批优秀的革命青年被逮捕、被残杀，鲁迅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他不能忘记自到广州以来，那些满怀革命激情，因热爱他、尊重他而远道迎接、登门拜访、赠送革命刊物、请他演讲的革命青年，尤其不能忘记一位“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毕磊。

毕磊，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文科学生，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干事。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毕磊受中共h组织的委派负责与他联系。据韩托夫回忆，早在1927年初，“两广区委党的组织曾派恽代英、毕磊和徐彬如等同志向学校当局提出要求聘请鲁迅先生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结果学校当局是答应了”。在鲁迅离厦门来广州途中，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曾专门找毕磊、徐文雅（即徐彬如）去汇报‘欢迎鲁迅’的准备工作情况”，并指示“鲁迅抵粤以后，你们应该迅速帮助他了解当时、当地情况”，还要毕磊“陪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据徐彬如回忆，“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指示毕磊他们“把党主办的刊物经常给鲁迅送去”。他们送去的刊物包括《少年先锋》《做什么？》《人民周刊》等。《鲁迅日记》1927年1月31日记有“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之语；当时中山大学党总支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支部生活》第五期第二页也记载道，“地委检《少年先锋》十二期，使毕磊持往与鲁迅接洽”；《鲁迅日记》2月9日则写道，徐彬如来并赠《做什么？》。

可以说，鲁迅与毕磊的关系非同寻常。虽然他在日记里只记录了1月31日毕磊的那一次来访，但这或许是由于毕磊身份特殊，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鲁迅没有记下两人之间的全部交往。实际上，据徐彬如回忆，自鲁迅来粤之后，“毕磊和陈辅国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

毕磊在他主编的《做什么？》第1期上以“坚如”的笔名发表了《欢迎了鲁迅以后》，以“三石”的笔名发表了《自古以来未之有也》。他在前文中写道：“鲁迅先生擘头一句话对我们说，就是‘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同志，这是何等教鲁迅先生南来以后失望的一件事啊！并且这实在是教每位热情南来的同志失望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打破，用全力来呼喊，在这沉静的沙漠上猛喊几声。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毕磊的文章反映了广大革命青年对鲁迅的理解、欢迎和

期望。

鲁迅也曾于3月31日和4月13日先后两次各捐资10元支持由毕磊实际负责的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毕磊被捕牺牲以后，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三闲集》）一文中提到了他，表达了对这位新的青年战友的怀念和哀悼：

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有关史料，毕磊系4月15日凌晨被捕――引者注）。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字里行间体现着鲁迅对一位优秀革命青年的美好印象和真挚情感。他毫不回避自己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毫不掩饰对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真切情感，而这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年月里，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对于鲁迅的这一段心迹，当时与他同居一室的许寿裳有着朴实而感人的记录：

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痛惜革命精英、怀念战斗友情，无可挽回的损失、无以排遣的思念，这种强烈而沉重的感情折磨着鲁迅，以致他夜不能寐――4月19日的《鲁迅日记》中留下了“失眠”的字样。

和一年前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及几年后牺牲的柔石、殷夫等烈士一样，毕磊是鲁迅一生中结识的许多优秀的革命青年之一，他的牺牲给鲁迅带来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他把一年前为了三一八惨案而写在《华盖集续编》末尾的“八句话”拿来作为记录、控诉和揭露四一五反革命的《而已集》的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

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讽刺敌人，揭露阴谋

对中山大学的其他革命青年，鲁迅同样始终不能忘记。韩托夫后来回忆道，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碰到中山大学的同志时，总是显得很亲热”，“他对杀害毕磊等同志的暴行，表示十分痛恨”。

鲁迅对毕磊他们送去的刊物很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引述的列宁关于彻底革命的一段话，就是从毕磊他们赠送的《少年先锋》第八期转引的。

由于毕磊等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和自己的深刻观察，鲁迅到广州后不久便对当地的政治局势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例如在他还没有见到《这样做》这一反动刊物之前，即已敏感地注意到了3月7日报纸上关于它的报道，并将其剪下，以备核查。后来，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引了这则剪报中的一段：

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虽然在8月9日左右才真正见到《这样做》，但鲁迅早已从前述3月7日的剪报上对它心中有数了，所以便毫不客气地从买回的几期《这样做》中引了一段：

看日报的记事（即3月7日的剪报――引者注）便知道，这该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我拿回来，倒看上去，通讯栏里就这样说：“在一般CP（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CP，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气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那么，确是如此了。

好一个“那么，确是如此了”！《这样做》究系何等货色，已无须多加评论，正所谓“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致杨霁云》），此种自我表演，已是“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就这样用平静的口吻剥去了反动刊物《这样做》所谓“革命”的假面，还其反动派喉舌、四一五大屠杀帮凶的嘴脸。

此后，鲁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他那“匕首”和“投枪”一般犀利的充满战斗精神的s文，自觉地、勇敢地揭露和控诉反动派残酷杀害革命青年的滔天罪行，揭露其叛变革命的罪恶阴谋。正如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

斗了。

以笔为刀，坚决战斗

四一五大屠杀以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鲁迅，使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认识社会现象的“偏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从此，鲁迅以崭新的姿态――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雄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战斗在现代革命的征程中。他以杂文为武器，将钢刀一样的笔刺向反动派及其帮凶――形形的反动文人。

鲁迅在1927年的“战绩”主要记录在《而已集》，以及《三闲集》中1927年、1928年的部分篇章中，此外还有一部分杂文和演讲稿等收录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他多次论述1927年广州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总结这个用千百万革命青年的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

他在《通信》中说：“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他在《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三闲集》）里写道：“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他在给翟永坤的信中表示：“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

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青年在四一五大屠杀这场惊涛骇浪中以及此后的白色恐怖下的各种表现作了科学的具体分析，指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的坚持真理，坚持革命，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有的本来就是反革命，始终是屠杀革命青年的刽子手；有的经不起考验，妥协、变节，甚至堕落为反动派的帮凶；等等。

其实早在四一五反革命期间，鲁迅就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此后，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刻了，他在《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一文中指出：“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几年后，他又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且介亭杂文》）中写道：青年们“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地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

揭露反动派屠杀革命者手段的野蛮、残忍，控诉其滔天罪行，是鲁迅这一时期杂文的另一个战斗内容：

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倮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而已集・谈“激烈”》）

鲁迅还在《答有恒先生》中进一步揭露了反动派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革命青年的残忍、阴暗心理：

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

然而，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任何反动派的任何屠杀政策都阻挡不住革命的潮流，更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伐。鲁迅的《铲共大观》（《三闲集》）一文在引述报载湖南反动派残杀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并“挂头示众”的暴行后，振聋发聩地警告反动派，语重心长地鼓励革命者：“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鲁迅在两年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28日警告北洋军阀的战斗宣言，同样可以用来还击和警告发动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的反动派。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华盖集续编》）中指出：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绝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

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鲁迅当年所说的“将来”，如今早已成为历史，而这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鲁迅的战斗宣言亦即伟大的预言！

此外，鲁迅还以他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他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说：“当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预）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矛头直指四一二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这需要何等大无畏的勇气与胆识！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在血腥的四一五大屠杀面前，在那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地站在共产党人一边，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毫不容情地揭露反动派罪恶的阴谋和残暴的屠杀手段，特别是不止一次地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四一二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反动派的最高统治者。确如在《论鲁迅》一文中所说，“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作者：孔见，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景迅，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