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革命与被革命

1898年，虚岁18的浙江绍兴官二代子弟鲁迅抱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宗旨报考了南京水师学堂。之所以报考这学堂，一是鲁迅的堂叔祖周椒生在这里教汉文兼管轮堂监督；二是这学堂是公费，每月能发少量的赡银。不过，由于周椒生认为本族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用本名，所以给他改名周树人。

鲁迅5月份入学，经过三个月的试读后补为正式生，分在管轮班。但不到半年他就不满意了：对师资不满；对学校的氛围不满；对学校的地域歧视不满——“暗暗限制某些人永远不能学舱面上驾驶之类的工作；而有些人则像天之骄子似的必然一来就学驾驶”。于是鲁迅选择了弃学，改投江南陆师学堂新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于10月份考入。

与此同时，鲁迅还脚踩了另一只船，也就是传统的科举考试，12月份，由于矿路学堂推迟入学时间，呆在家乡等候入学的鲁迅参加了会稽县考。县考初试后还有三次复试——周作人在另一处又说是四次，不管几次吧，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说他大哥根本没参加复试，初考后因四弟之丧无心复试，且之后就匆匆奔赴南京上学去了。但次年的县考大案上，鲁迅居然榜上有名。之后府考，鲁迅依然榜上有名。不用说，有人替考了。周作人说，这是母亲在亲友的怂恿下找了一个代鲁迅参考，争取保留一个资格，以备日后再应院试，博得一个秀才名位什么的。鲁迅毕竟是官宦之家，祖父前面闹个著名的科场贿考，让家族败落；母亲依然不弱，还能用出替考这种招儿来。周作人没有交待清楚，县试中那三四次的复试，鲁迅咋过来的，只交待府试是他娘托人替考的，花费也就是两三块钱。只不过鲁迅读的洋学堂，后来没用到这条船而已。

矿路学堂于1899年2月开学。洋务派开办这学校的主要目的是采煤，所以学校的功课以矿务为主，鲁迅感到非常新鲜。虽然生理学并不教，但鲁迅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和先前父亲生病时医生的议论和方药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一切影响了鲁迅后来的发展路径。

1902年1月，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矿路学堂。鲁迅事后回忆说：“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3月，在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鲁迅以“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官费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在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说自己要入读成城学校——日本为留学生开设的一所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当时凡进成城学校的留学生，均由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批，所以鲁迅未能进入——说实话，真想不出鲁迅学军事会是个什么样子，正如以后让他掂着手术刀做医生我也不敢相信一样，最后他入读的是东京弘文学院（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速成性质的学院，普通科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入编江南班（班次以学生省籍编排）。鲁迅后来回忆说，在入学不久的一天，学监居然集合他们，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所以今天到孔庙里去行礼罢！这让鲁迅大吃一惊，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才到日本来的，怎么到了日本还要拜？

确实要拜，日本这个民族喜新不厌旧，可以一手搂着日本传统文化，一手搂着中国儒家文化，同时还能伸出第三只手去拥抱欧美文化。总之，要传统有传统，要现代有现代，没有为了现代，一脚把传统踩地上，或者像中国那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干活。

8月，鲁迅遇上了。当时由于留日学生激增，清政府由驻日公使蔡钧出面与日本政府议定，对中国留学生入军事学校加以限制：非官费生不得入日本士官学校；非由驻日使臣签发证件不许入士官学校。带领广东留学生住在东京的广东大学堂教师、同时也在宏文学院自费读书的吴稚晖替读不上军校的同学抱不平，和孙叔方率领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使馆。蔡钧邀来日本警察帮忙驱散，并将吴、孙二人拘捕，由日本内务部下令将二人解送回国。押送途中，吴稚晖跳河自杀，迅即被日本警察捞出来了——这次行为艺术被章太炎骂作“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 留学生会馆为此召开大会，决定各校一律停止上课以待交涉；弘文学院的自费生也不断申请退学，院方遂决定停课一周以待缓和。

有意思的是，鲁迅对元老吴稚晖的第一印象也不好。鲁迅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上了革命的道儿，但也没落革命的场，课余时间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就跟吴稚晖遭遇上了。他说：“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我最欣赏的就是鲁迅这一点，在革命的传销会场上，仍不失独特的冷静与清醒、洞透与深刻。那么鲁迅不革命么？不，鲁迅当然革命，只不过，他的革命是自主的、鲁式的，基本不受外人的裹挟，有自己的理念与方式。这年9月，鲁迅认识了后来的终身好友、宏文学院浙江班的许寿裳，两个人大谈中国人命太不值钱，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凄然，以后见面也是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两人归结为，中国人太缺少诚和爱，而两次异族统治让中国人做了奴隶，诚和爱更无从谈起，而惟一的救济方法，乃是革命。

直到今天，我觉得诚和爱仍是中国民族性里最缺少的两根弦儿。但是跟异族统治扯不上干系，本族统治，中国人就有诚和爱了么？远的不说，只说前面有大明统治，清朝后期差点换上洪秀全统治，诚和爱在哪儿呢？何况历史书上歌颂的远古的汤武革命，哪个又不是异族驾临呢？

11月，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的月刊《浙江潮》，成为留日学界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从创刊时起，就订购保存并积极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翻译各种欧美小说，还有矿物地质论文等。有那眼明心亮的学者，从他发表的小说与论文的字缝里读出，鲁迅是反对康有为君主立宪，提倡革命共和的。给人的感觉，生怕鲁迅革命精神不够似的，生拉硬拽也得往革命方向扯一把。这一切决定了我写此文的线索有两条，一是鲁迅当时到底有多革命；一是鲁迅后世如何被革命。

1903年3月，由于对学校的诸多规章制度不满，鲁迅又和同学参加一次退学罢课活动，最后以校方妥协而告终。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还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虽然受到头顶盘辫如富士山的同学的耻笑，更受到学生监督的斥责，扬言要取消他的官费并把他送回国去，但是鲁迅还是胜了。事后他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在这里，不得不指明的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者鲁迅，并不比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高超。据沈从文回忆，他在北大做旁听生时，当辜老师神气地走向讲台时，台下学生一阵哄笑，老辜却从容不迫地跟学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于是，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人都沉默了。

11月，鲁迅参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学会”。此会乃“光复会”的肇始。当时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大家认为战争势必延长，正是回国搞革命的绝好时机。也不知是鲁迅表现得确实激进，还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回忆者故意为之涂饰——鲁迅宏文学院的同学、光复会骨干沈瓞民1961年回忆说，那时候的鲁迅革命意志坚决，认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之骁将”，“战斗精神”“光芒四射”云云。这就又有些被革命的嫌疑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鲁迅并未回家搞革命，他继续求学中。

1904年2月，日俄两国正式宣战，清政府划分辽河以东大片疆土为交战区，并宣布严守中立。有日本人讥笑鲁迅：“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注意，日本人如此讥笑，是觉得中国人不可思议，居然容忍两个强盗在自己家打架，而不是叫他们回家，乘政府焦头烂额之际，在背后猛踹一脚搞什么妖蛾子革命！

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废时两年），拿到一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按清政府的规定，鲁迅这个时候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不干了，他想学医。理由大致是：第一，西医对日本的维新有助力；第二，预备毕业回国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误治的病人的痛苦，一面也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第三，牙疼，鲁迅自幼牙齿不好，学医也算有切肤之痛吧。不知是没有回家搞革命不好意思，还是鲁迅看不惯一些留日学生的吃喝玩乐，所以他选择了远离东京、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该校校长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校。那边热烈欢迎，鲁迅成了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9月，鲁迅入学仙台医专，学制四年。学校不但不收他的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高兴得鲁迅马上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只表。就是在这里，鲁迅认识了他的“藤野先生”。虽然藤野先生对鲁迅很偏爱，且鲁迅的功课大都能及格，但鲁迅还是对于医专生活产生了不满，第一是死记硬背太烦人：“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第二是上课太多，没有闲暇时间搞自己所爱好的译述活动：“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说实在的，上大学想旁及其它事或者偷懒翘课，那绝对不能选择医学的，至少要选文科，比如我们历史系。兄弟我四年大学下来，好多老师我都不认识的。教育系一个哥们儿说，他们一个同学去交作业，楼道里碰见一个正在炒菜的老师，遂问曰：我找某某某老师。那炒菜的老师回曰：我就是！

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12月，陶成章在日本成立光复会东京分部，浙学会的老同志纷纷加入，鲁迅应该也是第一批加入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寒假期间，1904年年底或者1905年年初。

1905年8月上旬，在东京渡暑假的鲁迅参加了留学生为孙中山组织的欢迎大会。中山在会上做长篇演说，批判改良派“中国今日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为共和”的观点，指出“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据说“鲁迅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十分敬仰”， 当然，孙中山的同盟会八月中旬才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组而成，而鲁迅所在的光复会还没跟同盟会闹矛盾呢；等闹了矛盾，特别是同盟会刺杀了陶成章之后，鲁迅内心里是否还敬仰中山，就需要打个问号了。何况光复会的章太炎、徐锡麟都对老孙很不屑的。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不但骂孙中山还骂袁世凯。徐锡麟也牛，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逮后，清府讯问他：“受孙文教令耶？”徐回说：“孙文何等鲰生，能令我哉？”被捕时还有口供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鲰生，小鱼。古代一用以骂人，指短小愚陋之人；二是自谦词，相当于鄙人吧。鄙人很喜欢小徐这神气劲儿，他那些话翻译成普通话就这么一句：孙文算什么东西！

1905年冬，鲁迅与光复会同志一起前往横滨迎接新来日本留学的同乡徐锡麟（光复会骨干）、范爱农（徐锡麟学生）、龚宝铨（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章太炎女婿）等十余人。其中有两个细节，让鲁迅很是摇头：第一，关吏在一行人的箱子里发现一双绣花的弓鞋，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这让鲁迅很不满地摇头了：“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第二，待上了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鲁迅更不满地摇头了：“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就这样在摇头中把他们一并运入东京了。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摇头叫范爱农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后来干脆告诉鲁迅，我们都对你不满，居然看不起我们，大摇你的头！哼！

这一年年底，鲁迅照例在东京过寒假，正赶上东京留学生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颁发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让留学生好好学习，约束和限制他们利用留学搞革命或者混文凭——用鲁迅弟弟周作人的话来讲，找他大哥闲扯淡的，不是亡命者，就是懒得上学的人，他们什么时候都是空闲的，也没啥星期天不星期天。对这种鸟规定，留学生当然要反对啦，八千多人卷入罢课风潮。

12月5日的抗议大会，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作为罢课活动的领导机构，为保证罢课的顺利进行还成立纠察队作为罢课活动的监视机构。正在实践女校读书的鲁迅老乡秋瑾在大会上发言，她和吴弱男一起被推举为联合会女生代表，并选为纠察队分区小队长。问题是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坚持罢课，并立即退学回国以示抗议，这一派谓之联合会派，也称激进派，秋瑾当然属于这一派。另一派不主张长时间罢课，不主张退学回国，这一派主要是官费生和老生，有许寿裳、陈叔通、、胡汉民、朱执信、鲁迅等。他们有的认为半途放弃学业可惜；有的认为“取缔”二字的内容不过是管理的意思，并无什么不好；有的认为此乃日本立法，中国留学生无权过问。这派人成立“东京维持学界同志会”，谓之“维持会派”。鲁迅还认捐一元钱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表示支持。

12月中旬，联合会派的留学生纷纷退学回国。12月底秋瑾也决定退学回国，浙江留学生同乡会为她召开送行会。会上她激昂地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声音刚出，只见她从靴筒中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讲演台上。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会，按周作人的回忆，是这个味儿的：“秋瑾与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

“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取缔）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瑾。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嚇。”

之后秋瑾逢机会就骂维持派无心无肝，形同死人云云。

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激进者向来理直气壮地抨击不跟他们一块激进的。革命的吊诡由此出现，革命的目的本是自由，但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自己并不遵守自由之底线——消极自由，别人没有说不的自由，否则以反革命论处，所以，革命的悲剧苗头，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的。可惜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事后还坚持发现不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退学回国的那些人，也并不都是革命去了，相反，清政府为他们开特科考试，有些人又考上清政府的公务员了，比如章宗祥、曹汝霖等。至于取缔规则，日本政府也并没有实行。反正人家收了你学费，你爱干嘛干嘛。所以，日本当时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各种培训班、速成班被人称作野鸡大学，也就可以理解了。

1906年1月，鲁迅又回他的医专学习去了。老师课余放些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里面除了日本战胜俄国，还有傻不拉叽的中国人，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人逮了，要枪毙了，围观的也是一群傻不拉叽的中国人，这让鲁迅深受刺激。与此同时，身旁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又让鲁迅多一重刺激。他明白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大二医专学生鲁迅退学了。许寿裳问他为什么退学，他回的是：“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两个人相视苦笑！

这是一个伟大的拐点！鲁迅，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