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高技能移民问题分析

【摘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并结合移民理论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国际移民的唯一因素,尤其对于高技能移民来说,甚至不是其移民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相反的,那些非货币的社会文化、法律制度、民主空间、发展平台往往在其移民决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国际 高技能移民 需求层次

经济全球化,就是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要素中人力资源是核心因素。①然而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及其后50年的正式国际经济协议都忽略了国际移民,同时国际经济分析与国际经济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这并不是因为人力资源可以自由流动,相反地,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受着相当大的限制。②虽然对人员的跨境流动的限制已经被认为是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持续而重要的障碍,而取消这些限制所获得的收益将会比取消资本与商品的流动的限制所获得的收益的总和还要多,并且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时受益。

然而移民不像资本与商品地流动,移民的流入会改变国家的人口组成,影响原有的国家认同,削弱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蕴含着更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国家陷入了一个所谓自由的困境(Liberal Paradox),一方面,经济利益促使其开放边界,另一方面,政治的力量又促使其对移民加以限制。随着种族主义的衰退及知识经济的发展,移民种族主义的限制政策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加拿大的计分移民政策为标志的出于人力资本学说的对于移民的阶级主义筛选逐渐在各主要移民输入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困境中的移民输入国家单独制定移民政策时的最优解决方案,那些被认为可以让资本流动的技术与专业人才(通常还包括随行的家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迁徙自由,但是一般的移工及其家人跨越国境的自由与移居权利却有所减少。

国际高技能移民的现状

高技能移民。高技能移民(Highly Skilled Migrants),按照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是指接受过两年以上的正规高等教育的移民。从国际移民产生开始,高技能移民就一直是国际移民大军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到1820年杰弗逊创办弗吉尼亚大学聘请大量欧洲学者赴美任教,这些早期的国际高技能移民,为东西方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高技能移民问题则是在1960年舒尔茨正式提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并且以1967年加拿大的移民计分系统的正式采用为标志,第一次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了对移民的筛选中,并在此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高技能移民的竞争。③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2005年时,有4450万移民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占其全部人口的13.5%,有410万移民生活在澳大利亚,占其全部人口的20.3%,有71万移民生活在新西兰,占其全部人口的15.9%。同时,高技能人才的世界平均移民率为5.47%,也远高于世界人均移民率1.66%,更高于低技能劳工的世界平均移民率0.94%。如此高的移民率不免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对人才流失的担忧,如前所述,移民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合理的配置,而对高技能移民的政策倾斜无疑满足了发达国家因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的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使移民自身获得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然而这种选择性的国际移民政策究竟对高技能移民的输出国意味着什么,人才流失的威胁到底存在吗?

输出国现状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度人才输出对于输出国来说是有益无害且必不可少的。首先,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本身就是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适度的高技能人才外移是输出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④其次,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同时,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或者教育制度与市场的错位,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承载着大量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技能人才一旦由于国内市场的限制去从事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无关的职业,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这样的人才流出不但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还可以促使其人力资本在国际化的竞争中不断升值。第三,海外收回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景可以刺激其加大自身人力资本投资,而这些投资会因为乘数作用带动相关领域的增长,还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留在国内,并且根据经济学上供给会产生需求的萨伊定律引导输出国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最后,高技能人才的输出还能为输出国带来大量的侨汇收入。

面临的问题。这种国际移民结构也带来不少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作为有大量高技能移民输入的发达国家,大量的移民收入一方面满足了本国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大量的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而由于“资本―劳动”替换率在低技能劳动上的局限,这些需求会进一步转化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由于输入国对低技能劳动力输入的限制,这些劳动力只能选择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进一步加剧非法移民问题。其次,作为有大量高技能移民输出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一定高技能移民的输出对其是必要且有益的,然而高于10%的高技能人才的流失却会对其自身经济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第三,由于输入国的移民政策经常会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会使高技能移民者职业生涯经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被动状态;另外由于国籍的授予仍然属于国家的固有,而移民即使获准入境与居留也并不意味着能够确定获得公民权,因此他们在取得公民权之前就会处于一种不受法律充分保护的“外来人”的状态。最后,对于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由于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基本都是围绕本国利益来制定,缺少对于国际移民内在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一方面使各国纷纷被非法移民或人才流失问题困扰,同时在现有国际体系下形成了一个对于移民的人权真空,另一方面还严重限制了全球化与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国际高技能移民的需求层次分析

移民之所以会选择移出一个国家而移入另一个国家,是因他的需求在移出国无法得到满足而只有在移入国才能得到满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则五种需要依次从低到高排列,只有当低一级的需要得到基本的满足以后,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同时,人们可能会存在几个不同层次的需要,但总有一个层次的需要是发挥主导作用的,这种需要就称为优势需要。高技能移民由于其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往往表现出与一般移民不同的优势需要,并且随着其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向更高层次的需要移动。

首先,与一般移民不同,高技能移民由于其掌握的技能往往无需移民即能获得足以满足其生存需求的货币收入,因此生理需求较少影响高技能移民的移民决策。

其次,随着其收入的增加,高技能移民往往会偏向于前往一个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律对于其财产有保障以及较低的犯罪率的国家,安全需要影响着很大一部分的高技能移民的移民决策,全球高技能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等恰恰也是全球最不稳定地区。

第三,社交需要往往会成为更高层次的高技能人才移民的动因,一般情况下高技能移民目的地更倾向于选择多元文化的更容易融入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而不是相对单一文化的欧洲,而欧洲由于以往殖民历史的关系往往会成为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的高技能移民的目的地。

最后,对于高技能移民中的杰出人才,自我实现需要往往在其移民决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以其良好的学术平台与优秀的商业环境成功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结 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国际移民的唯一因素,尤其对于高技能移民来说,甚至都不是其移民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相反的,那些非货币的社会文化、法律制度、民主空间、发展平台往往在其进行移民决策的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其政府的固有责任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而对高技能人才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市场的调整,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其政治改革与法律的完善。

然而如前所述,这样的国际移民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单向、不均衡和被扭曲的体系,使输出国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潜力并且带来了诸多问题,而对这种体系的重新思考与改善是不分国家的,而是全人类的责任。实现人力资源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许很难在短期内消除,但随着发达国家人口持续老龄化与人口的持续减少,控制移民的现象会越来越困难。(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释

①Glenn Withers, Managing Global People Flows: A New Multilater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V,2004

②IOM, World Migration 2008: Managing Labour Mobility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9,p.6

③World Bank, Measuring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killed Workers(1990-2000).

④高子平:“印度技术移民与劳务移民的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8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