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设想

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官和律师，本应在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做共同捍卫公正司法的坚强同盟军，但却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人将当前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为“像雾像雨又像风”。

诸如，个别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辩论，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对抗，甚至演变成法官的“对手”、“死磕”法官，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甚至当庭辱骂法官，扰乱法庭秩序；而个别法官在审判中采取“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做法，对律师的意见不予理会。还有极个别律师与法官沆瀣一气，置党纪国法和当事人权益于不顾，把严肃的司法活动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进行令人发指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等。

从法理上看，作为司法活动的主导者法官和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律师，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常与否是事关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两者若能各司其职，依据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其诉讼职能，必将有利于司法公正。但如果两者之间出现了上述不正常关系，则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最终将有碍于法治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分析法官与律师间不正常关系的内外因素，及目前的制度性努力。

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在确立制度优先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律师分类制度、律师执业分流指导制度、律师对法官监督评价机制、法官和律师正常沟通交流机制等设想，以构建正常的法官与律师关系，力求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有所裨益。 一、不正常关系的表象

笔者将当前法官和律师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归纳为两类：一是“过于亲密”的熟人偏向和利益勾结关系；二是“过于疏远”的互不尊重和互不信任关系。 （一） “过于亲密”的关系

1.熟人偏向

根据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即熟人社会。法官作为生活在现实社会的成员个体，必然有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熟人圈子，尤其是法官和律师同属于法律职业者这个小圈子，相似的法学教育背景和经历等常使得彼此间有着同学、校友、曾经的同事等熟人关系，甚至法官和律师个人之间还可能存在诸如配偶、父母子女等更亲密的个人关系。

当他们分别以法官和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见面时，由于上述“亲密”关系可能会产生超乎法律、公正之外的不正常关系，比如法官可能会不自觉的受到亲情、师友情等影响，出于对自己亲友的了解与信任而做出具有偏袒性的裁判，或者以明示、暗示的方式，推荐或介绍当事人聘请其熟人律师。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称之为熟人偏向。

2.利益勾结

与熟人偏向产生的亲密关系不同，另外一种亲密关系完全基于陌生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和权力寻租，法官和律师通过权钱交换形成较为亲密的往来关系和利益同盟，这种关系可概括为利益勾结的关系。

实践中，一些律师从逐利性的商人角色出发，为了扩大案源或者提高案件胜诉率，往往会主动“靠近”或者“巴结”法官；有些法官为了将自己手中的审判权“变现”，也会主动寻找、接触律师，让其作为中间人而谋取不正当利益。这被称为法官与律师间的“勾兑”，久而久之，两者之间会相互串通形成一种过于亲密的不正常关系，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这必将严重违反各自职业道德并损害当事人利益，极大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 “过于疏远”的关系

法官和律师之间过于亲密的熟人偏向和利益勾结等不正常关系有损司法公正，但两者之间如过于疏远而导致互不尊重和互不信任等不正常关系，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1.互不尊重

在法院的庭审当中，除了前面所说的律师与法官“死磕”等现象，我们有时还会看到，个别的律师不遵守法庭纪律，不服从审判长的指挥，对法庭关闭手机和禁止录音录像的要求置若罔闻，脱离法律和事实对法院的判决说三道四；个别法官在庭审中也会采取“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做法，随意打断律师发言、忽视律师作用的发挥。还有的法官年纪较轻，而律师的资历和辈分足以成为其师长，在法庭上律师希望得到法官的额外尊重，而法官却想维护其庭审主导的地位和尊严，双方之间的互不尊重感由此产生。

上述种种法官和律师互不尊重的现象都分别损害了法官、律师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法官和律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理解，这种互不尊重的不正常关系，又为法官“殴打”律师、律师辱骂法官等恶劣现象的出现埋下隐患，并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

2.互不信任

司法活动的开展和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法官和律师的各司其职与共同努力，其基础在于法官与律师间的充分信任，双方缺乏必要的互信，无疑会降低公正司法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但法官和律师因法律职业本质属性上的不同，法官追求的公正中立与律师追求的己方利益天然地具有相互排斥的属性，使得双方之间缺乏比较坚实的信任基础，甚至会形成互不信任的抵触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律师认为自己的专业水平较高，在法律的理解与辨析方面要比法官有发言权，其的案件败诉后可能就会归因于法官的不专业和不廉洁，并对委托人传播“该法官不懂法”、“该法官和对方有关系”或“该法官收了对方的好处”等信息。法官则会认为律师出于商业动机有逐利倾向，可能会为谋取利益而不择手段，鼓动当事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诉求或者上诉，因此不能完全相信律师。

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不仅会成为法官与律师正常沟通的障碍，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各自身边的人对于法官或者律师群体的不信任，进而会让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质疑，最终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中国为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努力与现状

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各种非正常关系，干扰了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权威、中立和廉洁，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为避免和消除法官与律师间的各种非正常关系，进而规范和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正常关系，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比如《法官法》、《律师法》、《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最高法院的《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下称《五个严禁》）等，为法官与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与执业操守指明方向，从各方面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官法》在 “惩戒”部分明确规定了法官不得有的十三种行为，《若干规定》围绕司法公正的目标，全文共使用了26个“不得”、13个“应当”详细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关系。《五个严禁》更是明确规定法官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

因此，可以说，当前相关部门在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正常关系、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实际取得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法官与律师间的种种不正常关系并未消除，甚至有律师当庭辱骂法官等极端案例发生。媒体曾报道称，有律所主任因为其律所的两起官司败诉，当庭辱骂法官，并在宣判笔录上写下脏话，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正。 （二）我国法官与律师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

1.内因

法官和律师之间存在着种种不正常的关系，其根本的原因是法官和律师自身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

一是行为上有疏忽。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法官和律师也不能免俗。特别是当法官和律师之间具有亲戚、朋友、同学、曾经同事等亲密关系时，就放松了自律的要求和警惕的心理，不知不觉间就突破底线超越了正常关系。

二是追求上有偏差。有些法官和律师没有将法律至上、司法公正作为履职的价值追求，而是将追名逐利作为人生导向，为了获取更多非法利益，不惜背离其肩负的职责，私底下进行权钱交易等，少数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利益勾结等不正常关系均与此有关。

三是沟通上有问题。沟通不畅是导致法官和律师之间不正常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两者之间从内心深处所产生的相互不尊重、不信任的感觉，多是由于双方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所致。

四是认识上有错误。突出表现在缺乏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法官和律师分别坚守各自的职业阵地，不将对方视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同盟军，反而当作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异己，防范之心油然而生，信任之感荡然全无，互不信任等不正常关系由此产生。

2.外因

一是制度不到位。当前，中国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的法律条文和纪律规定不在少数，但存在着可操作性差、重复交叉等问题，特别是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不能够在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关系方面形成坚实的“防火墙”或有效的“安全阀”，甚至出现规定越多问题也越多的怪异现象。

二是执行不到位。中国现有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的规定当中，有不少好的举措，但因落实不到位、执行缩水等原因导致很多规定和举措形同虚设，这也是当前一些法官和律师之间不正常关系屡禁不绝且有愈演愈烈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域外经验 （一）英国的律师分流制

英国的职业律师实行分流制，分为小律师和大律师两类，两者同属律师但各司其职，不允许任何律师身兼二职。

小律师（Solicitors）又被称为初级律师、事务律师，主要负责与客户打交道，处理一般性的律师办公室事务性工作等，并帮助大律师在高一级法院的案件论证做基础的准备工作，他们处理全英国大约95%的一般性法律事务。

大律师（Barrister）又被称为出庭律师、辩护律师，主要负责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从事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诉讼工作。大律师只有受小律师的“托办”才能接待委托人，其辩护的案件必须经由小律师初步处理，委托人不会直接和大律师见面。大律师与小律师两者的界限清晰，二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小律师不能晋升为大律师，大律师只许单独开业不能与小律师或其他大律师组建合作形式的律师所，其律师费由小律师支付，大律师在执行公务中不得广告或招揽业务。

这种分流制度在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作用明显。

首先，小律师面向当事人负责接收案件，与法官之间的联系被大律师阻断，因此无法直接与法官接触。

其次，大律师根据小律师准备的材料开庭应诉，与当事人甚少接触，且报酬通过小律师支付，消除了由当事人施加的“必须胜诉”的压力和逐利化倾向产生的进而向法官寻租的动机与行为。这种制度通过大、小律师的各司其职、各守其责的方式，将当事人与律师、法官之间的关系由“当事人-律师-法官”转变成“当事人-事务律师-出庭律师-法官”的模式，如同设置了当事人-事务律师-出庭律师-法官一道防止法官与律师进行权钱交易的“司法安全隔离带”，如此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消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勾结等不正常关系。 （二）美国的律师监督法官制度

美国在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方面做法很多，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司法行为示范守则（1990）》与《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分别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规范，还推出了卓有特色的律师监督法官制度。

律师监督法官制度是平衡法官与律师地位、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以美国康涅狄格州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州就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匿名对法官实行评估，其中重要的调查对象就是参与司法程序的律师。律师调查表主要调查法官对参与法院诉讼程序的各类人员所持的态度、法官在一些具体方面的工作表现，评估调查结果从法官的举止、法律能力、管理技能和对当事人的态度四方面衡量法官工作状况。

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并促使法官和律师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首先，律师因参与调查可加深对法官各方面的了解，法官也会通过反馈情况，了解律师真实的想法和评价，双方借助这种方式加强沟通和了解，并为相互尊重和信任奠定基础。

其次，增强律师对法官的监督和约束，将律师意见纳入到对法官的考评中，防止审判权一权独大、法官独断专行，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律师的地位，并促进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 （三）德国的律师本土化原则

德国的律师本土化原则颇具特色。依照这个原则，律师在受理民事案件时，只能到给予他出庭许可证的法院出庭，其目的在于促进律师在德国大体均匀地分布，避免少数律师拥有大多数的当事人资源。德国律师本土化的原则一方面弱化了律师行业内的竞争，防止律师为争抢案源而“发展”与法官的不正当关系；另一方面，律师相对固定区域的执业既增强了法官和律师间的互相监督，也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正常合作关系。 四、制度设想

在原因分析时，笔者把制度因素放在了外因范畴，但在提出破解之道时，认为应把制度因素放在首要的优先位置考虑。因为不管是认识、沟通问题，还是追求和行为问题，实际上都是行为人个人选择的结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选择理论，对于个人选择的规范和引导中制度是最重要因素。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个人的选择，制度告诉人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

因此，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依赖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而且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应该是最有效、最优先的选择，这有待长期的、全面的制度性努力。结合国外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单纯从理论研究角度提出如下设想：

一是构建律师分类制度。参照英国模式，对中国的律师行业进行人员分类管理，根据律师协会与司法部门的资料对律师划分辅助律师与主诉律师。辅助律师由实习律师或者初任律师来担任，主要负责开庭前的准备工作，联系当事人、整理案件材料等，主诉律师则由有丰富诉讼经验、并经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认定品行良好的律师担任，主要负责出庭诉讼，在法官和律师之间构建一道不正常关系的防火墙。

二是构建律师执业分流指导制度。案源多少直接影响律师的经济收入，基于案源的争抢与维持是导致律师和法官之间不正常关系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律师业面临起步不久和不均衡的现状，在北上广等城市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相对集中饱和，中西部地区律师执业人员则相对不足，导致有的地方案多律师少、有的地方案少律师多，这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照抄德国的本土化原则。但可以结合国情，设置律师执业分流指导制度，定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律师的分布情况，从而指导全国各地、各行业律师的合理分布，防止为了争夺案源而导致的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三是构建律师对法官的监督评价机制。参照美国和德国的有关制度，加强和拓展律师对法官的监督评价途径，比如通过问卷调查、参与法官惩戒委员会等方式让律师参与对法官职业道德和司法行为的监督评价，通过参与法官的选拔任命活动等让律师对法官的选拔任命有话语权，从而确保律师和法官之间各司其职与相互监督。

四是构建法官和律师的正常沟通交流机制。参照域外经验，促进法官与律师之间信息沟通的制度化、长效化，加强、鼓励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正当交流，特别是通过共同参加立法建议、案例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加深两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使之产生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建立坚实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

任何制度的功能发挥在于付诸实践，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束之高阁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因此，要想真正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关系，强化制度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并需相应的程序保障。

首先，要建立制度落实情况的定期考核，相关部门通过定期考核和检查督促相关制度的落地。

其次，建立制度落实情况的社会评价调查机制，发动全社会的监督力量推动相关制度的“落地”。另外，还要建立制度落实情况的总结整改制度，使制度设计不断适应新的实际情况。

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微妙，过于亲密和过于疏远都可能违背和损害公正司法这个永恒主题。而法官与律师之间不正常关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消除他们之间的这种不正常关系也不能一蹴而就。

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士对于该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促使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司法更加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