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安排对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

摘要：文章在界定制度概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制度以其特有的作用机制和社会功能，通过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现实空间、实践手段和转化中介等三方面，保证社会正义从观念到现实的转化。从而达到制度安排对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建构，呼唤制度职能的履行，促进社会正义理想的实现，揭示制度的资源性意义。

关键词：制度；社会正义；资源性意义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正义的理论形式从单纯的伦理学扩大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从制度伦理学的角度对社会正义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界的一大趋势。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讲到：“正义是制度的首要原则。”并进一步指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1]因此，针对社会正义开展的制度性探讨将正义的价值诉求和制度的规范建构有机关联，这就“构成了该社会的制度支柱并由此而增加着社会有序化的可能性”。[2]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正义原则相对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却没有对社会制度在保障正义价值现实化方面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为本文考察制度安排对实现社会正义的资源性意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必要。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制度”是多学科共享概念，但多学科对制度概念的不同界定也导致了其内涵的模糊。伴随现代学科交叉和理论研究的细化，人们对“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凡勃伦将制度理解为一种：“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3]，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4]，施密德将制度理解为“人们之间有秩序的关系集”[5]伯尔曼理解的制度为“结构化的安排”[6]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把“制度”定义为“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7]……尽管如德国学者柯武钢、史漫飞所说：“文献中的‘制度’一词有着众多和矛盾的定义。不同学派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已不可能给出一个普适的定义来。”[8]但我们在众多的制度定义中，还可以判别出三类大致倾向：制度经济学学者主要将制度理解为一种组织机构或结构，如康芒斯、科斯和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派和社会契约论者则将制度界定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约束、行为准则、规范体系，如诺思、马克斯·韦伯、罗尔斯；另外还有一些人，如凡勃伦和哈耶克，将制度的定义范围扩展到文化、习惯、社会规则等无形的方面，认为制度是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致力于考察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价值，所以侧重于制度在“制度正义”这一问题域中的内涵与外延。首先，“制度正义”中的“制度”仅指狭义的正式制度，即国家和社会中每个组织和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秩序和规则，不包含“习惯”、“风俗”、“文化”以及“潜规则”；其次，“制度正义”中的“制度”是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的统一。基本制度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和背景正义的制度，它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或者说是非基本制度得以呈现和具体化，二者不离不弃；最后，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具备自我实现能力的制度体统。作为一个包括规则内容、特定对象、内在理念、实现载体四大要素在内的系统，制度具备自我实现能力。

制度可以使正义价值观念由应然转变为实然，从制度哲学的高度来讲，是因为制度的社会存在属性使其先天具备了将客观世界主观化和将主观世界客观化的能力，从而达到正义的主观愿望与社会正义客观现实的统一。制度是价值原则、伦理观念、社会理想、理论原则的对象化和客观化。一方面，正义观念在制度的对象化、客观化过程中扬弃自身的主观性，并外化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之中；另一方面，制度在社会正义的价值原则、伦理观念、社会理想等中的内化，既充当了社会正义实践过程中具体的、客观的现实依据，又扬弃了直接客观性。制度的这种特殊品格，使其同时扬弃了社会现实存在和主观价值观念的对立，从而实现了主客一体。由此，制度才具备了将社会正义的观念性存在过渡到现实性存在的可能。具体说来，这一过渡是通过三方面实现的，即社会的制度安排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制度性空间、提供实践手段、充当转化媒介。

二、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现实空间

制度，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秩序、规则，起着划定正当、合理行为标准的作用。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度，可以为所有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行为提供现实空间。这是因为，“规则是以规范或秩序选择的标准，即把什么是禁止的与什么是允许的及要求的区分开来作为基础的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愿。人类通过对所有可能的行为设置界限，便能够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并且仍然对选择自由开放充分的空间”[9]。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开辟的这一制度化空间，可概括为社会正义的制度环境，也即制度建设为社会成员提供的践行正义行为的制度化社会生活空间。

一方面，正义制度环境划定人们进行社会行为选择的边界。个人在确定正义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他自己给自己颁布的法则”[10]，还受到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的影响。在社会生活历史中，业已形成的并作为客观社会存在固定下来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活动。制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向人们提供规约和可预见性，诸多具体制度更以各种方式直接导引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活中，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践履正义行为的选择范围，有关社会正义的内容也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得到人们的普遍共识、认可与遵循。换言之，正义理想的确立、正义意识的培养、正义人格的养成都是现实社会正义制度环境影响的产物。个人在超出正义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很难真正作出符合现实社会正义要求的行为选择。

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统一的客观标准。正义观念在发挥行为导向上的主观差异性，需要我们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找合理性的客观标准。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标准就是现实社会的制度环境。因为制度环境是按照不同行业部门的特点将道德规范、道德目标转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从活动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这既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社会正义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在价值观念之外为消解正义观念上的混乱和困惑找到了实践的钥匙。

制度环境通过划定人们社会行为选择的边界，通过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客观统一的标准，框定了社会正义得以兑现的生产生活关系形式，同时也规定了人们交往合作的范围，厘清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合法性界线。如此，社会发展就被规范在一个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化空间内，正义价值由应然向实然的转化成为可能。

三、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实践手段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制度的手段作用：“制度可以叫做复杂的制度化的角色整合，这种整合在所谈及的社会系统中具有战略性结构的意义。”[11]制度整合是通过社会制度体制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整体，这种社会组织整合方式又称为权力整合。社会正义不是一个社会群体中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事情，它需要整个社会在认识上对正义原则的尊重，在行动上对正义原则的共同遵守。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组成是复杂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正义标准和思维水平，很难形成统一。制度通过外在的规范力量，统一社会意志，有助于增强实现社会正义的凝聚力。围绕制度安排的整合作用，制度安排进一步展开了实现社会正义的实践手段：约束与激励。

制度之所以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于制度中储存着信息和规则。这些信息和规则替代了个人思维的必要性。制度安排在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正义与非正义划分的同时，也就等于提供给社会成员以相应的行动信息，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行为，如此行为会得到制度保护；什么样的行为是非正义行为，如此行为应将受到制度限制与惩罚。人们通过具有普遍效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可做出相应的判断，从而对自身行为进行取舍。这种取舍即制度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与激励的结果。换言之即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的实践手段。

制度安排能够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实践手段，因为制度是以某种关系为尺度对行为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的这种作用引导着社会行为的选择，制度安排通过这种选择方式，决定符合社会正义的因素归入应该被鼓励的范围，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因素归入应该受到限制的范围。在这一选择基础上，制度又通过其明示的强制规范力，对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社会行为进行校正、打击甚至惩罚，以此使社会非正义行为受到限制和约束；对合乎正义标准的社会行为进行保护和鼓励，以此赋予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人格，唤起社会共同体成员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整合作用衍生出约束和激励手段，从而有力地保障了社会正义的实现。

四、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转化中介

如果说正义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理性的道德价值，那么，社会正义则是现实的、与感性世界相联系的社会成员价值行为的集合。那么，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作为应然到实然的过渡，至少包含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个体美德与社会规范、理论原则与政治实践等三方面的转化。为实现社会正义，制度安排本身即此三方面转化的中介。

第一，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转化中介。实质正义是对客观对象的道义追求，它指向客观对象的终极价值关怀，可称之为内容的“善”或实质的“善”。程序正义则追问客观对象的存在方式，它指向客观对象的终极价值实现，可称之为形式的“善”或技术的“善”。正义关涉制度建设的实质内容而非程序。一般而言，实质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反映实质正义，二者相互对应。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程序正义的工具理性扩张淹没了实质正义的价值关怀，或者实质正义失去程序正义的支撑而停留于理想的“乌托邦”状态。或者说，制度建设在程序和实质方面都追求“善”，但同时保持善的两个层面则需要转化中介。社会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体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保证以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实现为终极价值关怀，而且能够通过公正、透明的程序来实现实质正义所指向的价值关怀。“一个效力和实效稳定统一的制度，不仅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秩序，更可以在这种稳定规范秩序中呈现与传达一种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精神。”[12]制度安排既保证程序正义的“效力”，又保证实质正义的“实效”。因此，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原则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转化中介。

第二，个体美德与社会规范的转化中介。美国学学者布莱恩·巴里在《正义诸理论》中提出，正义的观念性存在多以个体美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个体美德中的正义发挥，依赖于主体自觉，强调主体自律。而正义的制度性存在则依赖于社会制度规范的调控，强调他律的作用。主体自觉与社会调控、主体自律与他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因为正义的制度中包含着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基本框架，从而对个体正义具有原生性的约束，个体的正义美德成为制度道德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又因为正义的制度化安排对不同的行为主体具有同等的客观有效性，它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具有矫正作用，可以将个体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所以，正义的制度较之于个体正义美德，具有一系列发挥其社会功能的特殊形式。美德正义要想获得普遍有效化和客观约束力，实现向社会规范的升级，实现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过渡，就必须接受制度化的洗礼。制度性方式存在的正义即正义制度，是由个体美德到社会规范最有效的中介。

第三，理论原则与政治实践的转化中介。社会正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追求，是政治的崇高理想和价值目标，任何一个国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它已经成为世界现代政治的共同原则。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理论原则的正义和政治实践中的正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为现实政治行为提供指导原则和实践方向的正义，只具有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意义；而后者则更注重在国家或社会的具体政治活动中，将统一的理论原则作用于社会现实，进而促进社会正义的形成。社会正义的理论原则虽然具有原则性指导意义，但是它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间接无力的，它要获得公共权力并形成政治决策，必须依赖一个使其可以进行实践操作从而具备普遍效力的中介性存在。社会正义的制度化建设，将正义的价值取向引入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之中，也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评价提供重要标准。制度正义是实现理论原则过渡到社会政治实践的工具。

社会正义的存在方式可以区分为观念性存在方式和制度性（或者说是规范性）存在方式，前者所关注的是正义本身的、内在的、一般的价值属性，而后者所关注的是正义在从“精神”到“实践”这一过程中的实证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技术属性。二者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具有内在互生性特征。但以制度方式存在的正义相对于观念正义来说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社会正义的兑现过程中，正义的制度安排通过统一社会共识、确认社会结构、协调社会矛盾、规范社会行为等作用机制，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现实空间、实践手段和转化中介，从而完成对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建构。因此，制度安排具有将正义的观念性存在导向正义现实的资源性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规则、契约为基础的法制社会，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和前提保障，制度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代诉求之一，这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影响制度正义建设的诸多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体系建设，为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罗尔斯[美].正义论[M].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59页.

[2]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89页.

[3]参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第139—140页.

[4]参见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第87页.

[5]参见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5页.

[6]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6页.

[7]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5页.

[8]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第32页.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西特[美]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45页.

[10]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14.

[11]D·P·约翰逊[美].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521—522页.

[12]高兆明，制度伦理与制度“善”[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6）.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上海 200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