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

山西的历史，尤其北朝这一段，纷繁驳杂，绚丽多彩，统一和多

民族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统一已由汉族的观念升华

为各族共识与政治目标。这种新历史观，是隋唐统一的精神基础，

追溯它的来源，与拓跋部定都平城、统一北方密切相关。可以

说，没有北朝，便不会有多民族的开放统一的隋唐，也不会出现盛唐。

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过渡地带的山西，堪称诸民族汇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265～589年），全国政治格局经历了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开始和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力量，都是聚集于今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晋统一局面者，是避居吕梁山区的匈奴酋帅刘渊。130余年后，结束这场漫长痛苦的分裂的，是定都山西的鲜卑拓跋部。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先后败后燕、攻大夏、克北燕、灭北凉、降后仇池诸国，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停止了分裂带给北方的浩劫，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山西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一个是后期的晋阳（今太原）。平城与北部游牧区相连，自古为军事重地。北魏定都平城，许多降民迁来，人口不断增加，最多达150万（李凭著《平城时代》），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三长制、均田制等稳定社会、促进农业的政策相继推出，北方得以休养生息，回到发展的轨道上。统治者又通过认同汉族官制礼俗，推动民族融合，为迁都洛阳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汉化做好了准备。

平城附近发现了大量鲜卑遗存。御河东沙岭太武帝时期墓葬壁画和其他墓葬壁画中，醒目地绘着毡帐星布、牛车马群，以及席地而坐、宰羊饮酒的宴饮场面。而在文成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除保留驱狗放马、弯弓射箭、集体狩猎的游牧生活场景外，开始出现养殖耕牛、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墓葬出土物中反映农业生产的器物、画面数量不断上升，集体狩猎等场面逐渐减少。两种生产形式上下浮沉的情况，反映出两种生产方式的渗透融合及其农业生产逐渐为主的趋势。

晋阳位于山西中部，北魏后期地位日益重要。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北魏后期的尔朱荣、高欢，都是依靠雄踞晋阳、掌控并州精骑而遥控朝廷、争夺天下的。在太原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同样发现了当时民族汇聚的遗存。北齐东安王娄睿墓、顺阳王厍狄洛墓、北齐大将军贺拔昌墓等诸墓主都是来自鲜卑集团。近年斛律金父亲《斛律那墓碑》的发现，证明太原地区还活动着一些高车部落。而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的壁画和出土陶俑，相貌服饰均有差异，显然来自不同民族，反映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曲折与历史趋势。

遗址、石窟、墓葬、出土器物等丰富多彩的北朝物质遗存，涉及到文化、政治、军事、经济、艺术等领域，清晰展现了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及特点。北朝前期的服饰、器用、毡帐、车具等遗存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随着时间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渐淡化，一种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逐渐走向主导地位。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制度如此，文化也是如此。

山西与丝路联系由来已久，关系最密切时期，莫过于北朝，并对当时其他地区乃至后世影响极大。《汉书》记载诸国距中原的距离，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后汉书》和《晋书》中则以洛阳为目的地；而进入北朝，《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中记述西域诸国，都记载与“代”（即平城）的距离，如粟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今伊朗）“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秦国（古代罗马帝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可见在古代史家心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丝绸之路的东端。

在平城遗址和晋阳城遗址及周围，至今遗存着许多有关丝路的遗迹和遗物，最著名的当属云冈石窟，这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证，中西因素相互结合，气势恢宏，独一无二。平城遗址内还出土了许多外来器物，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琉璃碗、银质耳杯、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外来造型的四狮环立石灯、各种中亚伎乐俑和丝路东传乐器等，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与平城的重要关系。可以说，平城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时代，自北魏太武帝起，不仅把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而且之后来往的深度、广度上都超越两汉，深入到民间和社会诸阶层，延续到唐五代之后。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为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别都”，胡商辐辏，贸易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之一，留下许多胡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据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降，晋阳定居着许多粟特人，如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亲等。除粟特人外，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人的形象，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人物俑最有特色，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一手牵缰绳，一手举向嘴边打着口哨。类似的突厥人形象，在西安北周史君墓、安伽墓、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石葬具雕刻图案中多次出现。

粟特人在山西的遗存众多，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带来了许多西方生产的器物，如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二是引进了玻璃器制造技术和葡萄种植技术。《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史料不但记载了大月氏人把生产玻璃工艺与技术传到中原，使得中原从北魏起就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并成批生产销售。2002年冬，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玻璃壶，形制与北魏墓葬中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三是传入了丝路艺术，最著名的是乐舞，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五百余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多过传统乐器。此外在云冈石窟中还有造型独特的舞蹈形象，北朝、唐代流行的胡腾舞与胡旋舞在山西墓葬壁画器物中屡次出现，成为北朝文化的重要内容。

山西北朝文明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以来，汉族文明已在此扎根繁衍。特别是北魏太武帝攻占河西，将大批文化人迁至平城，使山西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和环境气氛优于其他地区。另一个是游牧文明，两种文明汇聚碰撞，孕育了新的更加富有生机的北朝文明。